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潺僽。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君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

——《金缕曲·寄吴汉槎宁古塔以词代书。丙辰中，寓京师千佛寺冰雪中作。》

顾贞观其时寄寓在京城的千佛寺里，正值冰雪时节。但京城的冰雪总会过去，宁古塔却从未有过春天。

这两首词，以书信的形式抒写吴兆骞的艰难与自己的承诺。顾贞观是清代词坛大家，这两首词更是由他近二十年的种种酸甜苦辣蕴积而成，其真挚感人之处足以打动任何一个铁石心肠的人。那么，更何况也属至真至性的纳兰容若呢？

“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这是何等的誓言，何等的情义。廿载一诺，到如今初心未变。容若知道了，难怪会与比自己年长近二十岁的顾贞观一见如故，只因为他们都是同样的人，至情至性，矢志不渝。

“河梁生别之诗，山阳死友之传，得此而三矣，”容若为之泣下，“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当以身任之，不候兄再嘱也。”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千余年前，李陵送别苏武，河梁赋诗，是为生离之极；“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向秀途经嵇康故宅，闻邻人吹笛，有感而作《思旧赋》，是为死别之极。生离死别的文字，从此除河梁生别之诗与山阳死友之传而外，要再加上顾贞观这两首《金缕曲》了。

只有最真的词，才能打动最真的词人。容若许顾贞观以十年之期，说这十年之中，定当把营救吴兆骞的事当做自己的事来办，从此再不烦顾贞观提起。

十年为期，这是男人对男人的承诺。顾贞观应该可以放心了。

但他没有放心。不放心的不是容若能否履行这个承诺——不，容若一定可以做到的，只是，塞外苦寒之地，吴兆骞一介江南书生，到底还撑得过十年么？

五年，五年为期，可以么？顾贞观掩饰不住一脸的焦灼。

五年为期，可以么？容若没有回答，这毕竟是一件天大的难事，一个负责任的承诺总要经过深思熟虑的。

第二天，千佛寺里，冰雪仍没有消尽，忐忑的顾贞观等到的是一首词，又一首《金缕曲》：

洒尽无端泪。莫因他、琼楼寂寞，误来人世。信道痴儿多厚福，谁遣偏生明慧。莫更着、浮名相累。仕宦何妨如断梗，只那将、声影供群吠。天欲问，且休矣。

情深我自判憔悴。转丁宁、香怜易爇，玉怜轻碎。羡杀软红尘里客，一味醉生梦死。歌与哭、任猜何意。绝塞生还吴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闲事。知我者，梁汾耳。

——《金缕曲·简梁汾，时方为吴汉槎作归计。》（吴兆骞字汉槎）

什么话都不必再说了。“绝塞生还吴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闲事。知我者，梁汾耳”这就是容若的回答，一个男人的承诺。五年之期，只消五年，吴兆骞就会回来了。

没有疑问，没有悬念，没有叮嘱。五年，他一定会回来。

千佛寺的冬天终于结束了。

春暖花开，一对知己结伴相游。他们完全进入了自己的天地。世界在这头，他们在那头。

烟水频年瘦不支，相看余得许多丝。

灵和旧事今如梦，却到人间管别离。

弱絮残莺一半休，万条千缕不胜愁。

只应天上张星伴，莫向青门系紫骝。

——《咏柳偕梁汾赋》

这两首七绝，就是那年春天的记忆。

“灵和旧事”是什么呢？《南史·张绪传》记载，张绪是南齐大臣，以“美风姿”著称。一次齐武帝把两株进贡来的蜀柳移栽在灵和殿前，这种柳树枝条极长，如丝缕一般。齐武帝玩赏着叹息道：“杨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年。”

杨柳妖娆，张绪风姿，若比之容若的侧帽风流，又当如何呢？

这一年里，顾贞观与容若携手，做了两件将要震动词坛的大事。一是编辑容若的词作，刻版印刷，既取独孤信侧帽之典，又取容若以之成名的《侧帽投壶图》题词，题为《侧帽词》；一是按照自己的标准筛选当代词坛佳作，开始汇编《今初词集》。

