将军比平常哪一天睡的时间都长。无论是邻近果园里鸟儿的啁啾，还是教堂里的钟声，都没有把他闹醒，何塞·帕拉西奥斯俯在吊床边好几次。想听听是不是仍在呼吸。当他睁开眼时，已经八点多了，天已经开始热了起来。

“10月16日，星期六”，何塞·帕拉西奥斯说，“今天是圣玛加丽塔·玛丽亚·阿拉科克日。”

将军下了吊床，眼睛望着飞着尘土、寂无一人的广场和破败不堪的教堂，几只兀鹰在争食一条死狗的残骸。炙人的朝阳预示着今天又将热得透不过气来。

“我们离开这儿，赶快走”将军说，“我不想听见毙人的枪声。”

何塞·帕拉西奥斯心里一震。他这是生活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时代，他的样子也和当时一模一样，赤着脚站在砖坯铺就的地上，下面穿着长长的短裤，剃光的头上戴着一顶睡帽。这是在现实中重温的一个旧梦。

“我们不会听到毙人的枪声，”何塞。帕拉西奥斯说，接着他又有意精确地加了一句：“皮亚尔将军是在安戈斯图拉处决的，不是今天下午，而是三年前如同今天的一天。”

曼努埃尔·皮亚尔将军，库拉索岛人，是个黑白混血儿，为人严酷无情，当时35岁，在爱国者民兵队伍里他功勋卓著，当解放者军队迫切要求所有的力量团结一致以钳制莫里略的部队迅猛推进时，他使将军的权威经受了一次考验。皮亚尔号召黑人、黑白混血儿，桑巴人以及全岛所有无依无靠的人起来反对以将军为代表的加拉加斯的白人贵族。他的声望和象救世主般受到的欢迎只有何塞·安东尼奥·派斯或绰号保皇党人的搏韦斯（52）能与之相比，而且解放者军队里的一些白人军官也因他的影响转而支持他的主张。将军对他使尽了劝导的艺术，都没有收效。最后，将军下令把他逮捕，皮亚尔被押送到了临时首都安戈斯图拉，在这时，将军争取了一批亲近他的军官，地位得到了巩固，这些军官里有几个人后来一直陪同将军进行那次沿着马格达莱纳河的旅行。一个由将军任命、有皮亚尔在军队里的朋友参加的军事法庭对他进行了速决审判，何塞·玛丽亚·卡雷尼奥担任法庭负责人。辨护人称赞皮亚尔是反对西班牙政权的杰出人物之一，他这话没有一丝虚假的成分。皮亚尔被宣布犯有逃跑罪、叛乱罪和叛国罪，被判以死刑并取消一切军事荣誉称号。了解皮亚尔的功绩的人，都认为将军不可能批准这一判决，特别这是在莫里略的部队刚收复数个省份、爱国者的士气极为低落，大家都为队伍可能要大规模溃逃而担忧操心的时刻。将军受到了各种压力，他亲切地听取了皮亚尔最接近的一些朋友的看法，布里塞尼奥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他的决定是不能申诉的。最后，他撤销了关于取消皮亚尔军事荣誉称号的决定，批准了枪决的判决，而且加重为当众执行。那是个一切坏事都可以发生的漫漫长夜。10月16日下午五点，死刑在安戈斯图拉大广场的炎炎烈日下执行，六个月前，是皮亚尔本人亲自从西班牙人手里夺取了这座城市。行刑队队长让人把几只兀鹰啄食的死狗残骸弄走，关严了广场四周的入口处，以免一些无人管理的动物闯进来破坏了行刑的庄严气氛。皮亚尔要求让他给行刑队下令开火，他的这一最后殊荣遭到了拒绝，他的眼睛被强迫用黑纱蒙了起来，但并未能阻止他在离开这个世界时亲吻十字架和向国旗永远道别。

将军拒绝观看处决的场面。当时，唯一呆在他身边的人是何塞·帕拉西奥斯，当广场上传来枪声时，后者看到他如何挣扎着抑制将要流出的泪水。他在给部队通报此事的公告中说：“昨天是我痛心的一天。”在他一生的以后时日里，他将会反复说明，那是拯救国家的政治需要，它说服了违抗命令者，避免了一场内战。不管怎么说，那是他一生中最残暴地使用权力的一次举动，但也是一次最及时的行动，它立即巩固了他的权威，统一了军队的指挥权，并为他获取荣誉廓清了道路。

