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加掩饰地变换了话题，医生见此哈哈一笑以遮掩自己的唐突。将军知道，毫无疑问他的那些风流韵事没有哪一件逃得过他的随从们的背后议论。他从没有夸耀过自己的那些艳遇，但是，他的艳遇如此之多，而且满城风雨，他床上的那些隐私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了。一封普通的信从利马到加拉加斯要走三个月，而有关他的那些桃色奇事的流言好似飞一样转眼就传到了。丑闻就象另一个身影一样追踪着他，他的那些情妇被脸上的灰十字永远标明了身分，而他却还在履行徒劳的义务，为那受到神圣法典保护的风流秘事保密，谁也没有听说过他对曾与他相好的某一女人有过不忠的事，当然，何塞·帕拉西奥斯除外，因为他是将军所有事情的同谋。甚至对于加斯特尔冯多大夫这样天真的好奇，他都不透一丝口风，医生所指的是曼努埃拉·萨恩斯，有关她私人生活的那些传闻已是尽人皆知的事，而且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注意保密的了。

除了这一短暂的插曲外，对将军来说，加斯特尔冯多大夫的到来真似天意的安排。他用博学的癫狂举动振奋起他的精神，他与他共享口袋里的那些搪渍小动物、奶制甜食和木薯粉做的巧克力糖块。他说将军接受他的建议是出于谦恭，将军与他共享那些食物是为了消遣。一天，将军埋怨说，这些沙笼的美食只能用来敷衍饥饿，但不能恢复体重，而这却是将军所希望的。“别担心，阁下，”医生回答说，“从嘴里进去的东西都能使人发福，而从嘴里说出来的一切则使人失去尊严。”他的理论使将军觉得如此有趣，以至答应与他干了一杯陈年佳酿，并喝了一杯西谷椰子粉汁。

然而，医生以如此精心的疗法使他变好了的脾气，一听到不愉快的消息后，又变坏了。某个人告诉他说，他在卡塔赫纳住过的那一家主人，由于担心传染，把他睡过的小床、垫子和床单，以及他逗留期间触碰过的一切东西都焚烧了。他下令让堂胡安·德迪奥斯·阿马多尔从存在他那儿的钱里拿出一定数量，除了付给那一家房租外，把烧毁的那些东西都按全新物品计价付钱。不过，尽管这样，也没有能减轻他心头的苦味。

数天以后，他感到更加难受，因为得悉华金·莫斯克拉在去美国的途中曾路经附近，但并未屈尊去看他一下。他毫不掩饰内心的焦虑，问了一个又一个人，最后知道了莫斯克拉在候船期间确实在海滨地区呆了一个多星期，看望了不少与将军共同的朋友，也走访了几个将军的政敌，并对将军评论为忘恩负义的那些事向所有的人表示了他的不快。当他已登上载他远行的小艇，趁船尚末起航的时候，他对那些赶去送行的人概括了他固定的看法：“请你们牢牢记住，这个家伙他谁也不喜欢。”

何塞·帕拉西奥斯清楚，将军对于类似的指责何等敏感。没有什么能比某人怀疑他的情感这样的事更使他痛心和恼火了，他以那惊人的魅力可以劈山，能够移海，甚至能使怀疑他情感的人相信怀疑错了，在他荣誉的顶峰时期，安戈斯图拉的美人儿德尔菲娜·瓜迪奥拉对他朝三暮四的作风极为恼怒，让他吃了闭门羹。“将军，您是个谁都比不上的出色的男子汉，”她对他说，“但谈情说爱的事情您不够格。”他从厨房的窗子里钻了进去，与她整整呆了三天，结果不仅差点导致一场战斗的失败，而且差点丢了性命，直到最后获得了德尔菲娜对他的完全信赖。

