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1月，林长民因北洋政府的官场斗争，被迫辞去司法总长一职。这之后，他曾与同道好友汤化龙、蓝公武赴日游历，曾担任巴黎和会观察员，还曾著述撰文，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

1920年，林长民以“国际联盟中国协会”成员的身份被政府派赴欧洲访问考察。这是一次为时一年半的长旅，林长民决定携女同行。正是北京的早春时节，虽然阳光明亮，却仍是春寒料峭。这一天，徽因收到了父亲的信，父亲在信中说：“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览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在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烦琐生活，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

徽因捧着父亲的信读了起来。春风刮得正紧，她生怕突然一阵大风会把信刮走，会把这梦一般的激动和喜悦刮走。她把信紧紧地贴在胸前———到欧洲去、和父亲一起到欧洲去，这是多么让人神往的事啊！她感到眼前那一片初春的阳光明亮得眩目，心中仿佛有鲜花在盛开。

1921年初夏，林徽因伴随父亲来到了欧洲。按照出访计划，林长民带着徽因游历了法国、意大利、瑞士、德国、比利时的一些城市。一处处文化名胜，一个个博物馆，还有工业革命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工厂、报馆，林长民都带着女儿一一走过。16岁的徽因原本对工厂、报馆这些地方没有太大兴趣，但林长民却认为，恰恰是这些地方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可以给中国社会今后的改良做参考，故“不可不观”。

浏览之外，林长民更多的时间要用于各种应酬。他要出席“国际联盟协会”的会议，要与各国各地有关人士晤面，他应邀去一些地方做演讲，还要接待许多慕名前来拜望他的当地留学生和华人社团的成员。当他忙于这些事情的时候，常常顾不上徽因。徽因有许多时间一个人呆在伦敦的寓所里。

徽因的感受是复杂的。她敞开心灵摄取吸收来自这个新世界的印象和知识，纷至沓来的杂驳信息常常使她感到既新奇又疲倦。同时，远离故国，远离同龄伙伴的她又时常感到深深的孤独和无所适从。在父亲频繁外出的时间里，她时常想，父亲出去给别人演讲些什么呢？那些问题有那么重要吗？他怎么根本就不在意近在身旁的女儿呢？

一个人的时候，她更多的是偎在壁炉旁，英文版的书刊。此时，她才对北京培华女子中学谨严的学风心怀感激。来到英国后，她没有怎么费力就能够自如地与人交流和用英语。她读维多利亚时代的，读丁尼生、霍普金斯、勃郎宁的诗，读萧伯纳的剧本。刚开始，她的还带有学习英语的目的，可读着读着，这些书就引领着她进入了一个令她心醉神迷的世界。尽管其中的一些作品她早在国内就看过中译本，可如今读过原著，她才知道那些文言的译本是多么蹩脚，简直不能传达原文的情致于万一。徽因天性敏感细腻，文学唤醒了她对生活的种种体验，激起了她强烈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