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我们的时代，一个人是否还可能成为有信仰的人呢？我认为仍是可能的，但是，前提是不回避失去终极根据这个基本处境。判断一个人有没有信仰，标准不是看他是否信奉某一宗教或某一主义，唯一的标准是在精神追求上是否有真诚的态度。所谓真诚，一是在信仰问题上认真，既不是无所谓，可有可无，也不是随大流，盲目相信；二是诚实，决不自欺欺人。一个有这样的真诚态度的人，不论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佛教徒，还是苏格拉底式的无神论者，或尼采式的虚无主义者，都可视为真正有信仰的人。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相信人生中有超出世俗利益的精神目标，它比生命更重要，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值得为之活着和献身。他们的差异仅是外在的，他们都是精神上的圣徒，在寻找和守护同一个东西，那使人类高贵、伟大、神圣的东西，他们的寻找和守护便证明了这种东西的存在。说到底，我们难以分清，神（宇宙的精神本质）究竟是灵魂的创造者呢，还是灵魂的创造物。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有灵魂（即有精神渴望和追求）与有信仰视为同义语。一个人不顾精神追求的徒劳而仍然坚持精神追求，这只能证明他太有灵魂了，怎么能说他是没有信仰的人呢？

二、死亡问题

许多人有这样的经验：在童年或少年时期，经历过一次对死的突然“发现”。在这之前，当然也看见或听说过别人的死，但往往并不和自己联系起来。可是，有一天，确凿无疑地明白了自己迟早也会和所有人一样地死去。我在上小学时就有过这个经验，一开始不肯相信，找理由来否定。记得上生理卫生课，老师把人体解剖图挂在墙上，我就对自己说，我的身体里绝对不会有这样乱七八糟的东西，肯定是一片光明，所以我不会死。但自欺不能长久，我终于对自己承认了死也是我的不可避免的结局。这是一种极其痛苦的内心体验，如同发生了一场地震一样。想到自己在这世界上的存在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化为乌有，一个人就可能对生命的意义发生根本的怀疑。

随着年龄增长，多数人似乎渐渐麻木了，实际上是在有意无意地回避。我常常发现，当孩子问到有关死的问题时，他们的家长便往往惊慌地阻止，叫他不要瞎想。其实，这哪里是瞎想呢，死是人生第一个大问题，只是因为不可避免，人们便觉得想也没有用，只好默默忍受罢了。对于这种无奈的心境，金圣叹表达得最为准确，他说：我今天想到死的时候这么无奈，在我之前不知有多少人也这么无奈过了。我今天所站的这个地方，无数古人也曾经站过，而今天只见有我，不见古人。古人活着时何尝不知道这一点，只是因为无奈而不说罢了。真是天地何其不仁也！

但哲学正是要去想一般人不敢想、不愿想的问题。死之令人绝望，在于死后的绝对虚无、非存在，使人产生人生虚幻之感。作为一切人生——不论伟大还是平凡，幸福还是不幸——的最终结局，死是对生命意义的最大威胁和挑战，因而是任何人生思考绝对绕不过去的问题。许多古希腊哲学家把死亡问题看作最重要的哲学问题，苏格拉底、柏拉图甚至干脆说哲学就是为死预做准备的活动。

然而，说到对死亡问题的解决，哲学的贡献却十分有限，甚至可以说很可怜。直接讨论死亡问题的哲学家一般都立足于死之不可避免的事实，着力于劝说人以理智的态度接受死。例如，伊壁鸠鲁、卢克莱修说：死后你不复存在，没有感觉，也就没有痛苦了。可是问题恰恰在于，我不愿意不复存在！我愿意有一颗能感知、能欢乐和痛苦的灵魂！还有什么物质不灭之类，可是我恰恰不愿意仅仅是物质！死的可怕正在于灵魂的死灭、不存在。斯多葛学派则劝人顺从自然，他们说：如果你愿意死，死就不可怕了。西班牙哲学家反驳得好，他说：问题在于我不但不愿意死，而且不愿意我愿意死！还有一种巧妙的说法，意思是说：死后与出生前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人为自己出生前不存在而痛哭，你会说他是傻瓜，那么，为死后不存在而痛哭也同样是傻瓜。这种说法巧妙是巧妙，但并不能平息灵魂对死亡的恐惧。灵魂的特点是，它从未存在也罢，一旦存在了，就决不肯接受自己不再存在的前景了。

要真正从精神上解决死亡问题，就不能只是劝人理智地接受不存在，而应该帮助人看破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界限，没有了这个界限，死亡当然就不成为一个问题了。这便是宗教以及有宗教倾向的哲学家的思路。宗教往往还主张死比生好，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接受死亡，而且应该欢迎死亡。其中，基督教和佛教又有重大区别。基督教宣称，灵魂不死，在肉体死亡之后，灵魂摆脱肉体的束缚而升入了天国。所以，生和死都是有（存在），并且生是低级的有，死是高级的有。与之相反，佛教主张，四大皆空，生命仅是幻象，应该从这个幻象中解脱出来，断绝轮回，归于彻底的空无。所以，生和死都是无，并且生是低级的无，死是高级的无。我个人认为，基督教之宣称灵魂不死，毕竟是一种永远不能证实的假设，或者如同帕斯卡尔所说是赌博，难以令人完全信服。相比之下，佛教可能是在生死问题上的最透彻的理解，是对死亡问题的最终解决。人之所以害怕死，根源当然是有生命欲望，佛教在理论上用智慧否定生命欲望，在实践上用戒律和禅定等方法削弱乃至灭绝生命欲望，可谓对症下药。当然，其弊是消极。不过，在无神论的范围内，我想象不出有任何一种积极的理论能够真正从精神上解决死亡问题。

