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后的云崖，清冷凛冽，太阳就算明晃晃地出来了，也是一副遥远的冷面孔，光线里没有暖意，大地寒光闪闪。可是，就是那些没有什么暖意的光线，照在人的脸上，脸就没有夜晚和清晨那段时间里那么冷了。

站在雪地上，一件旧的短大衣穿在身上，感觉就像没穿衣服一样，但他却并不觉得太冷。在那些光线比较暗的地方，雪后的大地闪着一种空气般的蓝幽幽的光芒。肥胖的树枝，像极了丰年里的食物，近看也是白的，雪白的，养尊处优的，没有受过磨难的，可站在远处一看，也有蓝莹莹的空气薄雾一样展开在那里。过于洁白就会孕育出蓝色，是因为它们已白到了极致，不能再往前走了，前面已无路可走?

据说更白的东西也是在蓝色中孕育、出落成的。他想起一件事：有一天多多从外面回来，自出生以来从未洗过哪怕是一块手帕的他，竟然声称要自己给自己洗衣服，洗的是一件儿童节上穿过的白衬衫。曾怀林说，留着我们洗吧。多多说，不行，你们不会洗，只有我才能洗白。曾怀林后来也看出来了，他主动要求洗衣，而且只洗他那一件，洗衣的兴趣和动力全在于最后一个环节：在半盆清水里滴入一些写字用的蓝墨水，待墨水把盆里的清水染成稍重一些的淡蓝色后，放人他的少年的白衬衫，然后反复漂洗。曾怀林问他是从哪里学来的办法，多多说，这办法在同学们中间流传得可广了，很可能全世界的孩子都用这种办法洗过他们的白衬衫。最后，他把衣服捞出来，在眼前慢慢展开，眼神里充满期待和喜悦，用相当肯定的态度向他的父亲和姐姐征询又炫耀道：

“看看，是不是比原来自多了——”

白得有些发蓝呢，就像这雪地。

阶级斗争，推拉砍杀，你来我往，在那些不无戏剧性的过程中，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被消灭了，像二月里的雪水一样消逝得无影无踪。过一些年，也许需要很多年，当初被赶走、砸碎的那个阶级突然又重新回来了!他们不是早就被消灭了嘛，为什么在时隔多年之后又会卷土重来，回归故土?难道他们从来就不曾被消灭?难道他们一直蛰伏在野外，隐藏在天边?可当初他们都是以极其具体的形象和姓名，有血有肉的温热的躯体，一个一个地倒下，一批一批地消失的，以阵营为单位，以集体作斤两，眼见得都葬身于历史，或埋进了土里，那多年之后又重新活过来的到底是些什么?

一场革命过后，犹如积雪覆盖着的大地，一切旧的先前的东西纷纷被埋葬、掩盖。站在寂静的雪原上，他仿佛看到一条无限的没有什么力量和东西能够斩断、碾碎的精神或魂魄。没有什么更好的答案，他依稀看到的那条无限的底线应该就是那种能够不断复活的不死的东西，有了它，世界才不至于完全涣散、崩坍。

许多论述里常有这样的判断：历史在这一刻——甚至这一瞬——偏离了她的航向。但曾怀林觉得，历史从来没有偏离过自己的航向。什么是她的航向?她所经过的每一段行程，就是她的本来的航向，即使是最不堪最黑暗的岁月，也是她的必经之路、必要之旅，非经过不可，脱离了任何一个环节和时期，都将难以为继。而事实上也根本无法脱离，因为只有那一条路可以通过。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就在于她忍辱负重，从未见风使舵，从不避重就轻，走的是一条荒芜悲壮的路，而不是一条一转弯就能看见假山和餐厅的湖畔小径。

历史令曾怀林感到羞愧，一个所谓的家，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成为他苟活于世的主要理由，世界以碎玻璃的形象，以水银的成分，在他的心里漶漫、洇陈。

“可是，”身体里面的一个声音小心翼翼地询问，“照顾那两个孩子，难道是一件令人羞愧的事吗?”

“当然，”另一个声音回答说，“与轰轰烈烈的革命和发展相比，照顾自己的两个孩子，真不是一件正大光明的事，完全拿不到桌面上。”

那么，什么样的事又是让人不羞愧的呢?革命?牺牲?

