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锯班的几个工人说，阎松长的真实身份原本就是一名政工干部，他以工人的身份来到林场，干最苦最累的活儿，那是为了完成一个秘密的任务。现在，任务很有可能是完成了，他自然也就复位了。

但也有人说，没有那么神秘，他就是一名工人，就是靠成天竖起耳朵，收集别人的问题，靠打小报告最终爬上去的。他有没有在平时闲聊时与你说过什么?比如对社会的不满，对形势的分析。你有没有顺着他的思路，接起他的话茬?你要是受到他的情绪的感染，说出和他一样的话，甚至远不如他的话那么夸大，那么激烈，你就算钻进他预先设好的圈套里去了。他与别人聊天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曾怀林不知工友们的哪一种说法更接近事情的真相，他本人也被弄糊涂了。作为一段时期以来朝夕相处的搭档，曾怀林还真的辨别不出阎松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说他真的就是一名普通的工人，那么，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他到底是如何完成身份转换的呢?因为，现在的阎松长的一举一动更像是一位从事过多年政治工作，具有一定的经验和斗争实践，甚至见识过一些大风大浪的干部，而完全不像是一个刚刚从工人孵化成干部，不久前才从大树下和密林中解放出来的，羞羞答答地忐忑不安地走向办公室的新手，无论如何都不像，任何一个新手都不会是那样的。那种样子，靠装是装不像的，总有一些不像的地方会让别人的眼前倏忽一跳。尽管他假装不认识曾怀林，有些地方也表现得很幼稚，但曾怀林觉得也许另有原因，那是否也正证明他在幼稚的外衣下包藏着一颗更为成熟的心?

如果像油锯班的师傅们认为的那样，他是以一名政工干部的身份秘密地打入到工人们中间，以一副蓬头垢面、受苦受难的形象在悄悄地充满耐心地开展着他那够得上瘆人的工作，那真是太令人不寒而栗了，光是这么浮光掠影地在事后想一想，就让曾怀林感到害怕，感到整个山林都变了色，变了味，背后和周围阴风习习。

因为从一开始，曾怀林就没有往别的方面想过。木头那一端的自己的这个搭档，难道不是一个可怜的老实人吗?有时候三四天才在林中的某一条小溪边洗一次脸，连内裤的前面和后面都分别打着补丁，说是这两个地方最为脆弱。最不耐磨。有时候甚至干脆不穿内裤，洗过后就晾在一处高高的树杈上，因为妨碍了松鼠的正常生活，还被那些灵巧的尖爪子们拎起来扔下来过一回。这样的一个人，你无端地怀疑他，猜忌他，你会暗自觉得自己刻薄、多疑，非常的不厚道。而且，最关键的是，你有什么理由?

他的话多吗?应该说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比如说坐在木头上闲聊的时候，比如在饮下小半瓶当地酿造的高粱烧的时候，他的话会非常之多，像是开春后的河面上的凌汛，拥着挤着往前赶，好多个话头，时而浩浩荡荡地相互交汇，时而又各自独立前行。曾怀林觉得自己也能够看出来，他没有把自己当外人，完全就是两个长期生活在密林深处的战友。他针砭时弊，指出社会的毛病和问题，能够让他称赞的东西少之又少。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没有一种制度是没有问题的。毫不乐观地说，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的，这也正是人类千百年来不断起纷争，隔些年就要血流成河的主要原因。他说问题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是利益的追逐者，谁少了都不干，革命，不革命，都是为了要活下去，所以，世界注定会永远斗争下去，根本就不可能有一个没有斗争的世界。绝大多数人都瘦得如同皮包骨头的山羊，大家共同喂养着极少数脑满肠肥的剥削者，一份低廉的工资就会让一个人俯首听命一辈子。偶尔会丢给你一把青草，几粒黑豆，会被说成是集体的福利和优越性，会大肆宣扬，声声入耳，像雨前的雷声一样，恨不得让每一块石头都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有这样的一种超自然的优待和幸福。接下来就教育你应该懂得恩情和报答，不能只进不出。那么，好，把你家里的隔夜粮贡献一点出来吧，这是一种做人的起码的觉悟的道德。拿不拿东西出来，拿多少，成为衡量一个人高低的标准。

有一次他甚至问曾怀林，依你看，那个什么什么的主义能够实现吗?曾怀林吃惊得差一点从身下的那根原木上滚落下来。这个人，曾怀林越来越不想和他在一起说话了，曾怀林甚至觉得自己都没有勇气和胆量把阎松长说过的那些哧哧地冒着火星的话通过自己的嘴再重复一遍，他开始有意地逃避了。干活儿中间休息的时候，曾怀林总是装着去方便或洗脸，有意地走开，为的就是能够躲开一会儿。他在林中的小溪边坐着，并不是真的要洗脸，只是为了能够清静地挨过那一段痛苦的聊天时间。。

但是阎松长似乎并没有看出他在有意躲避，他正在不无焦急地找他，还埋怨曾怀林一去就是这么半天，把大好的时光全浪费了。阎松长拿出自己的烟，又亲自给曾怀林点上。就在点烟的那一小会儿工夫，话匣子又打开了。

“这个社会不简单啊，”阎松长说，“都成了这样了。却还能够一年一年地过下去，一天一天地运转下去。靠的是什么呢?”

