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条交涉误国辱国平议】

这次袁世凯的二十一条交涉，被后世史家和著作家，说成是袁世凯企图帝制，投日卖国，不惜接受二十一条要求的总罪证。其实袁世凯又何尝接受二十一条呢？原要求中的“五号七条”，就全部被袁政府拒绝了嘛！吾人如把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原件，和签订后的新约相比，二者有霄壤之别也。当然我们不容否认，这组新约是一部丧权辱国的条约。例如延长旅大租期至九十九年，直至二十一世纪。又默许日人无限制向东北移民等等，都是不可思议的、丧权辱国的。但是这是中央政府在敌国大兵压境，一拖再拖，不得已的“城下之盟”嘛！但是中国却始终没有变成日本的印度，所以日本虽费尽心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弄得臭名四溢，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为天下笑。他们一不做二不休，直到最近还要强占我们的钓鱼台，并大力引诱曾经参加过日军的李总统归队。（见姜国镇译著《谈李登辉与“文艺春秋”的访问记》，载《世界周刊》，第七五八期，sep。27－oc。3，一九九八年纽约版，页十二～十三。在李总统答覆日本杏林大学教授伊藤洁的访问中，李总统竟然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政府利用来跟日本要钱的筹码。我断不相信李氏此言能代表宝岛上两千一百万的台湾同胞。在中国近现代史里，李总统和袁大总统的历史地位是不可相提并论的了。）

在二十一条交涉结束的十六年后，日本还是把我们的东北全部强占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在默许了“满洲国”的存在之后，还不是要在敌人枪尖之下，不断的签其城下之盟，什么《塘沽协定》（一九三三）、《何梅协定》（一九三五）、《秦土协定》（一九三五）？多着呢！二次大战后，中国变成世界四强之一了，中国还不是把外蒙古断送了。这记断送勾当，窃国大盗袁世凯不敢为也；声名狼藉的北洋军阀不敢为也。不顾全国民意，而悍然为之者，革命救国的国共两党也，……国民党签约，共产党举双手赞成，而断送之也。外蒙独立，是两党为着私利，向俄帝行贿而断送之也。贫苦的蒙古同胞，何曾受惠？再看那百分之百的中华领土，台湾渔民自古以来，便赖以养家活口的渔场，东海之上的那个宝岛钓鱼台，光荣、伟大、正确的国共两党，不是为着私利，又正在加以断送？台湾的李总统不也是早就向日本默许了吗？为此，我们也断不相信，李氏的心态能代表宝岛之上两千一百万台湾同胞也。手握滑鼠，治史者又如何下笔呢？如何下笔呢？

【知耻而无耻的袁世凯】

在二十一条交涉之后，袁世凯于五月八日，在北京政府高级官员全体出席的国务会议上讲话，表现得极为沉痛。袁说：“（前略）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画，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英驻华公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见同上，页八二一～八二二）”

袁世凯这番话，痛定思痛，实是发自肺腑的知耻之言。知耻近乎勇，既然知耻，就应该发愤图强，照自己的誓言做下去，十年之后，和日本“抬头相见”。何期袁某血口未干，便把他自己的发愤之言，忘的一干二净，对富国强兵，一事未做，却去买龙袍，做皇帝，那就太无耻了。结果时未期年，便以倒行逆施，身死名裂，遗臭后世，读史者悲之也……下章再谈谈他的皇帝梦，为何做得那么窝囊。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于美国新泽西州〗

六、记一失足的帝王梦兼为古德诺教授喊冤

在本世纪之末，我们平心静气，摒除近百年来所积存的成见，并以近十余年来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史所开放出来的视野与史料，再来回看世纪之初的纷纷扰扰，在比较史学的法则之下，我们难免也有一番觉今是而昨非的检讨。就以袁世凯来说吧，笔者始自孩提，可说就未读过一本对袁氏有正面评价之书。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我个人对袁氏的议论，也可说是从全盘否定开始的。但是在忧患余生中，历经国破家亡，家破人亡，和大半生的颠沛流离之后，霜晨月夕，闭目沉思，再佐以读破千卷史书的分析，余终觉人类也只是脊椎动物之一种，圣贤禽兽之分，那有若斯之绝对哉？从不同角度观之，禽兽圣贤往往却适得其反也。天何言哉？

