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知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有“新浪潮”电影出现，其主将德吕佛（francoisruffu）拍了部极为出色的《四百击》（he400blows），但一直无缘观看，直到最近购到这部电影的光盘，才得一览究竟。这部黑白影片在摄影上堪称尽善尽美，特别是长镜头的运用，开一代电影语言之新风，尤其结尾一段，成为世界电影史上永留美誉的经典。但这篇文章不是谈电影，更不是研讨电影流派和摄影技巧的。这篇文章只想借这部电影为由头，来讨论一个教育领域的问题。

《四百击》这部电影的具体内容，是表现一个13岁的问题儿童的逃学经历。这样的学童一般被称为“问题儿童”，他们在课堂上坐不住，对老师总有种对立情绪，不服管教，成绩自然也差；在家里，他们往往不能得到父母真正的关怀，要么与父母关系紧张，要么就是互相以谎言来敷衍相处；在校外，他们惹是生非，甚至在逃学的过程中会违规犯罪。影片里的学童安冬尼因偷盗父亲供职的银行里的打字机——虽然因销赃失败而又将其送回——被送到了教养院，他在那里面也不思悔改，影片最后表现他逃离教养院，奔向海边著名的长镜头，正是用来表现安冬尼的这一段逃亡过程的。尽管影片始终以一种纯客观的视角来叙述，但看到这个结尾，所有的观众都会感到德吕佛是把同情心完全灌注在了安冬尼的身上。安冬尼疾风般跑过村落、田野，终于来到海边，似乎得到了解脱，脸上现出了朦胧的微笑，影片到此也就戛然而止。

有评论家指出，《四百击》通过安冬尼的遭遇，抨击了陈腐的教育方式，张扬了个性解放的旗帜。其实，在各种样式的文学艺术作品里，以这样的视角来表现学校教育与学生个性之间冲突的例子很多，而且，把同情心放到有个性的学生一边，而把教师与教育方式乃至教育体制放到被质疑、被批判地位上的作品，不在少数。我们随便一联想，便能很快想出，比如中国古典戏曲中的《春香闹学》里大胆的丫头把腐儒塾师戏弄得狼狈不堪的场面，以及英国那部著名的《简·爱》里所描写到的女主角在寄宿学校被罚站板凳而决不屈服的情节。

我们都知道有各种各样的教育，对少年儿童来说，有一般性的教育，也有针对特殊对象的特殊教育。比如苏联当时就有过专门收留流浪少年（而且多半至少有轻微犯罪记录）的学校，在这方面有着杰出成就的教育家马卡连科还曾从切身体验里提炼出了一部作品《教育诗》。这部介于报告文学与长篇之间的著作在上世纪中叶曾在中国产生很大影响，直接有益于当时中国工读学校的教育。因为这种对特殊学童的教育与对一般学童的教育具有教育理念与教育方法上的共性，所以当时几乎所有从事一般性教育的中小学教师也都读过《教育诗》，并从中受到过不同程度的启发。这部如今看来已经老掉牙，而且被人们几乎遗忘的著作，其中有很重要的一个教育思想，就是一定要尊重被教育者。尊重什么？尊重其人格——除了统一的人格外，也一定要包括每一学童互不相同的个性。尽管苏联已不复存在，但我以为马卡连科的这部《教育诗》仍应再版，仍可作为与德吕佛的《四百击》等作品并列的参考资料。

上世纪，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曾与他的侄儿毛远新有一次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那次谈话充分昭显出毛泽东本人从少年时代就形成的强烈个性，那就是反权威、反潮流、反规范、反束缚，正是在这种个性的参与下，他才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成就了那样的业绩。但是，那次私下的谈话后来被推广为一种普遍真理，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摧毁正规教育的作用，不但并没有使参与“教育革命”的学生获得真正的个性解放，反而使其在一片混乱的文化废墟中更加迷失了个性。毛泽东的这一私下里包括反对一切考试，“抄一遍也好”，强调自学以至鄙视教授等激烈内容的谈话，现在很少再有人提及，更谈不到对之做学理化（比如在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其实，如果不把其作为必须严格加以推广执行的“最高指示”，而当做在教育与个性的关系上的一种基于浪漫情怀的一家之言，那就也跟德吕佛的“新浪潮”电影《四百击》一样，是一种独特的参考资料。

在“文化大革命”末期，北京还有所谓“黄帅事件”，这个反“师道尊严”的事件因为出现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并且被纳入了“批林批孔”的政治框架之中，因此演变成“教育革命”中更大的一次灾难——几乎所有学校的玻璃窗都被学生以“革命”的名义砸得稀烂精光。事过境迁，人们大都不愿意再提起这回事儿。其实，如果把这件事从那时的政治中剥离出来，黄帅作为一个小学生，她在日记里对那位与她产生矛盾的教师所表示的不满，以及教师对之所作出的反应，是这样一个问题——施教者遭遇学生个性后产生出的摩擦与碰撞。