他看着曾怀林，却并不需要他作答，他只管坐在那里抽烟和倾听就行啦。他需要的是眼前有这么一个人，眼前有一个人和没有一个人完全不一样，要是没有一个人坐在那里，他说给谁去?寂静的山林?之所以要停顿一会儿，就是为了要强调事情的严重性和重要性，问题是他提出来的，当然最终的答案也还得要由他本人来公布。

“靠的就是大多数只顾及个人利益的一生都在混饭吃的芸芸众生，远看是模糊的一片，一群，一个共荣共辱的集体，走近了，就会看到一个又一个的货真价实的小人。”

每当阎松长说这些的时候，曾怀林总是坐在一旁静静地安分守己地听着，想走开又没那么容易，又不能太不顾及对方的脸面。但他绝对算不上是一个优秀的甚至称职的听众，因为他从不提问，也不表示赞同或反对，阎松长的那些话更像是说给他面前的一棵树听的。

果然，有一次一向很有耐心的阎松长终于忍不住生气了，他对一直沉默不语的曾怀林说：

“咱们在一起也不短了，我前前后后说了这么多，也换不来你的一句话。我就是随便说给一棵树听，那树上的叶子也会抖动几下，摇晃几下，表示它们听懂了，理解了。可是你，连这都没有。为了和你聊天，你前前后后抽了我多少烟?”

曾怀林不无惭愧和歉意地说：“对不起，我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倒不是因为曾怀林天生就有一个敏感的头脑和一颗早已破碎的易于防范他人的心，也不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有所觉察，觉得阎松长有诱供的嫌疑，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先用感人动听的话语将对方俘获，进而放松警惕，消除戒备心理，直至将其肺腑之言从他那个紧锁着的幽深封闭的世界里一步一步地引诱出来，先露头，再现身，然后一举擒获，最后稳准狠地打他的七寸。没有，曾怀林还不具备那样的一种对政治的警惕心理和—个食草动物般的过于灵敏过于警觉的有着良好嗅觉和听觉的头脑。

他之所以始终一言不发，只是在默默地抽烟，让滔滔不绝又时刻都心怀期待的阎松长倍感恼火，以至于终于绝望，一切都碍于他目前的身份。在这个位于深山老林中的林场里，他知道应该更苛刻地约束自己，自己把自己捆得越紧越死，对身后的那个家庭就会越有好处。任何人，他们想说什么，想做什么，那是他们的事。明白了这一点以后，他常常自我鞭笞，时不时地紧一紧自己身上的绳索。一个人活在世上，时时能感觉到一种疼痛，那就是一种极好的提醒和教育，人生在世，再没有比那更好更有益的伴侣了。

另外，林场里大多数的人都是本地人。世代久居于此，真正的山林的子孙，树木的儿女。而他，初来乍到，满眼生疏，分不清针叶林和阔叶林，分不清同样都在有风的时候哗哗作响的哪些是山杨树，哪些又是白杨树。除了白桦和红松各有明显的特征外，其他的树木在他的陌生的眼里都像是一个大家族里的成员，甚至操着相同口音的孪生的兄弟姐妹，说着本地的话，做着外面的人不了解的事。而他，一看就是从遥远的外面来的，已经半年过去了，还仍然格格不入地十分可笑地把遍地的蘑菇叫做菌子。菌子，多么可笑，多么猥琐的叫法，好好的蘑菇怎么会有那么一个阴气十足、细腰细腿、獐头鼠目的名字?林场周围的女人们张着她们的大嘴，没少取笑过他。他也暗自决定要废弃原来的叫法，尽管他明白无阴不成菌，蘑菇就是菌类。但是，为了更彻底地改造自己，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一定要管菌子叫蘑菇，连这一点都改不过来，还妄谈什么改造，妄谈什么在劳动中锻炼，脱胎换骨。可是，积习难改，总也变不过来，一不小心就又把蘑菇叫成了菌子。

如此，他能够与素昧平生的阎松长推心置腹吗?当然不行，且不管他是什么底细，何种来历。

阎松长认为他不如一棵树，那是因为他在他的身上辛辛苦苦地忙活了大半年，到头来一无所获，颗粒无收。

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