笔者不学，在史学中与袁某纠缠，所读不下数百万言，近年述而作之，盖亦在十万以上。袁世凯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语云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将货比货，吾为袁世凯悲，亦如余之为汪精卫惜也。二人一为“能臣”，一为“才士”，均有足多者。小节出入，纵有可议，皆无伤传世之名。二人之错，错在晚节，错在一念之间，一失足成千古恨。一为曹操，一为张邦昌，就遗臭万年了。汪精卫之失足，实由于身边那个才胜于德，做宰相大梦，而生就汉奸胚子的周佛海，联合汪氏泼辣褊狭的老婆陈璧君，而拖其下水，有以致之。袁世凯之失足，则由于他身边，那个才德不称，也做其宰相大梦，对现代政治知识实无所知而恃才傲物的杨度，联合袁氏那位浑球“太子”、欺父误国的袁克定，把老头子拖下粪坑，其失足情况，与汪氏如出一辙也……袁家骝教授向我叹息，说：“实在是怪我的大伯父。”袁氏称帝，克定确是个关键人物。克定除私人野心之外，别无足述，而其人又无行。睌年竟以好“男宠”而破产破家，贫困以终。项城一代枭雄，而败在这么个败类的儿子之手，也真是窝囊之极。杨度此人则自高自大，始共和，中帝制，晚年竟然加入了共党。亦见其为人与思想之反覆无常，而心比天高，口若悬河，己且不知，何能教人？袁氏为这种hiank所误，不败何待？然士君子为政，治国安邦，自应有其立身从政的原则与主见，而曰为小人所误，终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已。在一个伟大而复杂的历史转型期中，袁公在智才德三方面的主观条件，与转型过程中的各种客观条件，无一相侔，怎能不失败呢？思之可叹。

【古德诺的一阵东风】

上篇已简略言之，袁世凯斗垮了国民党之后，改组了官制，修改了约法，重订了大总统选举法，把自己推上既可传子，亦可传妻的终身大总统之后，事实上已经是一代帝王了。所差者就只是一顶皇冠和一个帝王名号就是了。真是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想不到这阵东风，竟从太平洋的彼岸吹来，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professorfrankj。goodnow，1859－1939），竟适时的提出了一篇“帝制优于共和”的宏论。这一下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袁总统就真的订制龙袍、雕嵌宝座，要做起皇帝来了。

古德诺仁兄是怎么回事呢？古氏那时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长、美国政治学会的创议人、当代世界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也是现代中国国际法的重要启蒙导师之一的顾维钧的博士导师。我国辛亥革命之后，传统的“王法”，开始向西方现代的“民法”转型，而自己无信心，乃向欧美和日本借才作顾问，便请到了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长雄。有贺对西方法学究有多大火候，暂不管他；古德诺倒的确是个权威，在纯学理上说，他对这个“顾问”（advisor）之职，胜任愉快，那是没得话说的。他是个第一流的政治学博士生的导师，但是做起转型期中、动乱中国的政治（注意不是政治学）顾问，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国古语说，“文章不与政事同”，正是这话。他来中国所发生的影响，不在象牙之塔内的“政治学”，而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实际“政治斗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古氏之来华，根据中美官书，是通过“卡内基万国和平基金会”（carnegieednowmforierionalpeace）的介绍而来的。但是实际介绍人，我怀疑是他在哥大所教过的大弟子顾维钧（1887－1985）。敲边鼓的则是顾的莫逆好友王宠惠（1881－1958）。王是民国第一、二、三届内阁中，耶鲁出身的最年轻的外交总长和司法总长，时年才三十挂边。顾维钧时任袁世凯的机要秘书，为袁之心腹，才二十五岁。我曾以此事面询顾氏，他是否是古某的介绍人，顾公微笑不答，但也没有否认，只说袁做皇帝时，他已在华盛顿做驻美公使了，未用过“洪宪”年号呢！

