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最后一个甩头亮相的造型动作却出了笑料：表演接近完成，心情过于激动，头甩得过急过猛了一点，那条油亮乌黑的辫子忽然从中间断为两截，后面的一截凌空飞起，在礼堂上空飞出一段漂亮的弧线，啪的一声响，不偏不倚地落在文化馆老师的桌上，把垂着眼皮的他惊得一个激灵，来不及穿鞋就跳下椅子，惊慌失措地盯住黑蛇一般盘在桌上的半根发辫，张大的嘴巴半天没有合上。

场内场外一片哈哈的笑声，既为那条差强人意的辫子，也为文化馆老师出色的即兴表演。

大辫子女孩羞得无地自容，当场就呜咽出声，双手捂脸奔出门去。

旁边一个男孩跟着追了出去。

也不知道他们后来怎么了。

接下来的一个考生居然是那个手指修长漂亮的拉二胡的男孩。

他长得真是秀气，双眼皮和小巧的鼻子嘴巴使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娇生惯养的女孩。

而且他居然是一个农村里少见的完美主义者，他反复地移动屁股下面那张榫头不牢的方凳，把它摆放得符合自己要求之后才小心地坐下去。

然后他琢磨二胡搁在腿面上的位置，朝前移一点点，又朝后挪那么半寸。

二胡与腿面垂直的角度也颇费了斟酌，直一点不行，斜一点更不好，左右不是个事儿。

他还低头去闻琴弓上的松香味，似乎靠嗅觉就能够判断出松香上得够还是不够，琴弓的松紧度是不是正好。

所有的人都隐忍不发，几乎是屏息静气地盯牢了他的每一个动作，有一点点吃惊，也有一点点期盼，觉得如此注重细节的一个男孩总应该不同凡响，就像暴风雨到来之前肯定有一个令人窒息的宁静似的。

终于，他细长漂亮的手指搭上琴弦，头发轻轻一甩，嘴巴狠命一抿，脸上满带着破釜沉舟的悲壮，拉出一串吱呀的音符，居然是我们当地的乡村小调《杨柳青》。

这曲子简单无比也通俗无比，初学二胡的人不出十天就能够拉得上手，这男孩摆了半天的功架，弄到最后是这等水平！我的好朋友最先表示了她的失望，背过身子不肯再看，嘴里不住地说：“气死我了，我当是来了什么宝贝呢，还不如我们学校宣传队的水平。”我们决定要走，回教室写作业去。

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一个衣着简朴的中年妇女，一手拎一支沉甸甸的乌木二胡，一手紧抓住身边她儿子的手，很辛苦地从门外挤进礼堂。

我觉得当妈的亲自带儿子来应考很少有，还是应该留下看看。

我们就暂时没走。

中年妇女拉着儿子一直往前走，不亢不卑地站在了一排考官面前。

也许是被刚才的考生败了兴致吧，几个考官的神态都有点倦怠，头低着，随意地翻着花名册上的名字。

一个女考官例行公事地要求考生自报姓名，他妈妈赶快替他答了。

女考官皱起眉头，说她问的是考生本人，不需要家属作答。

她接着又问男孩准备的曲目。

还是他的妈妈作了回答，说是孩子自己瞎编的曲子，叫《风中芦苇》。

女考官几乎要发火，觉得这个当妈的太喜欢多事。

结果中年妇女解释说，她的儿子是个哑巴，小时候吃药把声带吃坏了。

一言出口，场中一阵轻微的骚动。

面朝那母子的一排老师全都抬了头，就连文化馆老师也努力撑开眼皮，不能掩饰他心中的惊讶。

中年妇女询问女考官是不是可以开始。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拉了拉场中那只孤零零的方凳，让她的哑巴儿子坐下，在他头顶轻轻拍了一拍，而后退身到后面的墙角。

那孩子的脸色在一瞬间里有一些羞涩。

他笔直地坐着，桃树疙瘩般的大手稳稳地扶住二胡，埋下头去，静默片刻，握弓的右手舒缓地伸展开来。

一缕细细的风声从他手下响起，在礼堂上空轻掠而过。

风在江边潮湿的土地上飘荡和舞蹈，炊烟般地升起，又如阳光般地洒落。

芦苇开始在风中吟哦和歌唱，摇曳了一片碎豆子样的声响。

礼堂里安静得如同无人存在。

我发现文化馆老师的眼睛始终是睁开的，眼里的光亮聚集成一点，箭一般尖利。

风声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增强，变得狂暴而肆虐，像一群被禁闭许久才放出笼中的猛兽。

