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我十八岁高中毕业，大弟还不满十四岁，春节我带他上街购物，认识我的人悄悄问我：你男朋友啊？我愕然回顾，才发现身后的大弟已经高我半头，是一个嘴角长出茸毛的俊美男孩了。

那一刻我对大弟忽然有了许多的内疚，为我从前对他的忽略和粗疏。

我的大弟成年之后一反小时候的顽皮，变得温顺、善良或说是忠厚，使我常常有一种遇事恨不能替他冲上去的冲动。

七四年我们两人都在家待业，按规定两人中必须有一人下乡插队。

父亲赶回来开家庭会议，我毫不犹豫申明应该把留城的机会让给大弟，因为他太憨厚，一旦下了乡很难有机会拯救自己。

说那一番话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崇高的悲壮，我认为我用行动对大弟做了补偿，我必须把自己打入绝境才算尽了做大姐的责任。

大弟十五岁考入县文工团学声乐，七七年我们双双考入大学，我学文，他学艺。

文学和艺术是密不可分的两种事业，在我们姐弟四个人当中，实际上我和他的心灵最为接近。

这是很多年之后我才体味出来的。

小弟比我小八岁，我常常觉得我和他之间几乎就是两代人的差距。

“文革”中我停学在家，父母被运动折腾得七荤八素，家中里里外外由我操持，小弟几乎就是被我一手带大的，我对他始终怀有一种母爱的情愫。

每天早晨我一手拎着菜篮，一手拉着他的小手出门，先送他进幼儿园，而后买菜，中饭之后过一会儿，去幼儿园接他回家，路过集市，口袋里摸出早晨买菜偷偷省下的三分钱，给他买一支糖水冰棍儿。

看着烈日下那冰棍儿一半吮进他口中一半顺他的下巴流在衣襟上，我不停地弯腰用手绢替他擦来擦去，心里充溢的全都是快乐和怜爱。

回到家里我总是先替小弟洗澡，再备好了水吆喝大弟洗，等父母下班我们三个人的衣服也洗得干干净净晾在院子里，邻居阿姨对母亲赞一声：你这个女儿真能干。

那时候我是自豪的。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用在当年的我身上，一点儿也不夸张。

对小弟的溺爱使我在任何情况下都毫无道理地站在他的一边，像一只扎撒着羽毛的小母鸡，把有胆欺负他的大弟和别的男孩们啄得体无完肤。

很多年后，我已经从北大毕业，小弟在清华读书，回南京看我，我们双双骑车上街，骑到鼓楼上坡处，他先是靠近我，伸出一只手抓住我的车龙头，用他的力气带动我上坡，而后飞快地绕到路的外侧，替我遮挡着车流人流，那样一种小心、体贴和呵护，好像他面对的是一个爱到心里的娇弱女孩。

那一瞬间我的眼睛红了，心里有一种融化开来的温暖和柔软，我想我真是没有白疼这个小弟，上帝垂爱我，我得到了应该得到的。

也叫“朝花夕拾”

初进北大的日子，印象中是被《诗经》和《楚辞》淹没的日子。

说起来，我们中文系文学专业77届的一帮学生有点与众不同，相当一部分人是十年浩劫中挣扎过来的“业余作者”，或多或少发过一点作品，在地方上小有名气，报考北大中文系是奔着文学家的桂冠来的。

入学第一天晚上，系里的一个头头找我们开班会，斩钉截铁宣布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只培养学者。

于是全体大梦初醒，然后一头扎进了《诗经》《楚辞》之中。

背书成了班上的头等大事。

吃饭也背，睡觉也背，走路也背。

你背给我听，我背给他听，全班背成了一锅粥，有记性好的，居然能把一本《楚辞》从头至尾背得朗朗上口。

我是自愧弗如，《诗经》背熟了不到一半，《楚辞》则只背开头一段。

就连那曾经背熟的半本《诗经》，如今也忘得差不多了。

即便这样，我仍然要感谢当初那一段背书的日子。

其中的字句或许可以忘掉，但是优秀古典文学的那种意境，那种味道，却是从此铭刻在心。

毕业之后我写，当作家，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教我们《诗经》的老师姓吕，是一位极诚挚极认真的人。

中等身材，精瘦，戴一副白边眼镜，眼睛从镜片后面温和而固执地看人，即便生气，眼睛看上去也不严厉。

冬天穿对襟的中式棉袄，春夏秋穿白衬衫和灰中山装，衣服皆宽大肥硕。

有时从远处看着他衣摆飘拂、胸背笔挺地走过来，心里不免就想：他应该穿一身灰绸的长袍才合适，那会使他更显得儒雅飘逸。

有一次偶然听人说他曾在部队干过，当过营长什么的，我大吃一惊，无论如何不能把他和一个横枪跃马、叱咤风云的形象联系起来，并且莫名其妙地在心里感到懊丧。

后来我几次想向他问个明白，又终于没有问。

是怕这消息被他亲口证实还是别的？当时的心理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

至今我书橱里还保存有两本“作业簿”，是那种小学生或者中学生用的横条子的练习本，上面是我用现代文翻译的《左传》，且每一页都有吕老师用红笔批出来的谬误。

我曾下决心把一本《左传》全部翻译出来，并且把这意思告诉了吕老师，他竟大加赞赏，答应我可以随时去找他批改。

当时他在图书馆的四楼占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我便常常喘息着爬楼梯上去敲门找他，每一次迎接我的都是一片温和诚挚的笑容，那是他发自心底的，对一个肯用功读书的学生的喜爱。