哥大校长巴特勒（nichosm。buler）那时是卡内基基金会的主席。根据哥大所存该基金会的史料，中国政府所想聘请的顾问，要是个精通《法国宪法》的专家。这一点却把我的老友、卫立煌将军的东床快婿，和研究古德诺问题最深入的专家郅玉汝教授弄糊涂掉了。在郅兄看来，要研究制宪，就应向实行宪政最成功的英美学习嘛！为什么向把宪政弄得乱七八糟的法国学习呢？回答这个古怪的问题，所牵涉到的就不是“政治学”，而是实际的“政治斗争”了。

【不学美国，改学法国】

笔者在前章里就曾提过，辛亥前后革命党人所追求的原是个“美国模式”的总统制嘛！但是在孙、袁交递时，革命党人（尤其是宋教仁）为怕新总统袁世凯弄权，在《临时约法》里，乃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那时实行内阁制最先进的两个国家，就只有英法两国了。但是英国所搞的是“君主立宪”；法国所搞的则是“共和立宪”。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原是戊戌变法时，保皇党康、梁所借用的蓝本，不应再用。则革命党人今日所要学习的就只有个法国式的“共和立宪”了，所以那时中国政府所要聘请的是一位精通法国宪法的专家了。（参见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六十八次学术讨论会纪录抽印本，郅玉汝先生主讲“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民国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四月二十七日，于台北国父纪念馆，页一二八。）

再者，那时能向国外聘请宪法专家的权在总统府的“法制局”，而不在“国会”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先采用总统制，后改内阁制的《民元约法》，原是宋教仁于一夜之间草拟出来的。宋又是第一任法制局的局长，后虽升任农林总长，他和法制局，乃至国会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关系，仍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在二次革命前的孙、袁蜜月期，袁在韬光养晦，蓄势待发，在实际政务上采取的是低姿态，雇一员外国专家的小事，不在他的伤脑筋之列。所以才有“自美国大学教员中延聘其精通宪政法例，并专熟法兰西共和宪法者一员，充任政府法律顾问，并襄办宪法编定事宜”的安排（见同上影印合约原件）。

不幸古顾问应聘还未到职，宋氏已遇剌而含恨九泉矣。可是这种错综复杂的中国政治，则非来自象牙之塔里的美国书呆子古德诺，所能深入掌握的了。

【古德诺其人其事】

古德诺出生于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区，年五十四岁，这时在哥大教书已整整的教了三十年。在象牙之塔内，目不窥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案前书（那时的哥大校园还是纽约郊区，晨边高地，森林茂密，狐鹿成群，是个静修治学的圣地，与今日的嘈杂，迥若霄壤。），古某是个不折不扣的满腹诗书、胸无城府的夫子，拿了两万五千银元（无税的年薪），当时的美金一万三千六百元，其购买力约合今日三十万美元有奇，加上高车驷马，婢仆保镳，真是飞向枝头作凤凰，文章有价。他自己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若论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历史家秉笔书之，都可说是第一流的。

古德诺与中国政府签订的是三年合约。但是他实际在华服务，却分成两段。古氏夫妇于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达北京，晋见袁总统。然古氏在华全时服务未及一年，便双喜临门。美国的约翰霍浦金斯大学（johnshopkinsuniversiy）竟寄来聘书，聘为校长。经商请北京同意，古氏乃于一九一四年八月返美，出任新职。其在华顾问事务，则由卡氏基金会委人代理，仍由古氏遥领之。因此在一九一五年夏季，乘暑假之便，古氏于七月中二度莅华，为时六周。因此古氏在华全时服务，不过一年半载。不幸的是，这一年半载，却是中国试行共和政体的关键时刻。以古某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他的片言只字，对中国政治所发生的影窨，都是无法估计的了。

