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芝加哥的地方》就是这样，作者从自己浓厚的生活底蕴出发，写出了美国的时代精神，为我们展示了一段美国发展的历史，涉及许许多多当年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大事：南北战争的余韵、林肯总统、洛克菲勒、银行、股票、大萧条、芝加哥黑帮火拼、吸血鬼的故事、童星秀兰·邓波儿、爵士乐、踢踏舞、乡村选秀、汽车和飞机的发明推广……我们读这部的时候，眼前出现的是一幅色彩浓烈的美国小镇风情画，是画面上童话式的小木屋，水草摇曳的河流，喷着白汽的火车，餐桌上热腾腾的玉米饼、炸薯条、苹果酱，骑马的牛仔，戴帽的妇人，尘土飞扬的集市，制造流言的咖啡馆……这是三十年代的美国，淳朴天真的美国，勤劳和乐观向上的美国。

读完，我们记住了这个美国，记住了多德尔奶奶的小镇，记住了身边一切曾经发生过的、又随时间流逝了的片断，这就够了，这就是作者期望得到的最好报答。

世上最快乐的事情

很多年前的一天，夕阳西下的黄昏，一个长胳膊长腿的瘦高女孩蜷坐在老屋的门槛上。

她穿着毛蓝布长裤，紫花小褂，额前的刘海整齐而又浓密。

她拱起的膝盖上摊着一本厚厚的，是那个年代风靡全国的长篇《野火春风斗古城》。

因为夕阳斜照的关系，她的眼睛微微地眯缝着，皮肤也是微黄的，隐隐地现着一种菜色。

那正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毫无疑问女孩也是营养不良的人群中的一个。

那个黄昏，她的姨娘风尘仆仆从长途汽车站出来，一路打听找到了她的家门。

姨娘的身影遮住了女孩眼前光线的刹那，女孩迷蒙地抬起头来，竟没有丝毫的惊讶和惊喜，把膝盖上的书页合上，让姨娘看清封面，然后问出一句话：“你看过这本书吗？”这个蜷坐在门槛上的女孩就是我。

那年我七岁，读小学二年级。

《世界地理》，是我最感兴趣的读本，因为它们，我清楚地意识到世界不仅仅是我生活的那个小城，它要广阔得多神奇得多也丰富得多，值得我们穷尽一生的努力去追寻和探索。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着了魔一样地渴望当一个地质学家或是间谍，便是因为这两种职业背后的广阔背景和不可知的神秘。

童年的对人的一生影响至深。

我父母工作的学校是一家很不错的县中，县中图书馆在我童年的心目中曾经是一处圣殿一样的地方。

““文革””开始的那一年，圣殿被打碎了，成千上万册的图书被揪出来示众，然后拖到操场上一把火烧毁。

图书馆主任火中抢粟，偷偷运回家一纸箱书籍。

主任的儿子跟我小学同班，因此我沾了他的光，我们像老鼠偷鸡蛋一样，把箱子里的书一本一本地搬运出来，在一双双黝黑的小手中辗转一圈之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回箱子中去。

那个图书馆主任可能比较地“崇洋媚外”，弄回家的大都是世界名著，我对于外国文学的兴趣，便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有很多的书，传到我手中的时候已经缺头少尾，看了半天都不知道书名和作者名。

及至十年之后我上了大学，外国文学开禁，我在北大图书馆发疯一样地狂读名著时，时不时会在心里惊叫一声：这本书不是我小时候读过的吗？然后我深深地埋下头去，额头紧贴着书页，嗅着那股陈年张纸散发出来的潮湿的气味，心里涌出一阵老朋友失而复得的狂喜。

也有一些书，童年时候莫名其妙地读过了，模模糊糊留下一点印象，成年之后想找到它复读，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它们就这样永远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像无数消失在我生命旅程中的朋友和家人。

消失和永存，人的一辈子便是这样一点点地积累起来，积成一条蜿蜒在身后的长长的印痕。

十九岁，我在农场插队。

一个飘雪的冬夜，农场宣传队集中在场部排练节目时，电忽然停了，礼堂里一片漆黑。

一个只读了三年小学的农场工人对我们说：“我来讲个故事吧。”他讲出来的是《茶花女》。

时至今日我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奇迹：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乡村，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的农场工人能够绘声绘色地讲述法国作家的一本。