现在中国的教育模式以及教育界状态有了很大的变化。一般九年制义务教育中，“问题学生”或许较多。其实“问题学生”的问题往往并不一定是个性问题，其本质可能更多地在于家庭和社会的不良影响，并且本身也可能确实存在一定的道德品质缺陷。现在的高中教育，特别是一批民办高档学校（有的从小学到高中各年级都有），因为生源或者是自身优秀，或者是送他们来就读的家长热切地企盼他们优秀，再加上入学都有一定的选优程序，因此，学生一般很少出现课堂纪律问题。像《四百击》里安冬尼那样的故事可谓罕见，再加上无论是毕业后想考上国内的名牌大学，还是想成为“哈佛女孩刘亦婷”的同类（据说《哈佛女孩刘亦婷》那本书已经发行达一百万册，购买者大都是这类学校的学生与家长），都必须老老实实地准备考出好分数，尤其像“托福”或者“雅思”，要想顺利通过那就必须很好地与教师配合，并且发奋努力。在付出了相当高昂的学费以后，还要在学校里按毛远新记录的那个谈话来对待教师和功课，或者还要酿成“黄帅事件”，高举反“师道尊严”的旗帜，与教师关系紧张到砸教室玻璃以泄愤，或效仿当年的“白卷英雄”张铁生那样对待考试，恐怕都已是不但绝不愿行也不可行，成为简直不可想象的事情了。

然而，在实施教育过程中，教师遭遇学生个性，产生摩擦碰撞，中外古今皆然，现在无论是怎样的学校，也概莫能免。教育，尤其是小学和中学教育，其重要功能，是使成长中的个体生命接受群体积累的常识，以及接受“合群”的基本训练，这从根本上说，是对学生个性实施一种必要束缚。过去中国民间，大人把小孩送去上学，常说成是“牛儿拴鼻绳了”，就体现出这样一种认知。但学生的个性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比较容易就范，有的可以把个性深藏起来，有的就难以收敛个性棱角，因此与教师摩擦碰撞。

近年来多有介绍西方国家教育状况的文字，尤其是介绍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往往报导那边上课时教室里一派活泼气氛，桌椅可以不必整齐排列，教师教学如同带着学生做游戏，学生则完全不必正襟危坐，自由发言，热烈讨论。一句话，那是尊重个性的教育，重素质提升而轻表面成绩。这类文章对之多是一唱三叹的基调。其实即便在美国，小学和中学教育也还是贯穿着把个体训练为能与群体、社会和谐存在这样一种将个人规范化的明确目的。而美国学校里也经常会出现校园危机，严重的甚至使用真枪实弹，流血死人。而究其深层缘由，则是某些个体生命的个性在被驯服过程中感到压抑得再难忍受，于是陡然恶性爆发。

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任何一种教育必给予受教育者个性一定程度的压抑。我自己当过学生，虽从未因内心的压抑愤懑公然反叛过，但那种个性不得充分舒张的记忆铭心刻骨至今未褪。我珍惜自己曾有过的为维护个性尊严而进行的内心挣扎，也同时感谢好的教师在潜移默化中提醒我作为一个社会成员不得不进入最基本的群体规范，懂得了在这种归依中适度收敛我的个性锋芒不仅利群，而且也利己。我也曾经在一所中学任教，我遭遇过学生相当顽强的个性抵触，也曾在与之摩擦碰撞的过程中两败俱伤。但我任教不久便很快能意识到知识可以传授，规范可以推广，而千万不要试图去改变学生的个性——那其实是不可能加以改造的，如果你以为是改造成功了，那么，要么是那学生以高超的虚伪蒙蔽了你，要么是那学生在你启示下懂得适度收敛外凸类的个性，这于你于他人于社会以及于自己都有益无害。

对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出现的民办高档学校——一度被称为“贵族学校”，那显然是不恰当的符码——我了解甚少，但我愿提醒这些学校的人士，即便在你那校园里没有明显的纪律问题或师生冲突，而且办学者、众师生，还有身不时时在而心却时时牵的家长们，在争取一个透过高素质好成绩而获得一个好前程这一点上有着最大最高的利益趋同性，却也不可能没有潜在的遭遇个性问题。对个性的尊重开放如何与对公性的训练约束掌握得恰到好处？过分恬静安适，充满悦耳读书声的校园，是否遮蔽了若干深层次的问题？而个性在无形压抑下的自动蛰伏，是否会在学生的未来生命阶段突发为悲剧事件？写到这里我想到大约十来年前发生在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卢刚杀人事件，杀人者在此前不但绝无犯罪违纪前科，而且一直被认为是品学兼优，所以特别值得做深入的个案研究。或许，在即使完全没有表面化的个性冲突的情况下，施教者也主动爽性把个性问题这层“窗户纸”捅破，甚至和学生一起加以讨论，达成某种共识，才是素质教育达到高级阶段的标志之一。

制造机器人——或者叫人工智能物——尽管需要非常高超精细的科学技术，但毕竟没有什么个性问题来添麻烦。教育活生生的人，将其训练成可供社会使用的“人才”（或“人材”），则总会有个遭遇其个性的问题。我不知道在教育学领域里，这个遭遇个性的问题已经有了哪些研究成果。我企盼有关人士能重视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

简析

本文开篇先介绍了法国“新浪潮”电影《四百击》的剧情，引出了学校教育与学生个性之间冲突的问题。然后援引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和历史人物为例，说明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教师遭遇学生个性，并与之产生摩擦碰撞的事，古今中外皆然。作者认为既要尊重受教育者的个性，同时也要认识到学校教育的目的是把个体培养成能与社会和谐相处的人。任何一种教育势必给受教育者的个性造成一定程度的压抑，学生适度地收敛自己外凸的个性，将对自己、对他人都有益无害。作者由此提出如何把个性的尊重与公众性的约束协调得恰到好处的问题，并企盼有关人士能够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文风冷静朴实，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思考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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