总的来说，就从精神上解决死亡问题而言，哲学不如宗教，基督教不如佛教，但佛教实质上却是一种哲学。对死亡进行哲学思考虽属徒劳，却并非没有意义，我称之为有意义的徒劳。其意义主要有，第一，使人看到人生的全景和限度，用超脱的眼光看人世间的成败祸福。如奥勒留所说，这种思考帮助我们学会“用有死者的眼光看事物”。譬如说，如果你渴望名声，便想一想你以及知道你名字的今人后人都是要死的，你就会觉得名声不过是浮云；如果你被人激怒，便想一想你和激怒你的人不久后都将不存在，你就会平静下来；如果你痛苦了，例如在为失恋而痛苦，便想一想为同样事情而痛苦的人哪里去了，你就会觉得不值得。人生不妨进取，但也应该有在必要时退让的胸怀。第二，为现实中的死做好精神准备。人皆怕死，又因此而怕去想死的问题，哲学不能使我们不怕死，但能够使我们不怕去想死的问题，克服对恐惧的恐惧，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对死的自由。死是不问你的年龄随时会来到的，人们很在乎寿命，但想通了既然迟早要来，就不会太在乎了，最后反正都是一回事。第三，死总是自己的死，对死的思考使人更清醒地意识到个人生存的不可替代，从而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向死而在”，立足于死亡而珍惜生命，最大限度地实现其独一无二的价值。

三、幸福问题

在世上一切东西中，好像只有幸福是人人都想要的东西。其他的东西，例如结婚、生孩子，甚或升官发财，肯定有一些不想有，可是大约没有人会拒绝幸福。人人向往幸福，但幸福最难定义。人们往往把得到自己最想要的东西、实现自己最衷心的愿望称作幸福。愿望是因人而异的，同一个人的愿望也在不断变化。讲一个笑话：有一回，我动一个小手术，因为麻醉的缘故，术后排尿困难。当我站在便池前，经受着尿胀却排不出的痛苦时，我当真觉得身边那位流畅排尿的先生是幸福的人。真的实现了愿望，是否幸福也还难说。费尽力气争取某种东西，争到了手却发现远不如想象的好，乃是常事。所谓“人心重难而轻易”，“生在福中不知福”，“生活在别处”，这些说法都表明，很难找到认为自己幸福的人。

幸福究竟是一种主观感受，还是一种客观状态？如果只是前者，狂喜型妄想症患者就是最幸福的人了。如果只是后者，世上多的是拥有别人羡慕的条件而自己并不觉得幸福的人。有一点可以确定：外在的条件如果不转化为内在的体验和心情，便不成其为幸福。所以，比较恰当的是把它看作令人满意的生活与愉快的心情的统一。

那么，怎样的生活是令人满意的并且能带来愉快心情呢？这当然仍是因人而异的。哲学家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生活包括外在生活（肉体生活和社会生活）和内在生活（精神生活）两方面，其中，外在生活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内在生活是幸福的更重要的源泉。

对于幸福来说，外在生活具备一定条件是必要的。亚里士多德说：幸福主要是灵魂的善，但要以外在的善（幸运）为补充，例如高贵的出身、众多的子孙、英俊的相貌，不能把一个贫贱、孤苦、丑陋的人称作幸福的。不过，哲学家们大多强调：这不是主要方面，而且要适度。亚里士多德指出：平庸的人才把幸福等同于纵欲。他批评贵族中多亚述王式人物，按照亚述王墓碑上的铭文生活：“吃吧，喝吧，玩吧，其余不必记挂。”哲学家一般不会主张这样的享乐主义，被视为享乐主义始祖的伊壁鸠鲁其实最反对纵欲，他对快乐的定义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

外在生活方面幸福的条件大致可以举出以下这些：一，家庭出身。在存在着财富或权利不平等的社会中，人们在人生的起点上就处在不平等的位置上，家庭出身决定了一个人早年的生活条件和受教育的机会，并影响到以后的生活。当然，出身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复杂的，富贵未必都是福，贫寒未必都是祸，不可一概而论。二，财富（金钱）。贫穷肯定是不幸，至少应该做到衣食无忧，物质生活有基本保障。但是，未必是钱越多越幸福。我的看法是：小康最好。三，社会上的成功、地位、名声。怀才不遇、事业失败肯定是不幸。但是，成功要成为幸福，前提是外在事业与内在追求的一致，所做的是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四，婚姻和家庭生活美满。对于老派的人来说，还要加上子孙满堂。对于新派的人来说，这些都可以不要，但至少要有满意的爱情。五，健康。托尔斯泰认为，个人最高的物质幸福不是金钱，而是健康。六，闲暇。一个人始终忙碌劳累，那也是一种不幸，哪怕你自以为是在干事业。要有内在的从容和悠闲来品尝人生乐趣。七，平安，一生无重大灾祸。最好还能长寿，所谓寿终正寝。