13年后，在索莱达小镇上，他好象根本没有觉察到自己成了时间次序错乱的牺牲品。他的目光仍然盯着广场，直到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妪，牵着一条驮椰子的毛驴穿过那里，她的身影吓得几只啄食的兀鹰四下惊飞。这时，他才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回到了吊床上，也没有谁问他，他就说出了何塞·帕拉西奥斯从安戈斯图拉那个夜晚就一直想知道的那个答案。

“我还将那样干。”他说。

到那时，我们将登上厄瓜多尔的钦博拉索山，把永远统一，自由的大美洲三色旗插在雪山项上。

我怎样才能走出这座迷宫呢？

最大的危险是行走，危险不在于会跌跤，而在于过分吃力。相反，他上下楼梯倒没有关系，因为显然总会有人搀扶，尽管他自己可以上楼下楼。不过，当真的有人搀扶他时，他却不允许他们这样做。“谢谢，”他说，“我自己能行。”

有一天他终于不行了。那一天，他正准备自己下楼，突然天旋地转起来。“我腿一软一下子跌在了地上，摔了个半死。”他告诉一个朋友说。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因为他刚好晕倒在楼梯边上，那轻飘飘的身体没有顺着楼梯滚下去。

加斯特尔冯多赶忙用堂·巴托罗梅·莫利纳雷斯的汽车把他送到古老的圣尼科拉斯去。将军从前来这儿的时候，莫利纳雷斯先生曾把他安置在自己家中，这一次他又为他准备了一间同样宽大，通风良好的卧室，而且面临安查大街在路上，将军的左眼角里出现了一种粘稠的东西，使他很不舒服。他沿途什么也不看，只是有时似乎嘴里嘟嘟哝哝象是在祈祷，实际上，那是在低吟他喜欢的诗篇。将军向来很注意自身的卫生，可这次他居然不去擦眼角里的分泌物，这不禁令医生感到惊奇，只好自己动手替他擦拭。刚一进城将军便醒了过来，这时，一群脱缰的母牛在狂奔乱跑，虽然没有把他的车撞翻，却撞上了牧师的双轮四座轿式马车。牧师在空中翻了个筋斗，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他立即从地上爬起来，黑色的长袍和头发上都沾上了尘土。前额和双手都碰出了血。当牧师从震惊中平静下来时，榴弹兵不得不走在前边开路，推开那些一心看热闹的行人和看到牧师挨摔只是拍手叫好的光屁股孩童，他们根本不知道象死人一般坐在车子阴影里的那位过客究竟是谁。

医生向将军介绍说，当大主教们在讲道台上疯狂地反对他时，牧师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坚决支持他的人之一，为此他被加上“好色的共济会会员”的罪名逐出了教门。将军对发生的一切似乎已经麻木不仁，直到看见牧师长袍上的血迹时才意识到世界的存在。牧师要求他运用他们的权威让母牛不要在城内乱跑，因为大街上已有那么多车辆，再加上这些母牛，行人难免会出危险。

“您不要自我没趣啦，阁下，”他漫不经心地对牧师说，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全国的情形都一样”。

上午十一点钟的阳光洒在宽阔悲凉的沙地街面上，四周寂寞无声，整座城市散发着热气，象一个大蒸笼。将军很高兴人们没有把他安排在这座城市呆太长的时间，只是准备让他在那儿恢复跌跤对身体造成的影响，并打算让他在一个波浪翻滚的日子里乘船海上一游去，因为那本《法国医疗手册》上说，头晕可以帮助吐出胆汁和清洗胃。他的身体恢复得很快，但在大海怒吼的日子里安排船只却不那么容易。

将军对于自己每况愈下的体力感到十分恼火。他没有精力参加任何政治或社会活动。如果接待某个来访者的话，那只能是他的契友，是途径此城来向他道别的人。他住的房子宽敞，凉爽，宁静，具备11月里可能得到的一切优越条件，主人还为他把这幢房子变成了家庭医院。堂·巴托洛梅是战争中众多的倾家荡产者之一，战争给他留下的唯一好处是他的邮政管理员的职务。这个职务他已担任了10年，但是没有一分钱的工资。这个人极为忠厚善良，上次来此地旅行时，将军曾戏谑地称他为教皇。他的妻子是一位爱唠叨然而十分能干的家庭主妇，每天刺绣花边，拿到欧洲来的轮船上去卖，很受欢迎。但是自从将军来了以后，她放下手里的营生，专心为他服务。她甚至跟费尔南达·巴里加吵了嘴，因为她主张炒扁豆时加橄榄油，她认为橄榄油可以治疗胸口疼，然而将军只是出于感激才勉强把这种菜咽进肚里。