它们狂蹦乱跳，仰天嘶吼，恣意踩踏脚下的一切。

芦苇温顺地在它们的利爪下弯腰躲闪，以自己的忍让和柔顺来换取生存。

比较倔强的枝叶就痛苦地折断了，伤口中流出绿色的汁液，那是一部分芦苇的生命挽歌。

剩下的族类强忍悲伤，互相抚慰，相倚相靠，告诉自己和同伴要活下去，活下去才能壮大，繁衍，一代接着一代生生不息。

十多分钟的时间里，整个礼堂没有人发出哪怕是一声咳嗽。

乐曲结束之后仍然静默了很久，直到哑巴男孩把二胡拎在手里，朝考官们恭敬地行了一个礼，转身去找他的母亲，拉着她默默走出大门，这里那里才响起了春蚕嚼叶般的窃窃私语。

围在门口的我们很自觉地让出一条路，让那母子两个出去。

我们的眼睛里满满地都是同情和尊敬。

文化馆老师忽然趿着一双鞋子啪嗒啪嗒从礼堂里追出来。

他神情复杂地搓着一双手，说不出别的东西，只反复表示一个意思：“可惜了，这孩子太可惜了。”孩子的母亲就淡淡地笑起来，说她带孩子过来不为别的，只想让孩子长长见识，让老师们验证一下他的水平。

文化馆老师在礼堂外站了很久，一直到那对母子的身影在远处消失不见。

我细心地注意到，他的一对皮囊囊的眼泡非但肿，而且发红。

事情已经过去近三十年，那一对红肿的眼睛我始终不能忘记。

在我的一生中，艺校的招生考试是很重要的一次生命体验。

如水流淌的音乐

这是发生在七十年代一个农场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农场中学的一对恋人老师。

男老师教政治。

他长了一副瘦长俊朗、神采飘然的身架，一件普通的灰色中山装穿在他身上，也能够穿出常人所不具有的体面。

语文老师孟夫子私下里曾经对人说，若放在从前穿西装的时代，凭政治老师的这副身架子，穿西装是绝配。

女老师教音乐。

她的体态娇小而丰腴，一张圆圆的娃娃脸终日巧笑盈盈，浓密的睫毛随笑容在脸上轻轻扇动，宛如一对黑色蝴蝶的翅膀。

她喜欢穿黑色衣服。

夏天是立领短袖掐腰的黑丝绸上衣，一条宽松的黑色绉纱裤子。

春秋是黑色平绒外套。

冬日里一件粗呢黑大衣。

黑色衣装配她丰腴的身材和白嫩的娃娃脸，就显出另一种韵味来了，其丰腴更见性感，其白嫩更具诱惑。

这一对玉人的婚礼，在当时的农场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壮举，事隔很多年，农场里每有人结婚时，老人们还都会津津乐道地谈起当年两位老师结婚的情景。

婚礼是借场部礼堂举行的，场革委会副主任亲自担任司仪，为他们主持一切。

农场领导把这个活动当作全场树新风的榜样隆重推出，因此贴钱买来了许多的花纸，许多的糖块、瓜子、花生，用小竹筐装着，沿礼堂舞台的边缘摆了齐齐一排。

那一天晚上，几乎全场职工都被场部大喇叭叫到了现场。

大人们或站或坐，聊天，嗑瓜子，评点新人的穿着打扮，说一些打情骂俏的荤话。

孩子们嘴巴里含着糖块，在大人的腿间窜来窜去，疯笑打闹，快活得赛过年节。

雪亮的大灯往舞台上亮堂堂地照着，门窗紧闭的礼堂里暖融融地热闹着。

两位老师在台上并肩而立，一个潇洒俊逸，一个娇艳如花，神态都是大大方方，叫说恋爱经过就说恋爱经过，叫啃苹果就啃苹果，跟司仪的每一个程序都配合得丝丝入扣。

后来有几个小伙子被热闹的气氛撩拨得起了性，在台下一商量，七八条粗嗓门喊成一条声：“香一个嘴！香一个嘴！我们要看新郎新娘香一个嘴！”人们就跟着起哄：“香一个吧！新郎新娘香一个吧！”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眼睛都直勾勾地看着台上，都等着即将发生的激动人心的一刻。

