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想做什么，那是他们的事，他再也无权过问。对于他车耀吉来说，这个世上再没有哪一个地方能比眼前这座好像坐落在天边的小城更令他魂牵梦绕的了!就算是他的故乡，他的出生地，那又如何呢?留存在记忆里的仅仅是一些模糊而遥远的印象，甚至极其的陌生，远不能与眼前的这座小城相比。说这是一座被时间和世人遗忘了的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小城，怕是非常的离谱和不准确，车耀吉第一个就会表示不赞同。许多年来，外面的哪一场运动没有在这座偏远的貌似总在打瞌睡的小城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饥饿与贫困，剿匪时的一路滴答的鲜血，镇压反革命时的荒草弥漫的旧刑场，合作化时期的圆头圆脑的房子，距今十几年前的小型的钢铁厂，粮食加工厂，十数名基层干部在上面悬梁自尽的至今依然苍劲的老树和寂静的仓房，分布在全县各处的数百辆用于演习和爆破的纸糊的坦克，八名除了只会打枪，别的事情什么都不会干的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神枪手……除其中的两名分别在两个公社的武装部任职外，另外的六名神枪手难以归类，只能在各个民兵队里充任专职民兵，有时陪同下乡视察的武装部部长打个野鸡什么的。其中的一名神枪手董二旦因为饥饿还差一点毙命。“凭自己的百步穿杨的枪法和武艺，董二旦同志会搞不到吃的吗?但是他没有。”在全县的干部大会上，县委书记车耀吉曾这样说。几年以后，这也成为他的罪状之一，罪名就是对革命同志进行用心险恶的暗示和鼓动，怂恿他们去犯罪，去抢，去劫。可贵的是，可喜的是，董二旦同志并没有上当，他心明眼亮，因而也就避免了沦为社会和人民的敌人。

碧波荡漾的水库，骑自行车或骑马走起来声音怪好听的沙土路，黄沙子像养活了革命的小米，淡粉红色的沙子如同绵延在天边的彩霞。八座分布于不同方向的水库和质朴的沙土路寄托着他后半生的理想，没有人知道他走在那些彩霞般的沙土路上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当然，也就更没有人知道当他囿于眼前这间低矮的小屋而不能够再在那些彩霞般的小路上行走时心里又在想些什么。

因此，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跑肯定是不对的，而找一个山高水深的地方把自己藏起来更是可笑的。或许，只有等待才是最应该做的，也是仅能够做的。

“就像坐在一列没有灯光没有明确行驶方向的夜车上。”车耀吉对曾怀林说。

“等待什么呢?”曾怀林说，“等待天亮?等待到站?”

“当然是形势的变化。”

“形势会有变化?”在曾怀林的眼前出现了路两旁的灰色的树木，坟墓，吃草的牛马。

“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世界首先是物质的，那也就是说世界是时刻都在运动着的。既然在运动，怎么可能会没有变化?运动有时会以一种极其缓慢的方式进行，那也只是我们用肉眼观察到的一种现象，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也许并不缓慢。”

“根据物质不灭定律，现有的很多东西也并不会因此消亡。”

“但它们极有可能会转化为别的事物。我们寄希望于什么呢，不就是这个吗?”

他在砖垒之间的那些灼热的灰烬中埋了两个土豆和一把黑豆，在他与曾怀林说话的过程中，受热的黑豆不时地崩响，仿佛过去年代暗夜里的零星而寥落的枪声。

与车耀吉的相识，使曾怀林乘坐夜车的那种感觉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了。没有灯光，空气稀薄，饥饿、寒冷，更重要的是不知道将要驶向哪里。沿途看不到明确的停靠点，却又不断地有人上来，也有人不断地消失。他长时间地枯坐着，不知道何时能被告知下车。总听见有嗒啦嗒啦的铃声传来，但每一次铃响都与自己无关，只看见别人在上上下下地忙碌，有的意气风发，眉目之间收获着喜讯，有的跌跌撞撞，失魂落魄。

无数人为之牺牲和奋斗的那个理想的世界究竟应该是一幅怎样的情景呢?

车耀吉的黑豆熟了，阵阵香气从灰烬中游走出来，但他好像没有闻到。曾怀林提醒他，应该赶快把那些豆子从灰烬里扒出来，不然再过几分钟以后就都煳了。

如果不把脸贴近灰烬，是不大能够看清那些只闻其香不见其踪的豆子的，因为它们本身也已变得如同灰烬一般。车耀吉一手撑在地上，用一根柏树枝仔细地搜寻着。直到解放初期，这座小城里还有暗藏在各处的敌人，还有的竟然就在他的身边，每天与他见面，在一起开会、用餐，甚至接触机密，发布命令。也正是他，在一个不算太长的时期内，把他们一个个地都挖了出来，并最终消灭。他要为这个新生的制度把每一个角落都清扫干净，不留一点残渣余孽。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他认为自己做到了，当然不是百分之百的圆满，但也应该是十分的洁净了，初升的朝阳照耀着每一个曾经是封闭、阴暗和罪恶的角落，世上从此不再有秘密和隐匿的东西，只有信念、歌声和阳光。

可是，某一天，他被突然告知：他与那些曾经被他消灭了的人竟也是一路货色。

真令人寒心，又让人糊涂不解、死不瞑目。谁这么看问题呢?

