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他很不走运。整个上午，他都在家中走来走去，象等待曼努埃拉到来一般心急火燎。但是，这次谁都看得出他不是等待曼努埃拉，而是在等待议会的消息，他时刻都在推测着会议的细节。当何塞·帕拉西奥斯告诉他已是十点钟的时候，他说：“不管那些蛊惑感家们如何捣乱，选举总该开始了。”接着，在一阵良久的思考之后，他高声自问道：“谁能知道象乌达内塔这样的人怎么想呀？”其实，何塞·帕拉西奥斯知道将军对乌达内塔的想法是一清二楚的，因为乌达内塔一直在到处发泄他的不满和极度的怨恨。何塞·帕拉西奥斯又来到将军面前时，将军漫不经心地向他问道：“你认为苏克雷会投谁的票？”当然，何塞·帕拉西奥斯跟他一样清楚，苏克雷元帅不会投票，因为他那些天正跟圣玛尔塔的主教何塞·玛丽亚·埃斯特韦斯阁下在委内瑞拉执行议会的使命，在谈判分离后的边界。因此，何塞·帕拉西奥斯边走边回答说，“您比谁都清楚，老爷。”从清晨那令人不快的散步回来之后，将军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微笑。

尽管他消化系统功能紊乱，可几乎每天十一点钟以前都会坐到餐桌上去吃一个微温的水煮蛋，喝一杯波尔多葡萄酒，或者吃一点干酪丝。但是那一天，当别人用午餐的时候，他一直坐在平台上望着前面的道路，如此神魂不定，连何塞·帕拉西奥斯都不敢打扰他。下午三点过后，突然听到尚未从小丘背后转过来的曼努埃拉的马车的马蹄声，他立即站起身来，跑去迎接她。他为曼努埃拉打开车门，将她扶下来，他一看曼努埃拉的脸色，马上明白了事情的结果：波帕扬有省一个名门望族的长子堂·华金·莫斯克拉被一致通过当选为共和国总统。

他的反应既不是愤怒也不是失望，而是惊讶，因为他自己也曾提议莫斯克拉当总统，但他肯定他不会接受。他一言未发，陷入沉思之中，直到下午吃点心的时侯，才蹦出一句话来，“我一票也没有吗？”一票也没有。但是，后来由拥护他的议员组成的官方代表团来拜访他时向他解释说，他的支持者们预先达成协议，一定要使投票集中，因此这种结果并不说明他在这一激烈的争斗中是失败者。将军十分不悦，似乎对这种表面过分献殷勤的精明伎俩并不欣赏。相反，他以为如果他第一次提出辞呈时就被接受则跟他的荣誉会更加相称。“总之，”他叹口气道，“煽动家们又赢了，而且是一箭双雕。”

他极力掩饰着自己的心情，不让代表团的人看出他的激动，把他们一直送到门口。可是，当代表团的车子还没有在他眼前消失的时候，他的咳嗽病突然发作，一下倒了下来，直到暮霭沉沉的时候，整个别墅还处于惶恐不安之中。官方代表团的一个成员曾这样说，议会作出的决定是如此的英明谨慎，终于使共和国得救。将军对此未加理睬。那天晚上，在曼努埃拉强迫他喝一碗热汤的时候，他对她说：“从来没有哪一个议会能挽救一个共和国的。”在上床睡觉之前，他将自己的助手和服务人员召集到身边，以每次他那令人不解的要求辞职时惯有的庄严向他们宣布道，“明天我就出国”。

不是明天，而是又过了四天。在他冷静下来的同时，他口授了一份告别书。在这份告别书中，他掩饰了自己的心病，回城去准备行装。新上任的陆海军部长佩德罗·阿尔坎塔拉·埃兰将军把他接到拉恩塞尼亚萨大街的自己家中，说是照顾他的身体，其实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护他不受日益加剧的可怕的死亡的威胁。