此后在北大的四年之中，我再没有碰到过比他更有耐心、更舍得把时间花在学生身上的老师了。

校徽刚发到手的时候，那真是视若眼珠一般宝贵，一时一刻再不肯从胸前取下。

进城办事，汽车上、路上，故意把胸口挺得高高，让校徽的白光晃来晃去，映入眼中的便是路人的一片尊敬和羡慕。

头一年春节回故乡探亲，校徽也照旧别着，心里的那份自豪，那份淋漓尽致的胜利的快意，实在是无法言说。

偶尔在街上碰到过去羞辱过我、鄙视过我、甚至伤害过我的人，心里忽然就涌上来对这些人的怜悯，对命运、机遇和轮回的感慨。

走到他们身边时便故意带着淡淡的、不屑的微笑，一如俄罗斯画家克拉姆斯柯依的名画《陌生的女人》中女贵族的神气。

很快地，骄傲和自豪的日子过去了，初入北大的那份稚气的兴奋随着岁月流逝，变成一团苍白的回忆。

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拉开书桌抽屉，忽然想起久放在角落里的校徽，漫不经心地扒开杂物寻找，却怎么也找不见那一小片熟悉的白色，于是才知道不知何时已经把校徽丢了。

花五毛钱到系里补领了一个，仍然是丢进抽屉，为的不过是万一检查起来不至于手足无措。

后来抽屉里的杂物竟把校徽弄得白漆剥落，斑斑驳驳，看见了，也不过淡淡一笑，搞点儿画黑板报用的白色颜料，马马虎虎将掉漆处填补起来了事。

又有一次打开抽屉，校徽就躺在手边，无言地、幽怨地望着我，苦着一张被我动过手术的丑陋的脸。

心里忽然一阵愧疚，觉得这么长久不让它见见天日委实太冷酷，便用两根手指拈起它来，别在胸口。

下午去教室，去图书馆，去大饭厅，莫名其妙觉得浑身瘙痒，觉得背上毛刺刺的。

当下知道是校徽作怪，遂又取下，重新关进抽屉。

一直到毕业。

系里出了通知，所有毕业生必须把校徽交上去。

那个晚上，把抽屉拉开一条缝，把校徽放在这缝缝里，就这么无言地，久久地望着它，恍惚中校徽忽然变成整整一个北大，庞然地立在眼前。

我痛苦地想，今后是再没有别这校徽的权利了，然而在我有这个权利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有尽情地别它一个够？我的宿舍，先是在32楼，男女合住，男生一、二、三楼，女生四楼。

到夏天，高年级女生便在四楼的楼梯口贴上一张纸条，上书：“晚上十点以后男生禁止上楼”。

男生果然规矩得很，绝没有人冒险闯入禁地。

有非办不可的事，也只能在楼下声嘶力竭地把女生喊下去。

“xxx——！xxx——！”夏夜中那喊声颇有几分西班牙小夜曲的韵味。

二年级的时候男女生分开了，女生全部搬进了31楼。

规定八个人一间房，然而那几年我们班总不断有人到留学生楼去陪住，因此我们的宿舍也总没有超过四个人。

四个人，三张上下铺的床，两张桌子，四个方凳，一个书架。

空出来的两个铺位，便放衣箱，放书，放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四个人全部回宿舍的时候，小屋里实在拥挤不堪，走路都得侧身而过。