那个凄美的冬夜从此深深刻印在我的记忆之中。

我记得我落泪了。

一生中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悲剧作品的魅力。

几年之后，我买到了《茶花女》的，听过了《茶花女》的歌剧，看过了《茶花女》的电影，不止一次地聆听各种男高音领唱的华丽异常的《饮酒歌》。

我从一切形式的《茶花女》中寻找那个雪夜的感觉，试图重温为玛格丽特命运流泪的幸福。

然而再不可能了，人的一生不会两次趟过同一条河，所有最好的都是唯一的。

还是在那个年代，有一段时间我从插队的农场被借调到南京工作，一位好心的老师知道我喜欢读书，借给我一本《基督山恩仇记》。

不是的全部，只是四卷本中的第一卷。

老师千叮万嘱，此书切不可让第二个人看到，否则他会被加上“传播封资修毒草”的大罪名。

我再三再四地向他作了保证。

回到宿舍通宵看完了书，天亮之后我的人就傻掉了，我神魂颠倒，走路如同踩着棉花，恍恍惚惚，不知道今夕何夕，此处何处。

我想我必须要找一个人分享我的狂喜，否则我会爆炸，会因为无法呼吸而憋死过去。

思考再三，把我认识的每一个人在脑子里过滤一遍之后，我选择了我的母亲，我想母亲总不会害我，让她不说出去，她肯定不会说的。

我就去了邮局，挂号给我母亲寄出这本书，嘱她看完之后即刻再寄回来。

后来我母亲寄还书的时候发表了什么看法，我已经不记得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我的目的不是让她评论，仅仅是需要她分享一下我的快乐。

此后的好几年中，我的生活目标里增添了很重要的一条：疯狂寻找《基督山恩仇记》的后面三卷。

我询问过很多的人，得到过无数次否定回答。

唯其如此，得到这套书的念头越加炽烈，无形中竟成了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动机之一。

一直到七九年，我在北大读书时，外国文学解禁，我和班上同学轮换着在海淀新华书店通宵排队，买到了好几套心仪已久的文学名著，我才得以和我的梦中情人相遇。

那天我是一路小跑奔回宿舍的，我旷了一整天课，躲在宿舍里读这套四卷本的书，从开头读起。

读完最后一个字，合上发散着油墨香味的书页，不知道怎么我有一种隐隐的忧伤和失望：我再找不回从前的迷狂和喜悦了！我已经是一个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我读过了太多的外国名著，我不再单纯，有了跟从前不同的品味，因此我不再可能感受到从前读这本书的快乐。

人的成长过程原来是要用很多消逝的东西来换取的。

但是，因为有了这一段不同寻常的曲折经历，我仍然把这本书视作我的珍爱。

有一年，北京的一家出版社组织作家们为三十种外国名著缩写简本，开过来的书目上赫然有《基督山恩仇记》在列！我毫不犹豫在它的名字上打了勾。

在我的灵魂中，其实已经把它认作一个有着肌肤之亲的朋友了。

拉拉杂杂地说了这么多，其实只是想跟读者们交流一下读书的感觉。

今天的时代跟过去当然大大的不同，但是我相信人类的灵魂没有改变很多，人们在优美的文字和崇高的心灵面前依然会感觉战觫，有一种惊颤和五体投地的崇拜。

从前感动过我们的作品，今天还会感动更多年轻的读者。

希望在你们的一生中也能留下一些有关读书的温馨记忆，将来在你们年老的时候，回味曾经读过的那些文字，承认这世上有一种美好是可以永存的。

人生就是一次次偶然

我读小学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六岁进学校，十一岁毕业出校门。

小学期间我是班上年龄最小、个子最高的一个，且又属于智力上的晚熟类型，身体与大脑的发育不够同步，印象中似乎90分很少跟我沾边，五年的光阴也不知道是怎么糊里糊涂混过去的。

我为自己的个子太高而自卑，为自己的学习成绩不够优秀而自卑，为自己的家庭出身而自卑……种种的自卑使我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一个喜欢流连在世界里寻求安慰的孩子。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

那年夏天我已经考上初中，因为“停课闹革命”而在家辍学两年。

这两年的时间非常关键，我在一个不停上演残酷闹剧的舞台之外，孤独地完成了自己化蛹成蝶的过程。

六八年“复课”，走进中学校园时，我已经是一个目光冷静、心智相对成熟、读过不少文史书籍、有了一定的文学储备的十三岁少女。

我在班级中很快脱颖而出，成为老师们的宠儿。

初二那年上数学课，我答对了老师在课上提问的难题，从此老师竟以为自己挖掘出了一个数学天才，对我另眼相看，每回上课总将最难的问题留给我回答。

我受宠若惊，从此不敢懈怠，课前必做预习，免得当众丢脸。

渐渐地对数学有了兴趣，倏忽开窍了一样。

我高中的数学老师已经年近六十，我至今还记得他白发飘飘走在校园里的样子。

这位老师对我更是偏爱有加，据说他每次批阅考卷，先找出我的一份来做标准答案，如果有一题我错了，那就基本上全班皆错。

老师的偏爱是举在我身后的一根鞭子，哪怕一次小小的期中测验我也不允许自己让老师失望。

高中毕业考试，六分功课，百分制，我拿了平均九十八分的成绩。

回想起来，我很感谢我的两位数学老师，高考时我报考文科，语文政治均没有考足高分，是凭着数学拿分才进了北大。

高二那年，1972年5月，为纪念毛泽东《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学校里举办“红五月征文”比赛。