在离开圣菲之前，将军把剩下的为数不多的贵重物品拍卖一空，以充实他的钱库。除了马匹之外，他还卖掉了在波托西过豪华生活时使用的银餐具。造币厂在出价时，只考虑这套餐具的金属本身价值，根本不考虑其极为宝贵的艺术和历史价值，最后以2500比索成交。结算之后，他可以带走6600比索30生太伏的现金，一张从卡塔赫纳国库支出的8000比索的汇票，一笔由议会给他的终生养老金，还有分开装在各个箱子里的600盎司多一点的金子。这笔钱财对一个富有的人来讲，应该说是很可怜的。在他诞生的时候，他们家是美洲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出发的那天早晨，在将军穿衣服的时候何塞·帕拉西奥斯不慌不忙地收拾好行李，那里只有将军的两套很旧的换洗内衣，两件平时穿用的衬衫，一套双排扣的军用制服，据说那扣子是用阿塔瓦尔帕产的赤金制做的，还有苏克雷元帅从玻利维亚给他带来的一顶丝织睡帽和一顶红色风帽。至于脚上穿的，他只为将军带了几双便鞋和漆皮靴子，而且皮靴还是马上要穿到脚上去的。在何塞·帕拉西奥斯的私人箱子里，除了急救药品和其他一点贵重东西外，还装有卢梭的《社会契约》和意大利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将军的《军事艺术》。这两部珍本书，当年曾属于拿破仑，是副武官威尔逊的父亲罗伯托·威尔逊先生赠给将军的。其他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全部塞在一个战士的背囊里。当将军看到何塞·帕拉西奥斯一切准备就绪，欲到随从官员待命的大厅时，不禁感慨万分地说道：“我亲爱的何塞，我们从未想到过，那么多的荣誉，竟一只鞋子就装下了。”

话虽这么说，可他的六匹驮骡还驮着装有勋章、金餐具和其他各种精品的箱子，十个私人纸箱，两箱旧书，至少五箱衣服，以及几箱乱七八糟好坏不分，谁也没有耐心去数过的东西。不过，那些东西跟他三年前从利马回来时带的行李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当时他身兼三职玻利维亚总统、哥伦比亚总统和秘鲁的独裁者。从利马出发的马队驮着72个大箱子，还有装着无数价值连城的财宝的400多个盒子。即使这样，他还不得不把600多本书白白扔在了基多。

差不多已是清晨六点钟，蒙蒙细雨已经停歇，但周围依然是那样混浊和寒冷，营房开始散发出一种惯常的刺鼻的味道。当看到将军沉着脸在副官们的前簇后拥下从走廊的尽头走过来时，轻骑兵和榴弹手们争先恐后地纷纷站起身来。在晨曦中，他们看到将军脸色铁青，斗蓬斜披在肩上，一顶大沿帽将他的脸遮住，显得更加灰暗。他用一块浸过香水的手帕堵着嘴，那是安第斯人的一种迷信习惯，据说这样可以在突然走向室外时，避免受恶浊空气的伤害。他没有戴任何表示他的身份的徽章，也没有佩带显示他当年无上权力的标记，然而权力的光环还是使他在浩浩荡荡的随从军官中鹤立鸡群。他沿着室内花园的四周铺着席子的走廊缓缓向客厅走去，他对那些他走过时立正致敬的卫兵漠然置之。在进人客厅之前，他象教士们一样从嘴上取下手帕塞进袖口，又摘下帽子递给一位副官。

除了警卫人员外，从黎明开始，又陆续来了些军人和民众，他们现在正在三三两而地坐在一起喝咖啡，那色彩昏暗的服饰的和有意压低的谈话声，使大厅里的气氛庄严、忧郁而又十分的奇特。突然，一位外交官尖厉的声音盖过了人们的窃窃低语，高声喊道：“这简直象举行葬礼！”

他的话音刚落，便感到背后飘来一股香水味，而且这味道立刻弥漫在整个大厅，他转过身去，想到刚刚进来的幽灵很可能听到了他的粗话，心神十分不安。不过那担心是多余的，尽管将军最后一次访问欧洲已经过去24年当时他还十分年轻但他对欧洲的怀念远远胜过对它的仇恨。因此将军首先朝那位外交官走过去，彬彬有礼地向他打招呼，给了他英国人应该享受的礼遇。

“我希望今年秋天海德公园的雾不要太多。”将军说道。

外交官踌躇了一下，因为那几大他听说将军要去三个地方，其中并不包括伦敦。但是他立刻领悟过来。“我们尽量使阁下白天晚上都能见到太阳。”

新总统没有在场，因为议会是在他缺席的情况下选举的他还要有一个月才能从波帕扬到波哥大来。现在代他行使职权的是当选的副总统多明戈·凯塞多将军。据说这位副总统能胜任共和国的任何职务，因为他有着国王的仪表和威严，并且具有卓越的才干。将军以十分冷漠的态度向这位副总统问候，并以嘲弄的声调对他说：“您知道我还没得到出国的允许吗？”

他的话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尽管大家知道那并非戏言。凯塞多将军答应通过下一班邮车给他往托利马省洪达镇寄一份办好的护照。