编选词集，往往意味着一个词派的诞生，因为这是审美取向的一种宣言。选录的作品中，除了两人自己的词作（顾贞观二十四首，容若十七首）之外，选陈子龙二十九首，位列第一；选龚鼎孳二十七首，居第二；选朱彝尊二十二首，居第三。选择即态度，在这个三甲序列里，严格地来说陈子龙要算明朝人才对，所以在容若和顾贞观的眼里，真正“今初”词家的魁首只有两位，一个是刚刚去世的龚鼎孳，一个就是落拓半生、至今仍然困居幕府的朱彝尊。

《今初词集》的一序一跋都是研究清代文学的必读文字。序是鲁超写的：

《诗》三百篇，音节参差，不名一格，至汉魏诗有定则，而长短句乃专归之乐府，此《花间》、《草堂》诸词所托始欤？词与乐府有同其名者，如《长相思》、《乌夜啼》是也，有同其名亦同其调者，如《望江南》是也。

溯其权舆，实在唐人近体以前，而后人顾目之为诗余，义何居乎？吾友梁汾常云：诗之体至唐而始备，然不得以五七言律绝为古诗之余也；乐府之变得宋词而始尽，然不得以长短句之小令、中调、长调为古乐府之余也。词且不附庸于乐府，而谓肯寄闰于诗耶？

容若旷世逸才，与梁汾持论极合，采集近时名流篇什，为兰畹金荃树帜，期与诗家坛坫并峙古今。余得受而读之。余惟诗以苏、李为宗，自曹、刘迄鲍、谢，盛极而衰，至隋时风格一变，此有唐之正始所自开也。词以温、韦为则，自欧、秦迄姜、史，亦盛极而衰，至明末才情复畅，此昭代之大雅所由振也。

词在今日，犹诗之自初唐。唐人之诗不让于古，而谓今日之词与诗，必视体制为异同，较时代为优劣耶？兹集俱在，即攀屈宋宜方驾，肯与齐梁作后尘。若猥云缘情绮靡，岂惟不可与言诗，抑亦未可与言词也已。书以质之两君子。

康熙丁巳嘉平月会稽同学弟鲁超拜撰。

这篇序言点明了词集编撰的动机：“容若旷世逸才，与梁汾持论极合”，所以两人合力，以自己的眼光采集当代词作，要为词坛的风气树立一面旗帜，为的是使词这一“艳科小道”的地位提升起来，与诗家并峙。

正如顾贞观常说的，词向来被称做诗余，但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诗的体裁直到唐代方才完备，但人们并不把五言、七言的律诗和绝句当做古诗之余，乐府的演变到了词就算终结，但也没有人把词当做乐府之余。那么把词称做诗余又有什么道理呢？所以词就是词，是一种独立的文体，并不是诗的附庸。词，完全可以与诗并驾齐驱。

序中援引杜诗“即攀屈宋宜方驾，肯与齐梁作后尘”，填词也要填出大手笔，要与屈原、宋玉同行，填出自家的独创之风，何必亦步亦趋、甘为人后呢！

词在今天，犹如诗在初唐。唐人之诗不让古人，今人之词为何不能独步呢？

推波助澜的是词集的跋文，这是清代“三毛”之一的毛际可撰写的：

少陵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千古奉为诗圣。至于词，非天赋以别才，虽读万卷书，总无当于作者。使少陵为《忆秦娥》、《菩萨蛮》诸调，必不能与青莲争胜，则下此可知矣。

近世词学之盛，颉颃古人，然其卑者掇拾《花间》、《草堂》数卷之书，便以骚坛自命，每叹江河日下。今梁汾、容若两君权衡是选，主于铲削浮艳，舒写性灵，采四方名作积成卷轴，遂为本朝三十年填词之准的。

丁巳春，梁汾过余浚仪，剪烛深宵，所谈皆不及尘俗事。酒酣，出斯集见示，唫赏累日，漫附数语归之。余赋性椎朴，不能作绮语，于词学有村夫之诮，无足为斯集重。顾平生读书不及少陵之半，而谬托以解嘲，益令有识者揶揄。两君其为余藏拙可也。

遂安毛际可识。

毛际可先引了杜甫的话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紧接着笔锋一转：但词与诗不同，如果没有天赋别才，就算读了万卷书，也填不好词。如果让杜甫去写《忆秦娥》、《菩萨蛮》，必然没法和李白争胜，等而下之的其他作者也就可想而知了。