【总统制的辩护士】

上节已言之，古氏于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达北京时，正值宋教仁被刺（三月二十日），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三月二十五日），紧锣密鼓，督促三省都督起兵讨袁；袁亦调大兵南下，志在削藩，南北战争，一触即发之时。更不幸的是，古德诺正是生长于美国南北战争中的“拜拜”。很自然的将美作华，他就站在北方林肯总统的一边，而视南方所发动的二次独立为应该被镇压的动乱了（见哥大存档，古致哥大校长巴特勒的多封私函中所表示的态度；上引郅文亦有节录）。

再从纯学理出发，古氏也认为当时由国民党议员所控制的国会，抓权太甚，有损于共和政体中“三权分立”的平衡；因为对当时正在使用中的《临时约法》，和正在制定之中的《天坛宪法》，都是采取法国式的内阁制。古氏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是个大国，乱源甚多，中央行政管理，应该强而有力。因此他也于天坛宪草之外，另替中国拟了一份古氏宪草，主张中国应采取总统制，中国总统在行政权力上，应该超过当时在位的美国总统。

此一古氏宪草的英文稿，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曾保存有两套原著。笔者服务哥大期间（一九五二～一九七二），曾不时取出在教室传观。今次为撰写本篇，曾再往原馆查阅，其书卡犹存（书号分别为b342。511c44及441）而两书皆佚。遍询上下负责人，皆不知所终，为之痛恨不已。所幸此稿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尚存有一份；美国国务院外交文书中亦有复印本（见u。s。d。ofsae，papersreingoheforeignreionsofheuedsaes，1914。pp。42－51。）可供参阅。

此外，更使他反感的，则是那些在国会之内，担任宪法起草委员的党人，党派偏见（parisan）太深，他们不但在宪法上写定，内阁向众议院负责（见《天坛宪法》第八十一条），纵在国会休会期间，他们还要保存个“国会委员会”，以代行国会职权（第五章各条）；对行政部门作常年不断的监控。这一来不但把“三权分立制”，变成了一权独大的“国会独裁制”，那个与国会平行的“大总统”，也就变成个橡皮图章了。（等于是后来国民党政权中，汪、蒋合作时期的林主席；和在共产党政权中作橡皮图章的人大委员长。）古氏认为这种立法权（legisivepower），侵犯行政权（execuivepower）的建制，也是民主政治中史无前例的，和不应该存在的。袁世凯显然是受古氏评语的影响，在《天坛宪法》经国会通过后，未出四天，袁氏便于十一月四日下令解散国民党，国会也就随之瘫痪了（参见上引郅玉汝讲稿页三四～三五）。

