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问一个人：“你吸过别人的血吗?”那个人一听，脸色就变了，又慌乱又紧张又恼怒。他说：“你在说什么呢?当然没有，都是些不幸的人。”

我说：“那么，金正武是怎么被抓起来的呢?”

“因为他反革命。”

“好。说说你自己，你又是如何当上政工科长的呢?按照你的级别，你的家里不应该装有电话，但是，就因为你做的事情特别，所以你享受着和你的上级一样的待遇，电话直通到你的家里。”

他狠狠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咬着牙转身走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一定又是报告去了，说有人向革命干部(主要是指他本人)反攻倒算。他就是干这个的，一般情况下，瞄上了谁，说抓谁。谁就很难再逃脱掉。

明训，别为我担心，我并没有真正地质问过那个人，这样的质问和愤怒只存在于无数次的想象中。我可以不考虑自己，但是不能不顾及两个孩子。真正的自由当然是那种没有任何牵挂的人，可是那样的自由又有什么意义呢?一个人，世界上没有任何他牵挂的人和事，这样的人生至少我不认为是美好和有意义的。

冬冬大了，知道为别人担心了，哪一天我回来得稍晚一些，她都会焦急地等待，以为我又被抓走了，在白杨木栅栏前四处张望。

为了两个孩子。我也不会让自己再有事了。每一天，当我从内城里狭窄的街道上穿过，走向坐落在城外原野上的家中时。我感觉自己紧紧地夹着一条伤痕累累的尾巴，像极了那些没有主人，没有家园，没有同类，贴着墙根行走的四处流浪的狗。

有史以来，人类创造了那么杰出的文明。从小到大，我们读过那么多的书籍，从中吸取了无数的知识和营养，按照自然法则来说，也应该是有力量的、强壮的，因为我们吸收过了，被滋养过了。自然的、人生的、人性的。可为什么我们却随着年龄和经历的增长而越来越软弱，越来越有问题?我有时会为这种软弱感到羞耻和愤懑，不知是什么在从中作祟?回头再看看那些一个字都不识的人，他们反倒是一些更强硬的人，天不怕地不怕，就连打喷嚏、咳嗽，这类最微不足道的小事，都要比我们这些自以为掌握了知识，自以为了解历史，了解世界和人类的人要响亮得多，理直气壮得多，这难道不奇怪吗?(那天排练的时候，我小声地咳嗽了一声，坐在我旁边的娄伟对我说：“干吗这么小声，怕把苍蝇们吵醒吗?”前面几排的几个人回过头看我，他们一定看到我的脸红了，我真是不知该说什么好。)

请原谅这些老生常谈，但历史总是在惊人地重现、重演，让人不得不再次提起。

说点儿高兴的事吧。

这一年，我学会了制作月饼，是从老苏那里学会的。他曾是人民委员会和武装部的厨师，退休后，专门教周围的人制作月饼，很多人在他的指导和调教下都学会了，这中间就包括我。要是没有两个孩子，我也不会去学这些的。学是学会了，但原材料的匮缺会直接地严重地影响你的制作水平，无论你有多高的技艺，关键的材料无论缺了哪一种，你也会做不成功。比如食用油。

油是大家共同面临的一个难题，困扰着几乎每一个人。因此。周围很多的人都在琢磨、研究：如何能用最少的油，甚至不用油，就能制作出又酥又香的中秋月饼?这样的想法被老苏知道后，老苏毫不客气地一棍子就把人们的这种不无美好的愿望和设想打死了。

老苏说：“那不可能!”

“你们真敢想!”老苏说，“我做了一辈子也没敢想过这种事。又不想费油，又想烤出又酥又香的月饼，这和梦想亩产十万斤，勒令一锅白开水变成一锅饭，有什么区别?纯粹是白日做梦，永远不可能!”

中秋节的前一天，我去专案组谈话，不能回家。冬冬带着多多去大灰梁上的“一亩地”看你，他们给你带去了我亲手做的月饼，你见到了吧?让你见笑了。还是那个问题，主要是油没有用足，要是用足了，不会是那个样子。

老苏来看过我做的月饼，并掰下一块尝了后也说：“还是那个问题，油不够，让我烤，我也只能烤成这样儿。已经很不错了，一看就是月饼，谁也不敢说它是馒头。”

这样的书信，更多地存在于曾怀林漫长纷繁的思绪之中，出于对安全的考虑，它们从未借助于纸张和笔墨，以书面的形式出现过。常常是在他烧火做饭的时候，在内城里或原野上走路的时候，一个人坐着的时候，冥冥之中，他觉得有人正在与自己交谈。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他在说，在汇报，在讲述。置身于烟熏火燎中，清晨的大雾中，宣传队轻快持续的鼓乐声中，甜蜜的和苦涩的记忆会交替而来，童年的、青年的、中年的，常常会不可思议地叠印在一起，相互穿插、糅杂，仿佛是同一个时期甚至同一天里发生的事。他惊异地注视着，思索着那些被打乱了次序的人生章节，它们从已然成形的既定的轨道中脱离出来，变成了一些不受时间顺序约束，谁想往前就能往前，谁想退后，谁想模糊不清，谁就能模糊不清，每一章都可以独立成篇的活页材料，看上去比一场有一定规律的流星雨更为随意。

他觉得自己很难再把它们重新装订整理成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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