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关注的是人的精神生活，满足的是人的精神需要。因此，哲学有没有用，归根到底取决于对精神价值的评价，亦即对于个人和人类来说，精神生活有没有用。正是在对精神价值的看法上，中西文化传统显示出了重大差异。我们中国人历来把不实用看做缺点，对于哲学也强调要经世致用，这至少是儒家哲学的传统。据我所知，在中国，接受西方哲学的影响，明确认识到不实用是哲学的价值之所在，并站在这个立场上来批评中国哲学的实用传统的，王国维是最早的一个人。本世纪初，西方哲学刚刚传入中国，有的学校准备开设哲学课，当时大权在握的张之洞便抨击哲学无用，坚决反对。针对这一论调，王国维在《教育世界》杂志发表文章予以批驳。他指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所探究的是宇宙和人生的根本道理，这些道理是“天下万世之真理”，“唯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也就是说，哲学的不实用正是哲学的神圣之所在。他特别批评了中国的哲学家都太关注政治，太有政治抱负，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只有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孔、孟、墨、荀，汉之贾、董，宋明理学家，骨子里都是道德家、政治家，其结果是把哲学贬为政治和道德的手段，忘记了哲学的神圣之位置和独立之价值。

我们一直有把哲学实用化的倾向。上世纪六十年代，所谓“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实用化达于登峰造极，把哲学当作解决工作中、生活中一切具体问题的灵丹妙药，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只要“一分为二”或“抓主要矛盾”似乎就都迎刃而解了。从总体上说，是政治实用主义，把哲学当作政治的工具。现在是市场实用主义，流行营销哲学、卡耐基式的处世哲学之类，教人如何赚钱、如何公关等等。应当指出，这里所说的实用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是两回事，詹姆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毕竟是哲学，是对一些根本问题的思考，而这些东西根本就不是哲学。哲学是智慧，不可与技巧、计谋、权术混为一谈。我常常遇到这种情况：讨论一个什么问题，便会有人说，你拿哲学观点分析一下吧。我一律婉谢，因为我不相信一种在任何事情上都可以插上一嘴的东西是哲学。哲学越是实用，哲学的含量就越少，就越不是哲学。

每个人需要哲学的程度，或说与哲学之关系密切的程度，取决于他对精神生活看重的程度，精神生活在他的人生中所占的位置或比重。大致有三种情况：极少数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哲学本身成为生活方式；重视生活意义和精神生活的人，哲学是精神生活的形式之一；不关注精神生活、灵魂中没有问题的人，不需要哲学。

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

哲学在生活中不能派上实际用场，不等于它和生活没有关系。哲学与生活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我的回答是：哲学本身就是生活，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对此雅斯贝尔斯有一个很好的说法：哲学的生活是灵魂在世间生活的方式，这是哲学思考的最终意义之所在。

在古希腊，当哲学发源之初，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乃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从词源看，“哲学”（philosophia）一词的希腊文原意是“爱智慧”。据说这个词是毕达哥拉斯所创。“爱智慧”显然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生态度，其特征是爱智慧胜过爱其他一切。19世纪70年代，日本西周把这个词译为“哲学”。1896年前后，黄遵宪、康有为等把此译名介绍到中国。“哲”的意思是贤明、智慧（《书·皋陶谟》：“知人则哲。”《诗·大雅》：“其维哲人，告之话言。”“下武维周，世有哲王。”《小雅》：“维此哲人，谓我劬劳。”《礼·檀弓》：“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应该说比较贴切，但丢掉了“爱智慧”的“爱”这一层意思。

对于最早的哲学家来说，哲学不是学术，更不是职业，而就是做人处世的基本方式和状态。用尼采的话说，包括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萨哥拉、恩培多克勒在内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是一些“帝王气派的精神隐士”，他们过着远离世俗的隐居生活，不收学生，也不过问政治。苏格拉底虽然招收学生，但他的传授方式仅是街谈巷议，没有学校的组织形式，他的学生各有自己的职业，例如军人、手工业者等，并不是要向他学习一门借以谋职的专业知识，师生间的探究哲理本身就是目的所在，就构成了一种生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建立学校，但不收费，教学的方式也仍是散步和谈话。唯一的例外是那些被称作“智者”（sophis,又译“智术之师”）的人，他们四处游走，靠教授智术亦即辩论术为生，收取学费，却也因此遭到了苏格拉底们的鄙视。正是为了同他们相区别，有洁癖的哲学家宁愿自称为“爱智者”（philosophis）而非“智者”。