这时候，莫斯克拉已远离他暂住的地方了，但只要一碰到可以交谈的人，他就发泄心中的愤恨。他不停地反问，一个允许用官方照会把委内瑞拉遣责和流放他的决定通告于他的人，有什么权利来谈论人的爱心。“他该感到高兴。因为我没有给他复信而使他免除了一次历史性的惩罚。”他高声叫道。他回顾了为他所做的一切，如何帮助他成为后来那样的人物，如何忍受了他那农民的自我陶醉的无知行为。最后，他给一个普通的朋友写了一封绝望的长信，目的是不管莫斯克拉在世界的什么地方，都能使他痛苦的呼声送到他的耳边。

相反，那些尚没有收到的消息象一团看不见的迷雾把他包裹在里面。乌达内塔仍然没有给他回信。他在委内瑞拉的心腹布里塞尼奥·门德斯给他寄来了一封信和他非常爱吃的牙买加水果，但送信的人，却淹死了。他安排在东部边境的胡斯托·布里塞尼奥，那慢慢吞吞的行动把他急死了。乌达内塔的沉默给全国罩上了阴影。而他在伦敦的联系人费尔南德斯·马德里的去世，则给世界罩上了阴影。

将军有所不知的是，当他得不到乌达内塔的一点消息时，这一位却与他的随行军官们保持积极的联系，试图让他们从将军嘴里掏出一个明确无误的答复。乌达内塔在给奥莱亚里的信上写道：“我需要彻底地知道将军接受还是不接受总统的职务，还是我们一生都得跟在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幻影后面奔跑。”不仅奥莱亚里，他周围的其他一些人都企图得到他对此事的答复，以便通知乌达内塔，但是将军的搪塞手腕无法破突。

终于接到了来自里奥阿查的消息，情况远比通常的不祥之兆更为严重。正如原先预计的那样，曼努埃尔·巴尔德斯将军于10月20日夺取了里奥阿查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但在紧接着的下一个星期，卡鲁霍歼灭了巴尔德斯的两个侦察连。巴尔德斯向蒙蒂利亚提出了辞呈，并企图说成是高尚的举动，而蒙蒂利亚却认为他的辞职丢尽了脸。“这个无赖被吓死了。”他说，“根据原订的计划，距攻克马拉开波只剩15天了，然而单是控制里奥阿查，也成为无法实现的梦想了。”

“娘的！”将军大声嚷道，“我这位将军里最出类拔萃的英雄，连一场兵营的骚乱都平息不了。”

然而，对他刺激最大的消息是、政府军到哪儿，哪儿的居民就四散奔逃，因为他们把军队与将军看作一丘之貉，他们认为他就是杀害里奥阿查人民所祟拜的偶像，本地出身的海军上将帕迪利亚的凶手。另外，与此同时，国内其它地方的情况也极为不妙，到处是无政府状态，到处都是乱糟糟的一片，而乌达内塔政权又没有能力对付这样的局面。那天，当碰见将军在一位刚给他送来圣菲方面消息的特使面前破口大骂时，加斯特尔冯多大夫又一次为他胆汁的复生能力感到吃惊。“这个狗屁政府，它不是让老百姓和重要人物参与国事，而是把他们的手脚捆得不能动弹，”他一个劲地嚷道，“它将再一次垮台，而且不会第三次得救，因为它的那些成员和支持它的民众将被斩尽杀绝。”

医生想平息他怒火的努力根本没有用，当他痛斥完政府后，又直着嗓门一个一个地数落所有跟过他的那些参谋人员。对华金·巴里加上校，这位二次大战役的英雄，说有多坏就有多坏，“甚至是杀人犯”，对被疑为参与阴谋杀害苏克雷的佩德罗·马格伊蒂奥将军，说他是能力低下的指挥官，对他在考卡省最坚定的支持者冈萨雷斯狠狠地砍了一刀：“他患的病就是忧郁病和软弱症。”发完火后，嘴里直喘粗气，一下跌坐在摇椅里，好让他的心脏稍微缓一下劲儿，20年来，他一直都需要这样的休息。这时，他看到了僵立在大门边的加斯特尔冯多大夫，于是提高嗓音说道“说到底，对一个用两座房子作赌注玩骰子的人，您能期待他什么呢？”