近世词学大兴，足以颉颃古人，但格调卑下的作者不过掇拾了《花间集》和《草堂诗余》的调子就自以为水平很高了。如今顾贞观和纳兰容若编选了这部《今初词集》，铲除词坛的陈词滥调、浮华艳语，主张填词要舒写性灵，于是广采佳作，编选成书，成为本朝三十年来填词的标杆。

从这一序一跋，可以想见容若与顾贞观的野心之大，他们是要以一己之力为天下词坛设定一个标杆，使词的写作不再是所谓的艳科小道，而是将其提升到一个不亚于任何文体的高度。并且发出了自己的呼声：填词需要别才，既不要附庸于诗，也不要逞博炫学，更不要低俗浮华，唯一的追求就是“舒写性灵”，不是为了交际，不是为了游戏，而是为了以真挚的笔写出真挚的心。

我们知道清代文学中，袁枚提倡“性灵”，而容若和顾贞观在编选这部《今初词集》的整整四十年之后，袁枚方才降生。

两位志同道合的奇男子，以毫无功利的童心合作着他们心目中的伟大事业，全然不管旁人是怎么看的。这实在是很奢侈的镜头，奢侈得令人极度羡慕。

于是，这样两颗超然物外的童心一起协作，要为天下词坛树立起太高的一支标杆，多年不曾坠落。今天我们了解清代文学，无论如何都避不开这部《今初词集》，尤其是鲁超与毛际可的一序一跋，把那两个大孩子的天真面目都写尽了——他们是如何地做起这些事情来，投入了多少的热诚、理想和幻想。他们就可以这样不管功名利禄，只一味地沉迷在自己的兴趣中了，没日没夜地搭建着自己的空中楼阁。

我们之所以会爱上他们，因为他们不放弃的，正是我们不得不放弃的。

总有一些人住在世界之外的岛屿上，当仙子们忘记了给时钟上紧发条，他们便以为自己永远也不会长大。

清代的词坛不大为现代读者所知，这实在有几分委屈。《纳兰词典评》里曾有过一段说明：清词号称中兴，盛况远超两宋，创作理念与艺术手法也较两宋有了长足的发展，只是宋词的马太效应太大，现代人除了专业的研究者之外，便往往只知宋词而不知清词，即便读一些清词，也只知道容若一人而已，殊不知清词大家各有锋芒、各擅胜场，济济为一大观。

诗词，从唐宋以降，一直是在发展着的。单以用典手法论，唐诗之中，李商隐算是用典的大家，但比之宋词里的辛弃疾，李商隐的诗句基本就算是白话了；辛弃疾是宋词中的用典大家，但比之明代吴伟业的歌行，辛弃疾的词也该算是白话了。个中缘由，除了艺术的自然发展之外，诗词作者从艺术家变成了学者，这也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大略来说，宋诗之于唐诗，就是学者诗之于诗人诗；清词之于宋词，就是学者词之于文人词。学养被带进了艺境，向下便流于说教，向上便丰富了技法、拓宽了境界。但遗憾的是，这等佳作，因其曲高，便注定和寡，总不如“床前明月光”和“人生若只如初见”这类句子那样易于流传。

容若与顾贞观主张填词要“舒写性灵”，认为词有别才，与之并不矛盾，因为这是针对他们那个时代的读者而言的，而他们的很多“常识”对于我们早已经变成了专业的“学问”。好比纳兰词看似明白如话，其实含着大量的用典与化用，涉及大量的经史子集，这在顾贞观、严绳孙、姜宸英、朱彝尊他们看来，一目了然，都是常识，对于现代读者，却需要借助大量的注释才能看懂了。

我们常说时间是一面筛子，但这面筛子并不总是汰沙存金，却往往淘汰掉了阳春白雪，保留下了下里巴人。对于歌者而言，“若有知音见赏，不辞遍唱阳春”，这不是孤高，而是寂寞。曲高则注定和寡，这是千古铁律，概莫能外，雅俗共赏的例子毕竟凤毛麟角。

说不定几百年后，人们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古典文学”，流传在口的所谓名篇佳作也都是从流行歌曲和畅销书的排行榜里出来的呢。

[3]仙佛：一个孩子的精灵世界

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城。

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