我投了稿，是篇超长的作文，有五千来字吧，题目叫《补考》。

一天上午在操场劳动，有同学奔过来告诉我，我的作文在学校报栏里贴出来了，纸面上打满了红双圈。

那时候，老师们批阅作文，喜欢在认为最好的字句后面画上红双圈。

当时我心里很兴奋，即刻就想去看看，却又矜持，不愿在同学面前显出我的迫不及待。

挨到中午，校园里寂静无人时，我像做贼一样溜到报栏前，傻乎乎地笑着，独自欣赏我的打满了红色双圈的作文。

我带着心跳，从头到尾一个个数下来，一共是九十八个红双圈。

这就是我的高中语文老师对我的评价。

九十八个！多么吉利的数字。

冥冥之中，这仿佛是对我的命运的一种昭示，一种生命密码的解读，一种诱导我、指引我的宇宙气息。

带红双圈的作文在报栏里张贴了许久。

一天，县文化馆的同志到学校办事，偶尔走过报栏，看见这篇作文，就揭下来带走了，不久刊登在县办刊物上。

县办刊物送到扬州地区交流，被地区刊物选中，第二次发表。

几经周转，次年居然被上海文艺出版社慧眼相中，发表在当年国内唯一的正式文学刊物上。

其时我已经高中毕业下乡插队。

父亲鼓励我说：既有一，何不能有二？我想想也是，就接着往下折腾。

不知思议的事情是，我的第二篇、第三篇作品居然也是每投必中。

父亲说我命中注定要吃写作这碗饭。

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有两年曾经发疯一样地喜欢写儿童文学。

其动力来自当年江苏《少年文艺》的主编顾宪谟老师。

我记得给他投去的第一篇名为《星空下》。

很快发表了，顾老师跟着来了极为热情的信，鼓励我再写。

我于是又寄去第二篇，他马上又采用。

这样，我成了《少年文艺》的忠实撰稿人。

那几年里，顾老师给我的信，平均十天一封。

信中他从不吝惜溢美之词，对我的作品总是无保留地夸赞。

年轻的我受不了这番盛情，写作热情就加倍高涨。

他一封信一封信地写来，我的稿子就一篇跟着一篇地寄去。

我写得忘记了白天和黑夜，忘记了考试和上课，也忘记了寒假和暑假。

有时候同一期刊物会发表我的两篇稿子，我不得不用一个真名，一个化名。

成名之后，很多次记者采访时都会问到一个问题：你当年是怎么想到要写儿童文学的呢？时间太久远了，我答不出来，心里也揣着这个疑问：是啊，我步入文坛时写的是成人文学，怎么会突然想起写《星空下》那篇儿童的呢？不久前见到顾老师对记者的一个访谈，才终于明白，《星空下》不是我的主动投稿，是顾老师见到我在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作品，觉得我有一种写作儿童文学的资质，向尚在北大读书的我投书约稿，这才有了之后多年我们愉快的合作，也使我至今没有离开儿童文学，并且还有着继续为孩子们写下去的愿望。

人生就是一次次的偶然，无数个偶然的片断组成了生命之链。

不是“文革”停课两年，年幼的我会一直跌跌爬爬地跟班学习，永无开窍之日；不是数学课老师的一次课堂提问，我的数学天分不会开发出来，为日后考上名校打好基础；不是语文老师给我的九十八个红双圈，我不会成为作家；不是《少年文艺》顾老师的一封约稿信，我会跟我的无数个少年读者失之交臂；不是……人的一生，可以一件一件拿出来把玩细说的事情实在太多。

偶然的是机会，必然的是自己对命运的准备。

偶然和必然的结合，那就是随时做好准备，在机会来临的刹那纵身一跃，把自己交付出去。

那样的滑润和完美，是生命最好的状态。

谁让我如此牵挂

一九七八年，是我从事儿童文学写作的开篇之年。

之前我也写作，写的却是成人文学。

那一年我进入北大中文系读书。

那一年也是“文革”噩梦彻底结束、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始。

我的世界观、文学观随同新时代和新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我深陷彷徨之中，不知道往下的路如何去走。

我尝试换一种创作状态，刚好又收到江苏《少年文艺》主编顾宪谟老师的约稿信，就给他写了一篇儿童《星空下》。

很快发表，并且紧接着在江苏省获奖。

顾老师跟着来了极为热情的信，鼓励我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