加斯特尔冯多大夫觉得摸不着头脑。

“您在说谁？”他问道。

“说乌达内塔，”将军答道，‘在马拉开波，他把两座房子都输给了一位海军司令，但是在房契上却让写着是卖给对方的。”将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当然，与奸诈狡猾的桑坦德相比，他们还是大好人，”他继续说道，“桑坦德的朋党盗窃向英国借来的贷款，以实际价值十分之一的价钱搜购债券，然后国家付给他们百分之一百的钱。”他声明，不管怎样，他反对向外国贷款不是担心出现腐败现象，而是及时预见到了它威胁着曾为之流过如此多鲜血的独立事业。

“我比憎恶西班牙人还要憎恶外债，”他说，“所以我提醒桑坦德，如果我们接受贷款，我们为国民做的那些好事将付于东流，因为我们得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偿付利息。现在我们都看清楚了，我们将毁于外债。”

在现政府开始执政时，他不仅赞同乌达内塔关于尊重战败者生命安全的决定，而且为这一新的战争伦理观表示祝贺：“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敌人用我们对付西班牙人的做法来对付我们。”就是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恶战。但是，在索莱达小镇上的那些黑暗的长夜里，他在一封叫人受不了的信里提醒乌达内塔，在所有的内战中，总是最残酷的人获胜。“请相信我说的，大夫，”他对医生说道，“我们的威严，我们的生命只有用我们敌手的鲜血才能保存。”

突然，他的暴怒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象它发生时一样突然，将军对刚刚被他辱骂过的军官一一予以历史性的赦免。“不管怎么说，是我错了，”他说，“他们想到的只是争取独立，这是件直接而具体的事情，唉，而且干得不错！”他向医生伸出骨瘦如柴的手，让帮他站起来，他长叹了一声结束道：“相反，我却在寻找一种虚无东西的梦幻中迷失了方向。”

就在那些天里，伊图尔维德的去留一事决定了。10月末，他接到了他母亲的一封信，一般都是从乔治敦写来，告诉他说，墨西哥自由派力量的发展使他们一家重返祖国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他这种欲言又止的迟疑态度，加上他从小就有的优柔寡断的性格，折腾他实在无法忍受。幸好，一天下午，将军倚着他的胳膊在走廊里漫步时，意想不到地给他说起了过去的一件事。

“说起墨西哥只有一件事的印象不愉快，”他说，“那是在韦拉克鲁斯，码头上船长的一群大猎犬把我准备带到西班牙的两条狗崽撕咬成了碎片。”

不管怎样，他说，那是他的第一次社会经历，给他永远留在心里。他第一次去欧洲是1799年2月，本来只计划在韦拉克鲁斯作短暂的停留，后来几乎停留了两个月，因为下一站停留的地点哈瓦那正遭受英国的封锁。在韦拉克鲁斯的耽搁，使他有时间乘车去了一趟墨西哥城，车子在积雪的火山和光怪陆离的沙漠里几乎往上爬了3000米的高度，这种自然景色与他一直生活的土地、阿拉瓜河流域那充满田园情趣的黎明，没有一点共同之处。“我寻思月球上就应该那个样子。”他说。墨西哥城的空气如此清新，使他大感意外，街头的露天市场多得让他眼花缭乱，而且每一处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售卖的吃食里有龙舌兰的红毛虫、犰狳、河蚓、蝗虫卵、蚱蜢、黑幼蚁、山猫、蜜渍水蠊、玉米蜂，家养鬣蜥、响尾蛇、各种飞鸟，矮脚狗，还有一种不停地跳动的、好似有生命的菜豆。“凡能走路的东西都吃。”他说。城里流淌着无数条清沏河渠，油漆着明快色彩的小船，还有繁茂艳丽的鲜花，都使他惊讶不已。但是2月的短暂白昼、沉默寡言的印地安人和下个没完的毛毛细雨使他沮丧扫兴，日后，在整个安第斯山地区，无论在圣菲、利马还是拉巴斯，这一切都将使他感到压抑、憋闷，当时，他只是第一次感到难受。一位通过朋友介绍的主教拉着他的手去谒见总督，他觉得这一位比主教更象主教总督对这个面容消瘦、皮肤棕黑，衣着考究的小青年几乎没有怎么注意，年轻人还向他表示说自己是法国革命的崇拜者。“这本可以使我送命的，”将军说道，并觉得这件事挺有趣。“也许当时找想，对一位总督，应该谈点政治，这是我16岁时所唯一知道的事情。”从韦拉克鲁斯继续旅行之前，给他的叔叔佩德罗·帕拉西奥斯索霍写了一封信，这将是他第一封被保存下来的信。“我的字写得这样差劲，以致我自己都看不懂写的什么，”说到这里，他自己都快笑死了，“但找向我叔叔解释说，字写得如此糟糕，是由于旅途太疲倦。”在一页半的信里有40个书写错误。

