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的时尚

休闲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在今天，如果一个人不是经常地泡酒吧、茶馆或咖啡厅，不是熟门熟路地光顾各种名目的娱乐场所，他基本上可以算是落伍了。还有那些往往设在郊外风景区的度假村，据说服务项目齐全，当然主要是针对男人们而言。为了刺激和满足休闲的需要，一个遍布全国各地的休闲产业正在兴起。

我们的生活曾经十分单调，为谋生而从事的职业性劳动占据了最大比例，剩下的闲暇时间少得可怜。那时候有一句流行的话：“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位置摆得很清楚：闲暇时间只是用来休息，而休息又只是为工作服务。现在，对于相当一部分人群来说，情况已经改变。当闲暇时间足够长的时候，它的意义就不只是为职业性劳动恢复和积蓄体力或脑力，而是越来越具有了独立的价值。我们的生活质量不再仅仅取决于我们怎样工作，同时也取决于我们怎样消度闲暇。“休闲”、“消闲”完全是新的生活概念，表明闲暇本身要求用丰富的内容来充实它，这当然是一大进步。

然而，正因为如此，至少我是不愿意把闲暇交给时尚去支配的。在现有社会条件下，多数人的职业选择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惟有闲暇是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闲暇之可贵，就在于我们在其中可以真正做自己的主人，展现自己的个性。时尚不过是流行的趣味罢了，其实是最没有个性的。在酒吧的幽暗烛光下沉思，在咖啡厅的温馨氛围中约会，也许是很有情调的事情。可是，倘若只是为了情调而无所用心地坐在酒吧和咖啡厅里，消磨掉一个又一个昼夜，我觉得那种生活实在无聊。

作为一种时尚的休闲，本质上是消费行为。平时忙于赚钱，紧张而辛苦，现在花钱买放松，买快乐，当然无可非议。可是，如果闲暇只是用来放松，它便又成了为工作服务的东西，失去了独立的价值。至于说快乐，我始终认为是有档次之分的。追求官能的快乐也没有什么不好，但如果仅限于此，不知心灵的快乐为何物，档次就未免太低。在这意义上，消度闲暇的方式的确表明了一个人的精神品级。

休闲的方式应该是各人不同的，如果雷同就一定是出了问题。“休闲”这个概念本身具有导向性，其实“闲”并非只可用来“休”。清人张潮有言：“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改用他的话，不妨说，积极的度闲方式是闲自己平时之所忙，从而忙自己平时之所闲。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蕴藏着多方面的可能性，任何一种职业在最好的情形下也只是实现了某一些可能性，而压抑了其余的可能性。闲暇便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尝试去实现其余的可能性。人是不能绝对地无所事事的，做平时想做而做不了的事，发展自己在职业中发展不了的能力，这本身是莫大的享受。所以，譬如说，一个商人在闲时读书，一个官员在闲时写书，在我看来都是极好的休闲。

个性、人性与榜样

在人类的发展中，榜样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世界历史上那些伟人的生平和业绩，往往具有一种榜样的力量，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去创造光辉的人生。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苏格拉底、斯宾诺莎的榜样造就了许多哲学家，恺撒、拿破仑的榜样造就了许多军事家，牛顿、爱因斯坦的榜样造就了许多科学家，如此等等。当然，榜样的作用决非这样狭窄，只要是真正的伟人，他的魅力首先是人格上的，他向我们展示的首先是人性所能达到的一种高度，从而使我们形象地体会到做人的光荣和尊严之所在。因此，他的作为榜样的影响必定远远超出他的专业范围，而会普及和深入到各行各业的人的心灵世界之中。

就个人的成长而言，青少年时期无疑最容易受到榜样的影响。在这个阶段，一个人正处在人生的起点上，对于未来满怀憧憬，但缺乏具体的概念。这就使他很容易把某一个人物当作自己崇拜的对象和仿效的楷模，在这个人物身上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具体化。这个人物可能是历史上的，也可能是同时代的，还可能是周围现实中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教育环境。一般来说，这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不同的人在人生早期为自己选择的榜样常常是不同的。当然，时代的烙印也是免不了的。譬如说，在强调统一思想的年代，往往会自上而下地树立一些榜样，作为意识形态灌输的手段，在青少年的品德教育中起主导作用。又譬如说，在大众媒体发达的今天，那些在商业上成功的各色明星会风靡一时，被许多无知青少年当作自己的人生偶像。

在肯定榜样的作用的前提下，我的基本主张是，第一，坚持把榜样的选择看做每个人自己的事情，是一个人在精神成长过程中的自然而然的一个发现和遭遇。事实上，惟有当我们发自内心地赞同和敬佩某个人之时，这个人才能对我们真正发生榜样的作用。在一个人的心灵生活中，以谁为榜样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他的个性的体现。所以，榜样的趋同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是不自然的。第二，这并不意味着对于榜样不作价值区分，当然应该提倡以那些在人性的意义上真正伟大的人为榜样，但是，在这方面也只能创造一种氛围，完全不必进行人为的干预。在一个社会中，那些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人物——不论是现代的，还是历史上的，不论是本民族的，还是外国的——受到普遍的尊敬，同时不同的个人出于自己的个性而对其中某一个或某几个人有所偏爱，这样的社会便是有了一种健康的精神氛围。