司仪笑得眼睛都快没了缝，假装公允地征求新人的意见：“怎么样？你们可以吗？真不好意思的话就别勉强。”新郎就用眼睛对新娘发出询问。

新娘抿嘴笑着，微微点一点头。

新郎随即一转身，没好意思当众拥抱，只用双手扶住新娘的肩膀，头低下去，脸侧过来，双唇轻轻贴上了新娘的嘴边。

全场爆发出如雷的欢呼。

小伙子们激动得嘶哑了嗓门，互相擂着对方的胸脯。

姑娘们一个个面红如血，娇羞地把脑袋藏到同伴的肩窝里，好像被当场香嘴的是他们自己。

小孩子们似懂非懂，也跟着直蹦直跳，嗷嗷地叫得像一群小狼崽子。

场中气氛沸腾得如同开锅。

那是在七十年代的当众接吻啊！在那个禁欲的年代，电影戏剧都绝对没有这样刺激的场面和镜头啊！时间持续了约摸十秒钟，尔后两人分开。

分开的时候他们的目光仍然胶着在一起，彼此都显得意犹未尽，恋恋不舍。

忽然，在人们的猝不及防中，他们竟又不顾一切地扑在一起，开始了他们的第二次接吻，姿态和神情都愈加迷狂，根本就有些旁若无人。

礼堂里一反常态地安静。

人们屏息静气地注视台上，不敢吐痰、咳嗽和移动身体，生怕意外的响动惊吓了这美妙的一瞬。

这一对老师的婚礼使全场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得到了极大满足。

在此之后的大大小小新式和非新式婚礼上，再也没有哪一对新人有如此的胆量和气魄，敢于当着亲友和陌生人的面一而再地接吻。

农村男女们可以在田地麦场上打闹得扯衣脱裤不分彼此，但是一旦有机会来了真的，就立马怯场，死活都不肯超越拉手的界限一步。

那一场婚礼也就成了农场上空前绝后的壮举，带着一种表演的性质，很多年都没有被人遗忘。

那天晚上散场之后，农场知青们簇拥到教师宿舍里接着闹新房。

新娘子笑吟吟地搬出一架手摇唱机，放上一张胶木唱片，让大家欣赏音乐。

乐曲从唱机里溪水一样清粼粼地流淌出来时，所有的年轻人面面相觑，惶惑不已：这不是我们平常听惯的民歌、语录歌和样板戏呀！这到底是什么？这么陌生又这么好听？这样美妙醉人的天籁般的声响啊！问新郎新娘，他们商量好了一样，笑而不答。

