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一个春日，沈从文邀请林徽因、朱自清、杨振声、朱光潜、李健吾等人在中山公园长美轩聚会。

这一年，《大公报》为了扩大在读者中的影响，搞了两项活动。一是出版《大公报文艺丛刊·选》，由林徽因负责的选编工作。二是设立一年一度的“大公报文艺奖金”，每年奖励一至三位作者，主要聘请京沪两地与《大公报·文艺副刊》关系密切并有一定影响的作家担任裁判委员，林徽因是裁判委员之一。沈从文安排的长美轩聚会，就是为了讨论这两项活动的有关事宜。

大家在谈笑中商定了本年度的获奖人选及奖金分配后，林徽因给大家谈起了由她负责的选编工作的情况。

她介绍说，集的作品已基本确定，有老舍、杨振声、沈从文、萧乾、李健吾、蹇先艾、沙汀、张天翼、凌叔华等25位作者的30篇入选，这是从近3年来《大公报》副刊数百篇作品中挑选出来的。在选编过程中，她有许多感受。

林徽因说，这本选集是3年来南方北方新老作家创作的一次“联合展览”，她希望读者拿到这本书，就能对当今的文学状况有一个综合的、感性的认识。当然，在选编过程中，她也看到了创作中存在的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这些作品在题材的选择上似乎有个倾向，就是选择描写农村生活或劳动者生活的居多。这种倾向说好一点，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他们———农人与劳动者———有浓厚的同情与关心；说坏一点，是一种盲从趋时的现象。描写劳工社会、乡村色彩已成为一种风气，而且在文艺界也取得了一点成绩，作家们容易不自觉地因袭这种格调。他们撇开自己所熟悉的生活不写，而对乡村的穷苦和偏僻的地区发生兴趣。”

“如今，”杨振声不紧不慢地接了一句，“‘普罗文学’堪称时尚。”

林徽因反应极快地说：“强调普罗文学，并不能掩饰这种创造力的缺乏和写作动机的不纯正。优秀的文学就是优秀的文学，无论作者的出发点如何!”

“在描写上，”林徽因又谈起了入选作品艺术表现方面的不足，“感到大多数作品采取的是写一个故事的方法，或者以一两个人物为中心，或者以某个地方发生的一桩事件为主干，单纯地写故事的发展与结束。这是一种很薄弱的表现手法。我疑惑是不是一些作者误会了短篇的特征，把短篇表现生活的可能性看得过于狭窄的缘故。”

“很少有人大胆尝试截取生活的断面，也很少有人剖析自己生活中的种种矛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说到这里，林徽因有些激动了：“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是诚实。诚实比题材的新鲜、结构的完整、文字的流利更重要。所谓诚实并不是说作者必须实际经历自己作品中所描写的生活，而是说，的内容即使完全是虚构的，情感却必须是真实的，必须是作者在情感上能体验得出的情景和人性。许多人在写作中故意选择一些自认为很浪漫、自己却并不了解的生活为表现题材，然后铺张出自己所没有的情感来骗取读者的同情。”

林徽因的见解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1936年8月，林徽因选编的《大公报文艺丛刊·选》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面市后很快售罄，仅隔三个月就又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