是牺牲，从已有的无数的经验来看，绝对应该是牺牲。粗暴或暧昧地夺去他人的性命，然后再以同样的方式把自己牺牲掉，一了百了，这样最简单。即使是为耻辱而毙命，死亡本身也会让所有可能有的纷争化为乌有。如果运气不错，能够以一种正当的，在历史教科书里也能说得过去的方式把自己保存下来，更不啻为一种造化。不过，保存下来也并不等于从此就万事大吉，相反却意味着你从此开始扮演另一种角色，演得好坏与你的才干有关，也可以说与你无关，各种新的问题开始显现、定影，荣耀当然也在其中，而悔愧就藏在荣耀的后面。当荣耀像晨雾一样渐渐散去，唇亡齿寒的时候，剩下的就只有悔愧了。

所谓的新问题其实也还是一些老问题，只不过是改换了一下名称。名称一变，人们就会觉得陌生，那些折戟沉沙的人，人们都以为是被新问题打倒了。

一群人站成一排，当所有的人都忽然后退一步，你就会被立即凸显成唯一的一个勇敢者，唯一敢于站出来的人，尽管你一直站在原地，也未曾动过一下。

躲在你后面的那些人，那些退回去的大多数，他们值得你防范，因为他们从来也不会感到悔愧，无论他们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对于不知悔愧的人，怎样的防范都不为过，到时你就会发现，无论怎样的努力，都会显得乏力而不够。

而有些人，他从来也没有防范过他们，比如那个车耀吉。从一开始起，从在东门外的卷心菜地里第一次见面那一刻起，曾怀林就不相信对方会是一个浑然天成、天衣无缝的饵，所以才会一见如故。说来也奇怪，那和见到阎松长时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感觉，尽管他们的脸上和身上都没有明显的标志，并未标明自己真正是什么样的人，就只是一种感觉，感觉对方有妖气在泄漏，需多加提防，或者完全值得信赖，完全没有必要为不小心说出的某一句话而担惊受怕，因为对方很多时候是在悔愧与冷静的自省中度过的，这样的人是不在意别人说什么的。更何况，车耀吉还是作为一棵烂白菜从白菜的队伍里被甄别出来，踢出来的，从革命大家庭里隔着墙头扔出来的。而阎松长那样的人则像是经过训练以后，从庭院的小门里秘密地放出来的，精神抖擞，目光如电，竖着耳朵，东闻西嗅，一路跟踪，直到把你找出来，指认出来，把你拖到他认为你该去的地方。

时光使一切都在褪色，那些已经过去的、正在过去的和即将又要过去的都正在一步步地远去。某一个当初最为钻心难忍的伤口，现在再重新正视它的时候，很难再想到它曾经的剧烈，看上去更像是一次不懂事的文身，不过是一块曾经被作践过的记忆的痕迹。

清冽的寒风从云崖远处的群山里吹过来，像一双双冰冷的手在抚慰着你的脸，你无法拒绝，不能躲避，只能面对，只能接受。

雪后的路上没有人，连这种天气里最常见的乌鸦也很少能看到。

有几只乌鸦停落在几棵能看到帆布戏台的树上，这些不喜欢热闹的鸟儿们不知为何不去选择阒无人迹的白茫茫的雪野?曾怀林吃不准自己在十几岁以前是否见过乌鸦，这种被一代又一代的国人视为不祥之物的鸟儿们，千百年来似乎一直都在知趣地躲避着讨厌它们的人类，它们仿佛生活在人们的边缘或背面。或许就是因为它们也是不祥或贬义的代表之一，与让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同样头痛的狐狸和狼之类的成为并列于同一个意义上的反面形象，也应该是历朝历代的朝野和今天的社会主义的敌人吧?小学课本里画着的乌鸦看上去和喜鹊甚至别的鸟儿没有什么两样，那时候，即使面对面地碰上了，也不一定就能明白对方是谁。

宣传队驻地前面的积雪被来来往往的行人踩踏得一片狼藉、污黑、变形，新踩出的那条通往戏台下的路，像一条黑色的小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