许多哲学家都强调，做一个哲学家就意味着以哲学为生活方式，而不只是从事理论研究。柏拉图说：“具备真正的哲学灵魂”的人，在他从事的无论何种职业活动中，在日常生活中，始终“坚持哲学”，痛恨相反的“生活方式”。（《第七封书简》）爱比克泰德说：你想当哲学家吗？那么，“你必须舍弃一些爱好，同熟人疏远，受到你的奴仆的鄙视，受到你所遇到的人的嘲笑。你将事事都不如别人顺利——在任职方面，在荣誉方面，在法庭面前。”你必须牺牲这一切，以换得平静、自由和安宁。你不可能两者兼得：“你要么培养自己的理性，要么服从别人的理性；要么专心于内心世界，要么专心于外部——也就是说，你要么做哲学家，要么做群氓。”（《手册》4—8）康德说：哲学家的含义比学者的含义更深。他必须以自己为例显示哲学对他的正确影响。（《实践理性批判》1—2—1）

那么，一个人怎样才算爱智慧，才是过一种哲学的生活呢？把哲学家们的有关论述加以归纳，我认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大致有以下这些特点。

第一，关心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道理，力求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和人生。这是指哲学家总是关心那些最根本的问题，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愿意糊里糊涂地活着，要活得明白。用苏格拉底的话说，就是“未经思索的人生不值得一过”。世界在时间上是永恒的，在空间上是无限的，而一个人的生命却极其短暂，凡是对这个对照感到惊心动魄的人大抵就有了一种哲学的气质。那么，他就会去追问世界的本质以及自己短暂的生命与这本质的关系，试图通过某种方式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如果建立了这种联系，他就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好像有了一个稳固的基础，一种永恒的终极的意义。否则，他便会感到不安，老是没有着落似的。这就是所谓终极关切。所以，要过哲学的生活，前提之一就是先得有这样一种气质，已经对世界感到惊奇，对人生感到疑惑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说，哲学开始于惊疑，这一点对于个人同样是适用的。当然，如果没有这种气质，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好，可以少受很多痛苦。

第二，除了理性的权威，不承认任何权威。哲学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和人生的手段是理性，因此坚持独立思考是哲学的生活的必有特征。对于一切既有的理论、观念、意见，哲学家都要追问其根据，经过自己的思考而决定取舍。任何形式的盲从，包括盲从既有理论、政党立场、公众舆论、流行观念等等，都是哲学的生活之反面。

第三，关注思想本身而非其实用性，能够从思想本身获得最大的快乐。关于这一点，也许没有比亚里士多德说得更清楚的了。他在他的好几种著作（《形而上学》卷一，《政治学》卷七，《伦理学》卷六、卷十）中都谈到：非实用性是由哲学的爱智慧的本性决定的，明智是善于从整体上权衡事物的利弊，智慧则涉及对本性上最高的事物的认识，两者的区别就在于有无实用性；非实用性是哲学优于其他一切学术之所在，“思想要是纯粹为了思想而思想，只自限于它本身而不外向于它物，方才是更高级的思想活动”，这一特征使哲学成为“唯一的自由学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幸福生活的实质在于自足，与别种活动例如社会性的活动相比，哲学的思辨活动是最为自足的活动，它的非实用性恰好保证了这种沉思的生活的自得其乐，因而是完美的幸福。古希腊哲学家都具有以思想为至乐的特点，毕达哥拉斯发现了勾股定理，杀一百头牛庆祝，那心态何等天真，何等可爱。

第四，与社会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哲学家对于社会现实可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完全不关心，如黑格尔所说：哲学是一间隔离的圣所，它的祭司必须远离俗世，潜心真理。另一种是有所关心，但他是站在永恒的立场上来看时代，从坚守人类最基本的精神价值的角度来关心政治的。席勒说：在精神的意义上，摆脱特定国家和时代的束缚，做一切时代的公民，是哲学家的特权和责任。罗素引伯奈特对毕达哥拉斯伦理观的描述：“在现世生活里有三种人，正像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来的也有三种人一样。”最低一等是做买卖的，其次是来竞赛的，最高一等是来观看的，哲学家相当于这最后一种人。在这一点上，柏拉图有些想不开。他在《理想国》第6卷中谈到：配得上研究哲学的人只有极少数，他们如同落入野兽群中一样，只好“保持沉默，只注意自己的事情”。因此，哲学需要“找到如它本身一样最善的政治制度”，由此提出了哲学家王的理想，试图通过赋予哲学家以最高权力来为哲学的生长创造一个最佳环境。在我看来，这只能是乌托邦。他孜孜以求哲学的大用，一心把哲学和政治直接结合起来，恰好也暴露了他对实际事物的无知。他本该明白，哲学之没有实用价值，不但在日常生活中如此，在政治生活中也如此。哲学关心的是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道理，政治关心的是党派、阶级、民族、国家的利益，两者属于不同的层次。我们既不能用哲学思考来取代政治谋划，也不能用政治手段来解决哲学问题。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中正确地指出：不能指望君主变成哲学家，也不能指望哲学家当上君主，权力的享有不可避免地会腐蚀理性批判，哲学家对于政治的最好期望不是享有权力，而是享有言论自由。