伊图尔维德对他所讲的这些，无法说出自己的看法，因为他从记忆里已搜索不出更多的东酉了。所有残存在他脑海里的有关墨西哥的印象都是不幸的回忆，这种不幸的回忆使他那天生伤感的性格变得更加忧郁，将军应该理解他。

“别留下来跟乌达内塔跑，”他说，“也别和您家里人一起到美国去，那是个无所不能又非常可怕的国家，它有关自由的神话到头来将给我们大家留下一片贫穷。”

这句话给伊图尔维德充满犹疑的脑海里又投入了一个疑问。他呼喊道：“别吓唬我，将军！”

“您别害怕，”将军平静地说，“回墨西哥去，哪怕是把您杀了人或死在那儿。现在就去，您年纪还轻，否则到某一天太晚了，那时候，您将感到既不属于这儿，也不属于那儿。在哪儿您都会觉得自己是个外乡人，一个人如果这样，比死还要难受。”将军直视着他的目光，并把手张开按在胸口，说道：“给我说说吧。”

就这样，伊图尔维德带着给乌达内塔的两封信，于12月初离别了将军，在其中一封信上将军写道，伊图尔维德、威尔逊和费尔南多都是他身边最可信赖的人，直到第二年4月，乌达内塔被桑坦德集团阴谋推翻时，伊图尔维德在圣菲还没有个固定的安排。他母亲以堪为典范的韧性，终于获得了任命他为墨西哥驻华盛倾使团秘书的差事，事后，他就在被人遗忘的公务中度过了他的一生，直到32年后，当法国人以武力强迫墨西哥接受哈布斯堡王朝的马克西米利亚诺为皇帝，伊图尔维德家族第三代的两个男孩过继给他为养子，并被指定为他那虚无漂渺的王位继承人时，人们才又听到了有关这个家族的消息。

将军让伊图尔维德带给乌达内塔的另一封信，是要求乌达内塔销毁他此前和今后写给他的一切信函，以免留下他忧郁情绪的痕迹。乌达内塔没有使他满意。五年前，他曾向桑坦德将军提出了类似的请求：“无论我生前还是死后，您都不要去发表我的信件，因为这些写得很随便而且很杂乱。”桑坦德也没有按他的要求办。与他的那些信相反，桑坦德给他的信无论从形式或内容上看，都是完美无缺的，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写这些信时就意识到它们最终将被投入历史的篇章。

从写给韦拉克鲁斯的那封信起，到他去世前第六天口授的最后一封信止，将军一共至少写了l万封书信，一部分是他亲笔写的，一部分是他口授、记录员抄写的，还有一些是记录人员根据他的指示撰写的。被保存下来的信件有3000多封，被保存下来的经他签署的文件有8000多份。有时，记录员们被他搞得不知所措，有时又与他们合作得很好。有几次，他觉得口授的信不满意，他不是重新口授一封，而是在原来的信上亲自加上有关记录员的一行字：“正如您将会发现的那样，马特利今天比什么时候都笨。”1817年，在离开安戈斯图拉以便结束大陆解放事业的前夕，为了按期处理完政府的事务，他在一个工作日里一连口授了14个文件。也许由此产生了那永远也没有得到澄清的传说，说他同时给数位记录员口授各不相同的信件。