正式送行的人有代理总统的兄弟本城大主教，其他社会名流和政府官员及夫人们。一些文官穿着羊皮坎肩，军人们则穿着马靴，他们准备把这位放逐的名人送出一二十里路。将军吻了大主教的戒指和夫人们的手，面无表情地同贵族绅士们握了手。他对那些繁琐的礼节应酬得面面俱到，但对这座捉摸不定的城市却是格格不入。他不止一次地评论这座城市说：这里不是我的舞台。”他在大厅里转来转去，依次向所有人问候，对每一个人都讲了一句从礼仪书上学来的，经过慎重斟酌的话语，却没有正面去看任何人。他的声音铿锵有力，但带着发烧的痕迹。那么多年的征战，并没有改变他的加勒比口音，面对安第斯山人的怪腔怪调的发音，他感到自己的口音也愈发生硬。

问候结束以后，他从代理总统手中接到一封由无数格拉纳达要人签名的信件，鉴于他那么多年的功业，他们对他的出国表示认可。他在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中装着那封信，那更多的是表示对地方风尚的尊重，因为他不戴眼镜写得再大的宇都看不清。尽管如此，当他装着把信读完的时候，他向送行的人们说了些简短的溢美之辞，而且，那些话是如此得体，以致谁也不能说他没有读那封信。最后，他环顾大厅，并以难以掩饰的焦虑问道。“乌达内塔没有来吗？”

代理总统告诉他，拉斐尔·乌达内塔将军去支授何塞·劳伦西臭·席尔瓦将军执行防御使命了。这时，有个人压过众人的声音喊道：“苏克雷也没有来。”

这个消息他并不希望知道，因此他不能对这个消息宣布者的不良用心置之不理。他那一直阴暗躲闪的眼睛此刻突然闪出火一般的光芒，没有针对性地反驳道：“为了不惊动他，没有通知阿亚库乔大元帅我出发的时间。”

看来，将军当时并不知道苏克雷元帅在委内瑞拉的使命已经失败，在委内瑞拉，人们没有允许他进入自己的国土。两天前他已回到波哥大，但没有人告诉苏克雷元帅说将军要走，这也许是因为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他会首先知道这件事的。何塞·帕拉西奥斯知道元帅正在倒霉，心绪不佳，而且后来周围一直乱乱哄哄的，就忘了通知他。当然，他也一直在惴惴不安，以为苏克雷元帅很可能因未得到通知而不快。

隔壁餐厅里，丰盛的当地早餐已经摆好：玉米馅饼、血肠米饭、砂锅鸡蛋、镶着花边的桌布上摆着各式各样的甜面包，一饭盒一饭盒又热又稠巧克力的饮料，仿佛是些香糊。

房东故意推迟了早餐时间，为的是看看将军愿不愿出面主持，尽管他们知道他早晨只喝一杯虞美人加阿拉伯树胶熬成的汤药。不管怎样，堂娜·阿马利娅还是邀请了他坐在为他在桌子顶端安放的安乐椅上，但将军谢绝了这一荣誉，他面带笑容地对所有人说道：“我的道路还很长，祝诸位好胃口。”

他踮起脚尖向代理总统告别，总统热烈地佣抱了他，这使大家清楚地看到将军的身体是多么的瘦小，而且在告别时显得何等孤独凄凉和软弱无力。接着，他又跟大家一一握手和依次吻了夫人们的手。堂娜·阿马利娅曹打算留他雨过天晴后再走，尽管她同他一样清楚，仿佛这个世纪雨都不会停歇的。可是，她看到他如此迫不及待地要起程，以致认为再要挽留就十分不妥了。男房东带着将军走到花园，冒着几乎看不见的毛毛细雨走到了马厩。他本想甩手拉着将军的胳膊搀着他，小心翼翼的，仿佛他是个玻璃人，但是他无意中发现，将军的身体里蕴藏着一种极大的能量，这种能量在他身上有如一股暗流在奔腾着，好像同那个虚弱的身躯毫无关系，政府代表、外交使团代表和军人代表，脚上沾着污泥，身上披着被雨水淋湿的斗篷，站在那儿等着在第一天上路时送他。但是，谁也说不清楚，到底哪些人出于友谊为他送行，哪些人出于保护为他送行，哪些人是由于要断定他是否真的要走为他送行。

那支优秀的驮畜队是由100匹马和骡子组成的，是一个西班牙商人因盗马的事情败露，为换取免于起诉送给哥伦比亚政府的。将军登程时骑的是一头骡子。当马夫已经扶着将军踏上马蹬的时候，陆海军部长突然向他打招呼，叫了一声“阁下”。将军两手抓着马鞍，脚踏在马蹬上，呆呆地一动不动。

“请您留下来”，部长对他说，“为挽救祖国再作最后一次牺牲”。

“不，埃兰”，他回答说，“我已没有为之可以作出牺牲的祖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