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逄先知回忆：4000万字左右的《二十四史》毛泽东是通读了的，有些部分不止读过一遍。他认为有意义的人物传记，还经常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将史书篇章推荐给党的高级干部，显然是为了引起他们以史为鉴，汲取经验教训，增长智慧和才干。这也是毛泽东常用的一种独特的教育下属的方法。

毛泽东向高级干部推荐《汉书·霍光传》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曾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过几本书，古今中外都有，其中便有《汉书·霍光传》。

霍光（？—前68），字子孟，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骠骑将军霍去病之同父异母弟。十余岁随霍去病入京为郎，迁为侍中。霍去病死后，霍光为车都尉、光禄大夫，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深为汉武帝所亲信。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汉武帝意欲以赵婕妤所生之子弗陵为嗣，认为霍光可辅佐，遂命人绘《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以赐霍光。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病危，诏霍光为大司马，与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辅佐弗陵，是为昭帝。汉昭帝时年8岁，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主持朝政，于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封博陆侯。上官桀与霍光争权，桑弘羊与霍光在盐铁官营等政策上有严重分歧。公元前80年，上官桀、桑弘羊、燕王刘旦、盖长公主密谋，欲杀霍光，废昭帝，立燕王为天子，最后事败，上官桀、桑弘羊被族诛，燕王和盖长公主自杀。霍光自是威震海内。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汉昭帝薨，无嗣，霍光以皇太后诏迎立汉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刘贺荒淫无道，旋废之。又迎立武帝曾孙刘询，是为汉宣帝。

霍光执政期间，执行“与民休息”政策，削减国家财政支出，减免百姓租赋，重新恢复与匈奴和亲，史称“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其实，向“高级干部”推荐《霍光传》的，1000余年前就曾有过一人。《宋史》记载：寇准当了宰相，前去请教张泳，张泳只说了一句“《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不解其意，回去读《霍光传》，读到“不学无术”时，会心一笑，说：“此张公谓我也。”

“不学无术”这顶帽子是寇准读《霍光传》时，对号入座加到自己头上的，张泳私下对他的评价是：“寇公奇才，惜学术不足耳。”

《霍光传》记载：霍光要废一即位就行***的刘贺，又怕日后担“忤逆”的骂名，他想援引古例，却不知“伊尹废太甲以安宗庙，后世称其忠”的典故，于是问了一句“于古尝有此否”。没想到即此一问，让人看出“光不涉学”了。“不学无术”一说就是溯源于此。

然而，《霍光传》的价值还不仅止于此。读《霍光传》，使人能更清醒地认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历史悲剧。

霍光是西汉武帝、昭帝、宣帝的重臣，有拥立新君、辅佐朝政的大功，是四朝元老，为汉室的安定和中兴建立了功勋，是西汉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政治人物，位列麒麟阁十一功臣之首。这棵根深叶茂的大树，确实也庇荫过他的后人。大树底下乘凉，又极易有恃无恐，于是霍光的子孙们骄横傲慢，即使什么本事都没有，也会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身居高位，“朝请”时却“数称病私出”。“朝谒”也叫“苍头奴”代劳。连家奴都狗仗人势，竟因与人争道而入御史府踢大门，还动不动就扬言“县官（指汉宣帝）非我家将军（指霍光）不得至此”。

汉宣帝即位之后，霍光夫妇又做了两件不光彩的事。《汉书》均有记载。一是将女儿霍成君嫁给皇上，二是将汉宣帝在民间所娶的皇后许平君毒死了，使他自己的女儿成了皇后。

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去世，汉宣帝即宣布亲政。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逐步开始剥夺霍家人的政治权力。此时的霍光一脉，在朝廷已盘根错节，势力强大。《汉书》云，“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甚为形象。汉宣帝首先削弱霍光家族的军权。他任命霍光的儿子霍禹为大司马，霍光侄孙霍山为尚书，削其实权。最关键的环节，就是将“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悉易亲信”，换成了自己的人。

这一切，自然令霍家人坐立不安。霍禹、霍山等人，甚为恐惧。于是，霍氏决定冒险。这是说，他们想让霍皇后下毒酒，毒死汉宣帝，然后由霍禹做皇帝。然而，此时的汉宣帝早已羽翼丰满、成竹在胸了。公元前65年，汉宣帝一举将霍家及其余党一网打尽。可怜霍氏一族，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活口。霍光的老婆儿子被腰斩后，甚至还被弃尸街头。唯一活下的人，是霍皇后，在冷宫终其一生。霍氏一家，真正算是死无葬身之地了！这一可悲结局，正由“君子之泽”的“庇荫”所致。

要认真看书学习，为官执政的不可不学无术；要管好自己的家人子女——这两条都是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毛泽东向高级干部推荐《汉书·霍光传》，其良苦用心，或许也就在于此。这对于当今建立学习型政党和反腐倡廉，极具借鉴意义。