第五，为了精神的自由而安于简朴的物质生活。关于这一点，苏格拉底说得最精辟：“一无所需最像神。”古希腊许多哲学家为了过哲学的生活，自愿放弃权力或财产。现在这样的人少了，但仍然有，例如维特根斯坦放弃大笔遗产，并且不肯以哲学为职业。

把哲学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过一种哲学的生活，这是极高的境界，在全部历史上也只有很少的人能够达到，当然不能对一般人提出这个要求。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把哲学当做精神生活的一种形式，在过世俗生活的同时，能够常常进行哲学的思考。

四、精神生活的特点和形式

我们可以把人的生活相对地划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肉身生活，指满足生物本能的活动，不外乎饮食男女，即温饱、睡眠、性、生育、抚养幼子。扩大一些，把为满足生存需要的活动都包括进来，即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活动，应该叫物质生活，其实是广义的肉身生活。二是社会生活，指满足社会需要的活动，包括在社会上做事以及与他人的交往。社会生活的主体部分是由肉体生活、物质生活引申出来的，是为之服务的，例如由性引申出婚姻和家庭，由生存需要引申出职业活动。从整个人类看，经济、政治、法律、军事等活动皆属于社会生活。三是精神生活，即满足精神需要的活动，其实质是对生命意义的寻求和体验。人的这种需要也必须得到满足，否则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盲目的存在，因此而感到不安。精神生活也是人的生活的不可缺少的维度。当然，在实际生活中，这三个部分不是截然分开的，例如在两性关系中，性是肉身生活，婚姻是社会生活，爱情是精神生活，它们是互相交织的。

精神生活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是非功利性。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是外在的活动，追求实用的价值，具有功利性。精神生活是内在的活动，追求非实用的价值，具有非功利性，其目的是寻求意义，获得精神上的满足。第二是超验性。肉身生活和社会生活都具有经验性质，仅涉及我们与周围直接环境的联系。精神生活则把我们超拔于经验世界的有限性和暂时性，此时我们力求在一己的生命与某种永恒存在的精神性的世界整体之间建立一种联系。真正的精神生活必具有超验性质，它总是指向一个超验领域的。凡灵魂之思，必有这样一种指向为其底蕴。所谓寻求生命的意义，亦即寻求建立这种联系。一个人如果相信自己已经建立了这种联系，便是拥有了一种信仰。因此，寻求意义即寻求信仰。

人类精神生活的一切形式，包括宗教、哲学、道德、艺术、科学，只要它们确实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就都是以建立上述联系为其公开的或隐蔽的目的的，区别只在于方式的不同。其中，道德若仅仅服务于社会秩序，便只具有社会活动的品格，若是以追求至善为目的，则可视作较弱的宗教。科学若仅仅服务于物质生产，便只具有物质活动的品格，若是以认识世界为目的，则可视为较弱的哲学。因此，可以把精神生活归结为三种基本的形式。一是宗教，依靠单纯的信仰亦即天启的权威来建立与世界整体的联系。一是哲学，试图通过理性的思考来建立这种联系。一是艺术，试图通过某种主观的情绪体验来建立这种联系。它们殊途而同归，体现了同一种永恒的追求。

五、哲学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

现代人的精神处境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虚无主义，信仰的普遍失落；二是物质主义，商业化潮流席卷天下，影响到生活方式、精神生活、人际关系各个方面。在此情形下，有精神追求的人感到困惑、苦闷、彷徨。针对西方人基督教信仰的失落这一情况，雅斯贝尔斯曾经指出，对于已经不相信宗教但仍然需要信仰的现代人来说，哲学是唯一的避难所，其意义在于鼓励人们寻找非宗教的信仰。我也认为，哲学一方面寻求信仰，另一方面又具有探索性质，它的这个特点也许能够使之成为处于困惑中的现代人的最合适的精神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