按照中国的传统，历来树立榜样基本上是从道德着眼。我更强调人性意义上所达到的高度，亦即整体的精神素质，因为在我看来，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只是他的整体精神素质的表现，并且惟有作为此种表现才有价值。即如当今社会的道德失范，其实也是某种整体精神素质的缺陷在特殊条件下的暴露，因此不是靠树立几个道德标兵就能解决的。人性意义上的伟大是世界性的，必能赢得一切民族的人的尊敬。耶稣说：“先知在自己的家乡往往不受欢迎，而在家乡之外却受到尊敬。”套用他的话，我们可以说，只在自己的家乡受到推崇、而在家乡之外不受欢迎的榜样是不够格的榜样。

医学与人文关怀

王一方先生的职业是出版和办报，可是，多年来，他对医学人文这个话题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热情。作为出版人，他策划了医学人文系列丛书《柳叶刀译丛》，把西方正在兴起的医学人文学中的重要著作引入了中国。与此同时，他组织了围绕这一话题的系列对话，自己写作了若干相关文章，结集为《敬畏生命——生命、医学与人文关怀的对话》一书。对于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我的心情已不止是赞赏，而更是感激。

我之所以感激，是因为我亲身的经历，我的耳闻目睹，都早已使我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个问题的迫切性。事实上，不仅我如此，医疗腐败的现状也早已激起了普遍的社会不满。但是，迄今为止，这种不满的表达仍只限于受害者的自发投诉和媒体上的零星揭露，显得十分软弱。要使情况有真正的改观，就必须唤起社会上的强势集团、医学界的权威人士、有影响的公众人物都来关心这个问题，形成一种足以推动变革的自觉的社会压力。在一定意义上，王一方所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本书中的大部分对话和文章是围绕《柳叶刀译丛》所收的西方医学人文学著作展开的，这些著作的作者基本上是医学专家或医生，我觉得这个事实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倘若没有深厚的人文传统的底蕴，就不能设想在医学从业者中会涌现出这么多用广阔的人文眼光反省现代医学的人来。因此，对现代医学非人化倾向的反省本身即证明了人文传统的源深流长。这与西方思想界对于现代性的整体反省的情形是一样的，每当看见有人从这种反省中引出东方文化优越的结论，我就不禁感到滑稽。

医学人文学对于现代医学的反省大致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化，不把病人当人，只看作疾病的载体，医疗技术施与的对象。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后果，包括把病人与亲情隔离开来的医院体制，医患之间的没有交流，对于病人的体验毫不关心，等等。二是商业化，也是不把病人当人，而只看作消费的主体，尽可能多赚钱的机会。在这方面，西方社会的一个典型现象是，医生、律师、制药商组成利益共同体，诱导医疗消费，制造保健市场，导致医学边界的无限扩张。作者把这两个方面概括为：因为科学的贪婪和商业的贪婪，现代医学失去了生命感。针对于此，反省者们强调了两个基本观点：第一，医学不只是科学，更是人学，医生所面对的是整体的人，应该确立以患者生活为中心的治疗目标；第二，医疗权是基本人权，医疗公正是社会公正的重要方面，病人权利应该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反省的目标是要让医学回到人本身，明确一个其实很简单的真理：病人不是病，而是人，是有着自己的全部生活经历和心理体验的活生生的个人。

在我们这里，治病不治人、认钱不认人的情况肯定严重得多。正是在医院里，人们最经常地感觉到自己不被当作人对待的屈辱。这当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毋宁说是中国转型时期权力与资本畸形结合的腐败现象的一个侧面。从文化上分析，则正如本书对话者之一陈可冀院士所指出的，中国医学的人文传统早退了，西方医学的人文建构又迟到了，形成了医学中的人文空白。

要培育医学的人文关怀，医生素质的改善无疑是关键一环。一个医生只有当他自己不是一架医疗机器，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着广泛兴趣和活泼感受的人，他才能相应地不把病人当作疾病，而是当作完整的人来对待。作者在书中谈到，美国医生爱写自传体著作，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们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总会遇到许多新鲜事，思考许多怪问题。在西方的医生中，当然也有大量的片面技术型和平庸谋生型的人，但的确有比我们多得多的有着广阔人文视野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正是这些人构成了西方医生的核心，引导着西方医学的人文方向。我由此想到，如果要在中国医学界寻找这样的知识分子，恐怕多半是在像陈可冀先生这样崇尚知识、情感、道德合一境界的老一代医学专家中，或者还可能在从西方不但学到医术而且真正受了人文熏陶而归来的年轻医生中。我期望这两种力量联合起来，从医学生的人文教育着手，在医务人员中培植陈可冀先生所提倡的非职业的风气，如此持之以恒，有朝一日也许能够形成中国医学界的人文核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