〖附注：此事在美国宪法史上，亦数见不鲜。在笔者撰写本稿期间，一件柯林顿大总统绯闻案，正把美国朝野，弄得天翻地覆。笔者不学，由于个人治学上的兴趣，曾把这宗宪法纠纷，从开头就跟踪到底。这位生就帅哥而好色的柯大总统，由于行为不端，偷鸡摸狗，被国会内的右翼共和党卯上了。他们借口总统在大陪审团之前说谎和作伪证，犯下宪法规定应受弹劾的重罪，要赶他下台。其实此案从头到尾，只是一桩三权分立的政府之内，立法与司法部门勾结，打压行政部门的无烟内战。话说从头，是七十年代水门案之后，国会中人认为总统权力太大，为防制将来的总统再越权，乃拨下钜额预算，设立一个独立检察官，专门监督总统和最高级官员的不法行为……这就是我们孙文主义里面的监察院，和美国立国哲学“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实验主义，也是邓小平“黑猫白猫”哲学，在政治上的实际而有效的运用。不幸近二十年来，风向右吹，最高法院、国会，和独立检察官，都被极右翼的保守政客所把持。他们对一个民主党左翼而有十分民望的总统的社会和外交政策，早就深恶痛绝，而无如之何。正好这位帅哥西门大总统，又好色过度，就被独立检察官史达捉了奸。共和党和它的极右翼联盟，乃以此为借口，来把这倾向自由主义的总统，斗垮、斗臭。史达的权力，本极有限，要查明享有特权，而夫人又着意维护的好色总统，婚外奸情，原属不易。谁知这个为极右势力盘据的最高法院，不顾国家荣辱，和宪政原则，竟与史达通力合作，赋与史达一切权力，把总统奸情，查得须眉毕露；也把自己国家的元首，变成全世界媒体上所共赏的西门庆，成何体统。如今更让众院投票政客，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一个美国潘金莲的亵衣之内，并将这位***的莫妮卡，捧上千万富婆的宝座，向全国青年女子散放毒素，也太不成话了……简言之，这也是民主国家三权失调的政治斗争中，走火入魔的怪现象。不过吃一堑，长一智，今后那个独立检察官的偌大权力，肯定是不会再有了。这就是美国的立国哲学pragmaism（实验主义）利弊之所在的具体表现。当年在中国大力推荐实验主义的胡适老师，实未尝参透也。盖实验主义一定要有个有“定型”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为基础，始能搞“一点一滴的改革”。美国今日这个“独立检察官”之存废，和两党在绯闻案中的斗争，若没个有定型的法治民主的社会为基础，那就要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而人头滚滚了。姑引目前这段时事，来帮助说明，在我国民国初年，民主学步初期，政治转型过程中，那桩画虎不成的小插曲。关于近年美国极右翼保守主义之滥觞，及其对美国政治社会之影响，下列论文，颇堪一读：andrewsullivan，“goingdownscreaming”henewyorkimesmagazine。oc。11，1998。pp。46ff〗长话短说，古德诺在华的一年半载，正值中国政坛，总统制与内阁制争辩最烈之时；也正是袁总统与国民党拔刀相见之时，而古教授的适时出现，无意中也就变成总统制最有力的辩护人（defender）。既然代表总统制的是袁大总统，而代表内阁制的是国民党，在这场南北战争中，在国民党和亲国民党的社团看来，古德诺很自然的便被看成袁世凯的“魔鬼辩护士”；而在袁氏和亲袁的政团里，古氏很自然的也就变成总统派（和后来的帝制派）的最有力的理论“中坚”。因此在二次革命结束之后，袁氏所推动的一系列的变法改制，如上篇所述的新的《大总统选举法》、《解散国民党训令》、“停止国会议员职权”、“废弃天坛宪法”、“增修临时约法”、“颁布新约法”、“实行一院制”、“废除内阁制”和“总统世袭制”等独裁政策的推动，古氏的理论，纵无决定性的影响，至少也是被袁派引为借口的，尤其是一院制“新约法”的颁布，古氏且以吾道得行，引以为慰呢！（古氏于一九一四年八月返美出任约翰霍浦金斯大学校长新职，同年十一月十九日曾出席在纽约举行的政治学会年会，作主题演说《keyespeech》时，即以当时的中国的宪政改革为题，对《中华民国约法》〔新约法〕推崇备至。汉译讲辞全文见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九三九～九四五，原存顾维均私档；英文原稿见美国政治科学院所发行一九一四年年刊；摘要见十一月二十日，纽约时报：dr。goodnowspeaksonbirhofchineserepublicadi

erofacademyofpoliicalscience）

虽然古某也一再坚持，他对中国国体和政体的建议（advice），是从纯学理的立场出发的，但是总统派（和后来的帝制派）则对他的“纯学理”毫无兴趣。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古顾问对“总统制”和“中央集权制”的大力宣传。为将来实行帝制铺路，使这位来自美国的权威教授，变成中国未来皇帝的“御用文人”，而古氏由于初临东土，对诡谲的中国政坛，毫无认识，乃被无辜的卷入中国的臭酱缸，作帝制派的替罪羔羊，几至不能自拔。其被栽赃，栽得最惨，而百口莫辩的，则是他那篇著名的所谓“帝制优于共和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