清粼粼的小溪就这样从山间岩石中撒着欢儿地奔出来了，它拥着泡沫，打着漩涡，挟带着嬉笑和欢乐，一路欢奔着冲向平原。

它看见了辽阔的草原和田野，大地像一个温柔的母亲，敞开胸膛接纳它入自己怀中。

它因此而变得沉稳和端庄，安静如一个歌吟的少女。

它舒缓地迈步行走着，带着一往无前的勇气和雍容大度的风范。

它用自己的身体负载船只，浇灌土地，涌动起一个又一个浪花向人类致意。

天黑了，沿途的村庄都睡了，它也慢慢地停息脚步，沉沉睡去。

暗夜中时不时有它轻轻的呢喃声，是不是它做了一个五光十色的好梦呢？然后天光四亮，红日涌出，给它披上了一层灿灿的金袍，它伸一个懒腰醒来。

该是奔腾入海的时候了。

你看它浩浩荡荡，激情澎湃，似乎在向大地做最后的告别。

可是海这个家伙过于高傲，摆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派头，用力地把它推开。

它被激怒了！它咆哮，抗争，撞击，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冲天巨浪。

它想要告诉海，勇敢者是完全无所畏惧的！你听你听，海不是屈服了吗？它们终于交汇和融合到一起，彼此轻抚着对方的伤痕。

一切归于平静。

房间里也是一片寂静。

所有的人都是呆呆地坐着，望着唱机上嗤嗤空转的针头。

很久之后才有人小心移动身体，抬一抬坐麻的腿脚和屁股。

好几年之后，我在北大的小礼堂里听一场学生会组织的讲座，主持人用卡式录音机放出来的也是这样一段音乐。

十八九岁初次聆听的记忆太过深刻了，所以我听到一半时竟忍不住地全身颤抖，活像高烧之后接着而来的寒战。

那一次我记住了乐曲的名字：交响诗《沃尔塔瓦河》。

作者是捷克音乐家斯梅塔纳。

生而有缘

我的妹妹只比我小一岁。

很小的时候我们是生活在一起的，穿一样的衣服，扎一样的蝴蝶结，照片上看起来像双胞胎。

依稀还记得我父亲背上挂一个，胸前抱一个，在县中的校园里走来走去的样子。

妹妹六岁那年，姨妈因为不能生育，跟我母亲商量抱养我们中的一个。

我母亲很大方地同意，并且让姨妈自己挑选，姨妈挑中了我的妹妹。

妹妹小时候眉清目秀，的确比我可爱。

姐妹从此分居在两个县城，寒暑假我回老家才能够相见。

距离加深了彼此的思念，在我整个的少女时代，我们相处的状态有点像恋爱，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那种样子，想尽一切办法，寻找一切借口，从各自的家中溜出来，在井台上，巷弄间，甚至公共厕所里会面，塞给对方一粒黏糊糊的糖，几颗被手汗洇软的瓜子，再急急忙忙说上几句话，而后慌慌张张分手。

我姨妈的眼睛时时刻刻都粘在妹妹背上，她认为我的头脑复杂，心思缜密，跟妹妹见面的目的就是要策动她背叛养父母的家庭，弄成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局面。

那时候我有点恨姨妈，常在背后偷偷骂她，认为她心胸太窄，很多年之后我才慢慢理解了她的特殊境况，觉得她对我的警惕和对妹妹的监控是一个悲剧性女人的必然态度，不这样盯着反倒奇怪。

有一年在老家过完春节，分手的时候妹妹送我一盒高粱饴软糖。

我没有上交给母亲，而是藏在枕头下面，每晚临睡前拿一粒出来，剥开糖纸，在嘴里吮上一吮，咬下米粒大小的一块，再用糖纸包好，放回盒中。

寒假距暑假有一百多天，我将天数除以软糖的粒数，得到的数字是多少天吃完一粒糖，刚好够上暑假回老家再见妹妹的面。

我想要每一天都享受到妹妹的甜蜜，她对我的浓浓的爱意。

不料一天母亲替我换洗被褥，发现了枕头下的秘密，母亲当时是怎么想的，我无从知道，只记得她死活要我说出糖的来历，我紧闭住嘴巴死活都不吐一字。

我觉得说出来就是对一种感情的亵渎，我愿意将这个隐秘独自珍藏到最后。

我越不开口，母亲心中的疑窦越深，我几乎听得见我们之间地缝裂开时的嘎嘎的声响。

那一刻我孤独而且绝望，但是心底深处却是甜蜜而骄傲。

我意识到拥有秘密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幸福，人的一生就由一段段的幸福摞成阶梯，支撑着凡俗的躯体逐级攀援上去，到达天国。

这件事情在我和母亲之间是如何收场的，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如果回忆仅限于心灵的感受，那么结局并不重要。

我的大弟小我四岁多。

这是一段比较尴尬的年龄差，因为在我十一二岁似懂事非懂事的年纪，大弟正是“七岁八岁狗都嫌”的时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调皮捣蛋频繁惹祸，在我眼中是一个粗野和蛮横的形象。

我在那个岁数刚刚开始萌生对异性的兴趣，喜欢跟同龄男孩交往及谈话，看书、写作业、打乒乓、跳格子、捞鱼粘知了……做什么都觉得有滋有味。

大弟一点也不体谅我的需要，上学放学总是尾巴一样跟着我，使我时时感觉到他是一个多余的存在，笨拙而又碍眼。

在我的小学和初中阶段，我对大弟的态度极为粗暴，嫌恶并且讨厌他，最激烈的一次，他跟小弟打架，我为了偏袒小弟，曾经抓着菜刀冲到他面前，恨不能一刀砍死他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