进入10月后，只有雨丝沙沙声。将军再也没有走出卧室一步，为此加斯特尔冯多大夫不得不运用他最聪明的办法以获得将军允许去看望他并带给他吃的东西。何塞·帕拉西奥斯有这样的感觉，午睡时，将军躺在吊床上一动也不动，他的目光在凝视空无一人的广场上的雨滴，他陷入了沉思，这是在记忆里核查他过去生活中甚至是最短暂的瞬间所发生过的事情。

“我的天啊，”某一个下午他叹息道，“不知曼努埃拉怎么样了！”

“我们只知道她挺好，其它什么也不清楚。”何塞·帕拉西奥斯答道。

从乌达内塔执政以后，没有听到她的一点消息，将军没有再给她写过信，但让费尔南多及时告诉她旅途的最新情况。她最近的一封来信是8月底写的，有关准备进行军事政变的秘密消息是那样多，要透过她那夸大其词的笔法和为了迷惑敌人故意弄成如乱麻一堆的数字中，搞清楚她所要告诉的那些秘密，并非一件易事。

曼努埃拉忘记了将军的忠告，她确实象回事儿地，甚至有些忘乎所以地，扮演起了全国第一个玻利瓦尔主义者的角色，单枪匹马地对政府展开了一场文字宣传战。莫斯克拉总统没有敢对她进行起诉，但并未制止他的部长们这样做。面对官方报纸的人身攻击。她以漫骂相回击，并印成传单，在女奴的护卫下骑着马在皇家大街颁发。她手握长矛，沿着市郊石子路的小巷追击那些分发攻击将军的传单的人，那些每天早晨出现在墙上的侮辱将军的口号，她使用更激烈的辱骂复盖上。

官方组织的宣传战最后指名道姓地攻击她。但她一点也没有畏缩。她在政府里的一些密友给她传递信息说，在国庆节的某一天，大广场上要安装烟火架，架子上挂有一幅将军身着滑稽可笑的国王服装的漫画像。曼努埃拉和她的女奴们不顾警卫队的阻拦，骑着马把烟火架冲得稀烂。于是，市长亲自带了一小队士兵，企图从床上把她抓走，而她则手握两支上好膛的手枪等候着他们，只是通过双方的朋友们调解，才没有酿成更大的事件。

唯一使她的行动缓和下来的乌达内塔将军夺权成功这件事。乌达内塔是她的一位真正朋友，而她则是乌达内塔军事政变的最热心的同谋。当将军在南方与入侵的秘鲁人作战、而她一个人留在圣菲时，乌达内塔是照顾她安全和解决日常生活需要的知心朋友。当将军有非常议会发表那篇不合时宜的声明后，是曼努埃拉说服将军给乌达内塔写了信，“我向您表示我昔日的全部友情和诚心诚意的彻底和解。”乌达内塔接受了这一豁达的表示，而曼努埃拉则在军事政变后还清了这份情谊。公众生活中不再见到她了，而且消失得不露一点踪迹，10月初曾传说她已经去美国了，谁也不怀疑这一消息的可靠性。所以当何塞·帕拉西奥斯说‘曼努埃拉挺好”时是有道理的，因为没有听到有关她活动的任何消息。

将军为无尽的期待而悲伤，期待谁？期待什么？为什么期待？在绵绵阴雨中他感到茫然若失，在对历史往事的又一次探究中，触到了心灵的深处，结果在哭泣中睡着了。何塞·帕拉西奥斯在听到细微的呻吟时，以为是从河里捡米的那条狗在呜咽，却原来是他主人发出的声音。他惊慌得手足无措，因为在贴身服侍他的漫长岁月里，只见过他哭过一次，而那一次哭并不是由于悲伤而是由于暴怒。帕拉西奥斯喊来了在走廊里值勤的伊瓦拉，他也听到了将军哭泣的声音。

“这将对他有好处，”伊瓦拉说。

“对我们大家都将有益”，何塞·帕拉西奥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