内在生活方面的幸福也有诸多内容，主要包括：一，创造。创造是自我能力和价值的实现，其快乐非外在的成功可比。二，体验。包括艺术欣赏，与自然的沟通，等等。三，爱。人间各种爱的情感的体验和享受，包括爱情、亲情、友情等。还有更广博的爱，例如儒家的仁爱，基督教的福音之爱，人道主义的博爱。四，智慧，智性生活。包括和思考，哲学的沉思，独处时内心的宁静。五，信仰。

几乎所有哲学家都认为，内在生活是幸福的主要源泉和方面。其理由是：

第一，内在生活是自足的，不依赖于外部条件，这方面的快乐往往是外在变故所不能剥夺的。亚里士多德说：沉思的生活是人身上最接近神的部分，沉思的快乐相当于神的快乐。

第三，灵魂是感受幸福的“器官”，任何外在经历必须有灵魂参与才成其为幸福。因此，内心世界的丰富、敏感和活跃与否决定了一个人感受幸福的能力。在此意义上，幸福是一种能力。你有钱买最好的音响，但不懂音乐，有什么用。现在许多高官大款有条件周游世界，但他们对历史和自然都无兴趣，到一地只知找红灯区，算什么幸福。对于内心世界不同的人，表面相同的经历（例如周游世界）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事实上也就完全不是相同的经历了。

第四，外在遭遇受制于外在因素，非自己所能支配，所以不应成为人生的主要目标。真正能支配的唯有对一切外在遭际的态度。内在生活充实的人仿佛有另一个更高的自我，能与身外遭遇保持距离，对变故和挫折持适当态度，心境不受尘世祸福沉浮的扰乱。天有不测风云，超脱的智慧对于幸福是重要的。

一般来说，人们会觉得自己生活中的某一个时刻或某一段时光是幸福的，但难以评定自己整个人生是否幸福。其中一个原因是，幸福与否与命运有关，而命运不可测。所以希腊人喜欢说：无人生前能称幸福。希罗多德《历史》中讲过一个故事：梭伦出游，一个国王请教谁最幸福，他举的都是死者之例，因为可以盖棺论定了，国王便嘲笑他说，忽视当前的幸福、万事等看收尾的人是大傻瓜。亚里士多德对此也评论说：梭伦的看法是荒唐的。我认为，人生总是不可能完美的，用完美的标准衡量，世上无人能称幸福，不光生前如此。仔细思考幸福这个概念的含义，我们会发现，它主要是指对生命意义的肯定评价。感到幸福，也就是感到活得有意义。不管时间多么短暂，这种体验总是指向整个一生的，所包含的是对生命意义的总体评价。尤其在创造中，在爱中，当人感受到幸福时，心中仿佛响着一个声音：“为了这个时刻，我这一生值了！”因此，衡量你的人生在总体上是否幸福，主要就看你觉得这一生活得是否有意义。当然，外在条件也是不可少的，但标准不妨放低一些，只要不是非常不幸就可以了。

由于幸福不能缺少外在条件和内心安宁，所以，在一些哲学家看来，幸福不是人生的主要目的和最高价值。历史上有许多天才并不幸福，在外在生活方面穷困潦倒，凡高是最突出的例子。深刻的灵魂也往往充满痛苦和冲突，例如尼采，像歌德那样终于达于平衡的天才是少数，而且也是经历了痛苦的内心挣扎的。同时，人生有苦难和绝境，任何人都有可能落入其中，在那种情形下，一个人仍可能以尊严的方式来承受，从而赋予人生一种意义，但你绝不能说这是幸福。归根到底，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幸福或不幸，而是不论幸福还是不幸都保持做人的正直和尊严。

（举行此讲座的时间地点：1997年12月28日江西师范大学；1998年10月23日清华大学；1998年11月4日郑州大学；1999年3月17日北京广播学院。各次的内容有出入。）

尼采的哲学贡献

多年前，我在北大讲尼采，那时我刚写出关于尼采的第一本书，也是我第一次给大学生讲尼采。地点是办公楼礼堂，时间是夜晚，刚开始讲，突然停电了，于是点一支蜡烛，在烛光下讲，像布道一样，气氛非常好。凑巧的是，正好讲完，来电了，突然灯火通明，全场欢呼。记得当时也到清华、人大、师大等校讲过。那几年里，大学生对西方思潮很热中，成为一种时髦。我写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一年印了9万册，译的《尼采美学文选》一年印了15万册，盛况可见一斑。现在冷下来了，大家都比较务实，对信仰、精神追求之类好像不那么起劲了。我倒觉得这就真实了，特别关心精神方面问题的人总是少数，大多数人在务实的同时有所关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