从此这座偏远的小城把另一种面貌呈现给他：那些比自己的故乡还要熟悉的排列着众多矮小房屋的街道不再张开双臂欢迎他，接纳他，而是改用一副蓬头垢面的模样和叵测难料的窃窃私语来目送他;街上的黑暗也不再躲避他，而是狰狞挑衅地面对他，动辄就将他吞噬;城南城北的呼喊声不再具有政治和生活上的意义，而只剩下一种本能的呻吟或嚎叫，叫声划过百货公司上面写有斜体字标语的巨幅玻璃，在人民医院的幽暗的有着青蓝色灯光和躺卧着病人的水泥走廊里回荡着;红旗运输社不再买他的账，面向人民大众的人民饭店也不再为他提供服务，哪怕他拿着足够吃一顿饭的粮票和钱。是的，什么也不为，原因也极其简单，只因为他不再是人民中的一分子。

只有他当年亲自带领人们修建的那八座水库有时还会悄悄地向他招手，它们那波光粼粼的表情证明着它们并没有把他忘了。

说起来，曾怀林、车耀吉，他们曾经并至今也还是一些深信不疑的人，认准一个东西以后就会竭力地去维护它，并永不再怀疑。

这座小城对车耀吉来说意味着什么，曾怀林无法知道得更多，尽管他们之间的讨论在车耀吉的那间矮小的连一个正经的坐的地方都没有的房子里，在东门外的菜地里已进行过多次。曾经以为不是问题的问题仿佛一部突然有了深度和困难的书，被他们一再翻阅，不少地方被他们画上了重重的代表疑问的粗线。这样的一部多少年一直自以为再清楚不过的书，原来却充满了玄机和疑难，就像一场弥天大雾，大雾中又不时地有坚硬或瘦骨嶙峋的障碍凸现出来，挡住你的去路。没有路标，沿途的参照物也是一些看上去似懂非懂的事物。有人抱着流血的头坐在路边，有的缺胳膊少腿地朝前面走着，没有人知道路上发生了什么……车耀吉、曾怀林，像两只被剪去下肢的蝼蚁一样坐在路边的土里，从那些不像路标又不是参照物的上面，他们参照到一些让他们感到蹚目结舌的东西，如同一件突然发生的不像是人力所为却又明显地神经质的事情，像是一群孩子闯出的大于他们身体和年龄无数倍的祸。

孩子们闯祸是因为他们还不懂事。一个幅员辽阔的庞大的集体也会不懂事么，也会尘土飞扬地在地上打滚，号哭吗?

有好些年了，曾怀林时常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一双眼睛也会像一个偶然相遇的陌生的路人那样不可信赖，它们从外面世界带回来的图景如同一堆掺杂着大量秕糠的谷子，有时甚至连那些秕糠也没有，完全就是一堆伪装成谷子成色的沙子。即使这样，还不能够被及时地发现和甄别出来，相当长时间内它们会以谷物的名义和形象继续存在下去，只要你和你的家人不被饥馑所威胁，它们就不会暴露，就会一直堂而皇之地代表着富足与安宁，甚至繁荣强盛。这样的事情一多了，眼见也就不再为实，不再敢相信自己所见到的。

从此他的眼里渐渐地开始有了怀疑的阴霾。看到一件事情，会设法越过那件事情，希望能看到事情的反面，或许那才是它的真实面目。一部分高出地面的世界以极其繁复琐碎或寻常简陋的模样倒映在水中，有时候，一只手轻轻地动一下，也会使它受到扭曲，发生改变。

曾怀林、车耀吉，他们像两个遇到了难题的小学生一样，苦思冥想，从一个黄昏到另一个黎明，没有老师，没有教材，更可怕的是永远没有答案，他们在各自的位置上过着接近于窒息的日子，呼吸越来越不畅通。这样的一道难题，注定他们永远做不出来，即使勉强做出一个答案，也极有可能是错的。没有人能让他们这两个处于困境中的学生看到一线亮色和希望，唯一能参照的就是另辟他途，像大多数人一样不管春夏秋冬地过下去。

他们想起他们各自的一些朋友，有的在农场，有的在监狱，有的下落不明，还有的已然长眠于地下，不再需要面对任何的折磨人的难题，天地有多大，世界有多深，难题有多少，对于那些很早就躺下的人来说，不过是耳边的一阵轻风或虫鸣。而早先他们活着的时候可不行，没有一个难题是能够轻易地绕过去的，即使侥幸蒙混过去，它回过头来也还会找到你，让你背负起比当时多一倍甚至几倍的重量，让你加倍偿还。有一位身披蓝色海军大衣的负责同志曾实事求是地说过：“是你的就是你的，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还是你的，没有人会替你认领。聪明的就应该及时地折回来，主动地一声不响地把属于你的那些东西背负起来。”

曾怀林、车耀吉，他们并没有跑，更不是跑出去老远以后又折回来的，他们时常感到背负在他们身上的东西，有些的确是他们自己的，但也有一些却并不像是他们的。可是，不是他们的又能是谁的呢?东西既然一直在他们身上，那就只能还是他们的。

这样一来，这座偏远的小城有时对于他们来说就会显得广大而空荡，内城里短促而狭窄的街道有时在他们的眼里也会格外的漫长，那些低矮的从开着的窗户里就能清楚地看见街上掉落的一根针，一个图钉的房屋，那些与地面一样齐的旧日的小桥，都不再是一种匍匐的姿势。只有三层楼高的外表刷成杏黄色的原宪兵队旧址，现今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委员会则看上去相当的巍峨，而插在楼顶上的三面旗帜更给人一种水涨船高、耸入云霄的感觉。

这座青灰色的小城，从远处看，更像是从天上飘落下来的一片雨前的乌云。

那一年，曾怀林和妻子明训带着两个孩子，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第一次站在高高的满眼陌生的大灰梁上时，看到的就是那样的一幅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