那些天最使将军厌烦的是眼角里不断流出那种粘糊糊的液体，他的情绪十分低落，最后终于答应了为他点母菊花眼药水。为了避免长脚蚊的袭击，也为了摆脱黄昏的凄凉，得到瞬间的安慰，将军参加了打牌。在打牌中间，将军很少后悔出错牌，然而有一次出错了牌在跟房东半认真半开玩笑中他说出的一个警句令他们大为震惊，“一个合适的协议胜过打赢一千次官司。”

“政治上也是这样吗？”莫利纳雷斯先生问道。

“特别是在政治问题上。”将军说，“我们未能同桑坦德和好使我们大家遭到了厄运。”

“只要有朋友，就存在希望。”

“恰恰相反，”将军说，“不是敌人的背信弃义，而是朋友们的折腾葬送了我的荣誉。是他们使我上了奥卡尼亚议会的贼船，是他们使我陷入了君主政体的麻烦，是他们最初迫使我去争取重新当选总统，而后又以同样的理由让我放弃这一职位，而现在他们把我囚禁在这个国家里，我现在已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丢失了。”

雨没完没了地下着，潮湿甚至使人们的记忆都产生了裂缝。然而，即使在夜间也是热浪逼人，将军不得不几次替换被汗水湿透的衣服。“我感到象是在洗热水澡。”他抱怨说。一天下午，他整整在阳台上坐了三个小时，看着贫民区的破砖烂瓦、家什杂物、动物尸体被一阵震天动地的暴雨形成的激流席卷而去，暴雨简直要把房舍连地基全部冲走。

驻军司令兼市长胡安·格伦少校冒着大雨风风火火地来了，因为他听说比斯瓦尔先生的一个女仆由于把将军在索莱达剪下的头发作为圣物出售而被捕。将军再次感到无限伤悲，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一切都变成了廉价的处理商品。

“人们在心目中已经认为我已去见上帝了。”他说。

莫利纳雷斯夫人走近牌桌旁的安乐椅接着说道：“不，大家还象原来那样对待您，您是一位圣人。”

“嗯，”他说，“如果是这样，那就把那个可怜无辜的女人放掉吧。”

将军不再书籍。如有不得不写的信，他便向费尔南多口授大意，令其捉刀代笔，即使需要他亲笔署名的少数信件他也懒得看。上午，他呆坐在阳台上，定睛地看着铺满沙子的冷清街道和驮水走过的毛驴，注视着那个放荡而欢乐的黑女人在叫卖被烈日晒干的小鱼，凝望着十一点整放学回来的小学生和身穿缀满补丁的道袍、站在教堂门廊下为他祷告的牧师，他几乎被热得融化了。下午一点钟，在别人睡午觉的时候将军沿着臭气冲天的河沟独自蹓跶，他自身的孤影把露天市场上的一群兀鹫吓得四下乱飞。他同寥寥几个认出他的人们打着招呼，那些人看到他身着便装，形容枯槁。他一直走到榴弹兵的营地，所谓营地，只是内河航远港口对面的一个泥巴芦苇墙的棚屋。他担心军队厌战会造成士气低落，从那乱糟糟的营房来看，士气低落已无庸置疑，那里散发出的臭气已经令人难以忍受。但是，一个由于天气闷热而头昏脑胀的军曹一语道出的真情却更使将军惶惑不安。

“给我们带来麻烦的不是士气，阁下，”他对将军说，“而是淋病。”

直到这时，将军才知道士兵患淋病的事。当地医生已竭尽全力，用光了高锰酸盐灌肠剂和奶糖缓解剂，并且把问题提交给了军队指挥官，但军官们对如何处置这件事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全城人都知道了淋病在威胁着他们，光荣的共和国军队被视为瘟疫的传播者。将军并不象别人那样惊慌失措，他当机立断，决定实行绝对的隔离检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