毛泽东曾要求王洪文读《后汉书·刘盆子传》

1972年，按照毛泽东的部署，王洪文从上海被调到中央工作。开始时没有让他担任中央的重要职务，而是委托周恩来培养他，考察他。有一次，王洪文回到上海搞调查研究，同时为召开党的十大做准备。一到上海市委康平路办公室，王洪文就急着要找市委写作组的负责人朱永嘉。朱永嘉是复旦大学教师，对古代史，尤其是明史非常熟，批判《海瑞罢官》前调到市委写作组。王洪文对朱永嘉说，在北京的时候，毛主席要他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因为是古文，很深奥，他读不懂，所以要朱永嘉给他讲讲。

朱永嘉把这件事告诉了当时的上海市委负责人徐景贤。为了探索其中的含义，徐景贤要朱永嘉赶紧把《后汉书》找来一读。

《刘盆子传》中写道：“刘盆子者，泰山式人，城阳景王章之后也。”式县，位于泰山脚下的泰安附近。景王刘章，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而盆子是刘章的后代，身上有点皇族血统。不过，当时他只是个放牛娃。新莽末年，赤眉农民起义，“琅琊人樊崇起兵于莒，西攻长安”。有人给起义军的领袖樊崇出主意，要他找一个刘氏宗室来做皇帝，以便师出有名，号令天下。

当时，在赤眉起义军中有景王刘章的后代共70多人，其中数刘盆子、刘茂、刘孝三人的皇族血统最近。究竟该挑选谁来当皇帝呢？结果采取“摸彩”的方式选中了15岁的刘盆子。刘盆子侥幸当上了皇帝，将领都向他膜拜称臣，但他依旧故我，经常和一班放牛娃嬉戏……

王洪文的经历，在某些方面和刘盆子有相似之处，他从小也放过牛、养过猪，在东北吉林的田野里干过农活。毛泽东也曾经多次向别人介绍过王洪文，说他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以后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

毛泽东特意从《后汉书》中挑出了放牛娃刘盆子的传记，让王洪文，无非是提醒他：按照刘盆子的资历、能力和社会地位，是不行的，只是依仗着刘氏宗室这一条，“摸彩”摸得了一个皇帝的宝座；你王洪文资历很浅，只是依靠“文革”中造反起家。你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不学习，少长进，结果也会像刘盆子那样，即使身居高位，仍然不务正业，最后将以失败而告终。

当时，毛泽东对王洪文确是抱有希望的，但同时，心中也有隐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选拔一个工人担任党内的高级领导职务，是有过先例的，王洪文能不能胜任呢？毛泽东对此当然很担忧。

徐景贤给朱永嘉出了一个主意：只做古文翻译，不发表任何议论，除了把《刘盆子传》用白话文详细讲解一遍以外，其他什么话都不说。

第二天，在王洪文办公室里，朱永嘉逐字逐句地讲解着《刘盆子传》，王洪文听得很仔细，还自己捧着《后汉书》看了许久。听完了，看完了，王洪文若有所思，一声不吭。

王洪文的政治嗅觉当然很灵敏，他只听了一遍，就明白了毛泽东叫他读这篇史传的用心所在了。但是他也是胸有城府的人，在朱永嘉面前，他不动声色。读完了，他也不发表读后感，故意谈了一些别的事情，这项读书活动就算结束了。

但是，王洪文后来不听毛泽东“不要搞‘四人帮’”的忠告，不学无求，一意孤行地和江、张、姚一起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终于变成了现代的“刘盆子”。

毛泽东多次向高级干部推荐《三国志·郭嘉传》

《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是毛泽东爱读的一篇人物传记。1959年，他曾多次推荐《郭嘉传》给高级干部。

据《郭嘉传》记载：郭嘉是三国时期曹操赏识和重用的一位英才，可以说他们是一见如故。经荀彧推荐，曹操初次见郭嘉，论议天下事，便感叹道：“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郭嘉在袁绍麾下碰壁以后，见了曹操，也高兴地认为曹操“真吾主也”。曹操随即让郭嘉担任自己的首席军事参谋。

郭嘉没有辜负曹操的厚望。他每临大事，神机妙算，稳操胜券，令曹操喜不自胜。《三国志》作者陈寿评价他是“深通有算略，达于事情”。可惜，郭嘉在38岁那年不幸病逝。曹操大哭，并表曰：“自从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不幸短命，事业未终。追思嘉勋，实不可忘。”及至赤壁战败，曹操再次大哭，对手下说：“郭奉孝（郭嘉，字奉孝）在，不使孤至此。”悲伤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1959年，伴随着“大跃进”狂澜，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现了一些问题。这年春天，毛泽东一度潜心研读《三国志》，试图从中获取经验。他结合实际工作***现的一些问题评点三国人物，谈得比较多的是郭嘉。

1959年3月2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向大家详细介绍了郭嘉，几乎把《郭嘉传》里描写郭嘉为曹操谋划的史实都复述了一遍。毛泽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