于是常想，若是住八个人，该怎么个住法？白天整个一座楼里寂静无声。

姑娘们像一群叽叽喳喳的鸟儿，若一间小房里脸对脸坐上那么三四个人，那就谁也别想看得进书。

于是不上课的时候大家干脆躲到图书馆去，在宿舍里，那就是玩，就是闹，就是聊天嗑瓜子看电影画报。

瓜子也不是花钱买的，是拿面票、杂粮票到黄庄农贸市场换的。

愿意跟我们换瓜子的小贩多得是。

那时候的学生不像现在，闲下来有点瓜子嗑嗑已经是小小的挥霍。

每月跟家里要个十块二十块钱，脸红得像关公。

集体伙食很单调，女生们又格外省俭，于是变着法儿做吃的。

有一段时间女生宿舍风行热水瓶煮面条：将水瓶倒空，灌进一小把挂面，拿到开水房里冲满开水，几分钟后拔开瓶塞，将水和面条一同倒出。

面条捞起来，拌上猪油、酱油、味精，便吃得有滋有味，仿佛味道好极了。

偶尔也有懊丧的时候，那便是碰上开水房的水不开，温吞水，灌进瓶去面条就闷成一坨烂糊，倒又倒不出来，捅又捅不出来，真正是急死人也。

三年级的时候我的小弟考上了清华。

清华和北大很近，他买了一辆旧车，星期天就嘎吱嘎吱骑了过来。

我们改善伙食的内容照例是下面条，有时候还打两只鸡蛋进去。

不过那时的炊事用具已经由热水瓶发展到电炉。

烧电炉是北大明令禁止的行为，我们明知故犯，因此作案时不免心中惶惶，一边守着面锅一边侧耳留神走廊上的动静。

现在想起来，在这件事上我是很对不起北大的。

从外面看31楼，门窗都是那种很旧的绿色，于是觉得屋顶和墙壁都有点绿莹莹的意思。

我的宿舍在二楼，朝南。

窗下是几棵绿色的核桃树，只是从不见有核桃从树上落下。

雨天在房间里，就听见雨打树叶的沙沙的声音，很寂寥，很幽静。

站在我们窗口往外看，前面是32楼，34楼。

楼与楼之间是浇了柏油的校园小路，每天照例有人打扫得干干净净。

上午七八点钟和下午一两点钟，上教室的、上图书馆的，走路的、骑车的，颇有点熙熙攘攘的阵势。

三年级，我初恋的时候，每天在上下午的这段时间里痴痴地站在窗前，目不转睛地盯着过路的每一个男生，盼望从中找出我的恋人。

那份执着，那份痴迷，那份搅得人心疼手疼眼睛疼的忧伤和甜蜜，如今是再也找寻不到了，一切早已经离我远去，留下来的只有铭心刻骨的怀念。

前年的一个春天，我到北京开会，顺便到阔别多年的北大转了一圈。

我没有去找当年的老师同学，一个也没有，说不上来这是什么心理。

弟弟陪我走到31楼，那正是中午，楼里楼外静悄悄的。

一眼望去，楼似乎小了许多也旧了许多，灰蒙蒙无精打采的模样，仿佛一个破落的贵族。

我悄悄上了二楼，沿着熟悉的走廊走到214室。

门虚掩着，飘出来淡淡的香水味和不知哪位歌星的歌声。

在狭窄的门缝里望了一眼，似乎满屋挂着衣服，弄得光线很暗。

没看见有人，或许是被衣服什么的遮住了。

弟弟轻声问我：“要不要进去看看？”我摇摇头。

屋在人非，当年214室的主人们如今天各一方，我怕我进去之后会失态，惊吓了那些小姑娘们。

未名湖是情人湖。

记得月光下如银的湖水吗？记得晚风中飘拂的柳枝吗？记得湖边如烟如云的榆叶梅和火焰般的串串红吗？只要在北大读过书的人，恐怕没有不记得这一切的吧？夏天是恋爱的季节。

夏天的夜晚，如果你是单身，你就不要到湖边来。

万一你糊里糊涂七撞八撞，撞到你的同班好友与恋人偎依而坐，是你难为情呢还是他难为情？故而那个时候，害羞的未曾进入恋爱期的女同学们轻易不往湖边跑。

只有最后一年的中秋夜，我们去了。

并且男生女生不约而同都拥到了湖边。

是因为最后一年在北大过中秋了吗？是想借这个机会再一次仔细看看未名湖？那一次，记得好些北京同学都没有回家，湖岸上、山坡上密密地坐满了人，有的带了啤酒月饼什么的摊在地上，有的班拉琴唱歌搞联欢，还有的班干脆找块平坦地方开了录音机跳舞。

满湖的笑语人声，不记得未名湖什么时候有这么热闹过。

不过，沿着湖边巡视一周便又会发现：热闹的都是低年级学生，毕业班的人都沉默地、三五成群地坐着呢。

即将告别未名湖的浓浓的离情别绪已经把他们压倒，对于尚在黑箱中的毕业去向又使他们忐忑不安，此刻他们只愿意无言地坐着，沉寂地坐着。

七点钟的时候，月亮从高高的水塔背后升起来了，好大好圆，那么清丽那么温柔。

刹那间湖边所有的人都裸露在月光之中，彼此的眉眼看得清清晰晰。

湖水静得如凝固的水银，映出同一轮美丽的月亮。

柳树松树杉树肃穆不动。

湖中的石舫白得有些碍眼。

山坡背后隐隐望得见图书馆的巨大的身影，每一个窗口亮着的灯光此刻竟如萤火虫一般微弱！忽然就想起了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

清华的荷塘是娇小幽静的，而未名湖却是这般雍容阔大。

倘若先生还活着，他该怎样写中秋夜的未名湖呢？图书馆晚上总是在十点钟闭馆。

寂静无声中，电铃骤然尖厉地鸣响，惊得人头皮发炸，心跳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