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宣传队的锣鼓声就开始以一种探囊取物或深夜叫门的方式侵入他的肌体，他每天不得不面对并长久地聆听。

没有庄严，更谈不上幸福，有的只是纷乱和不适，只是被裹挟在其中的无奈和痛苦，还有仅他一人独有的羞辱。对于锣鼓声，对于喧嚣，对于乱，他发现大多数人其实是喜欢的，在匮缺的时候，会设法制造一些出来。

那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很难做到左耳进右耳出，很难不往心里去。刚来时，曾怀林曾有过一个幻想，想让那遥远的山林中的阵阵林涛声永远回荡在他的心里，将其他的一切杂音都阻挡在外面，但是后来，他很快就发现那样的幻想就只是一种幻想，说是一种幼稚病也对。

宣传队的领导并不是队长和副队长，而是团长、副团长，因为它原本就是一个剧团，好多位略有姿色的女演员都与几位领导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关系。尤其是一位唱花脸出身的副团长，大有后来居上的意思，现在不唱花脸了，留起了油亮的背头。有一次，头发油亮的魏团长对同样头发油亮的副团长说：

“个别的你可以动，但不能全动。”

魏团长打了一个比喻：比如一桌菜，正常的人，你应该只动离你最近的那一两个，而不能每一个都上去啃一口;每一个上面都留下你的牙印和痕迹，每一个你都搅和一下，别人怎么办，别人还吃不吃了?

魏团长后面还有话，但他把那些说出来足以让听者难堪。同时也会让说的人更加难堪，甚至会暴露其缺乏修养的话，留到了不久以后的一次会上，又经过理论的武装，最终让那些原本只配在街坊市井间私下里暗暗涌动、秘密流淌的猥亵之词陡然上升，具有了相当的高度和体面，变成了一番响彻云霄的也能够以威武的黑体字的形象和红色楷书的面貌出现于任何地方的时代宣言。他说，她们，我们，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以百倍的热情和精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占领文化阵地，凡有碍于这一指导思想的一切行为都必须坚决制止，坚决予以取缔。

散会后，头发油亮的副团长对团长说：

“不要把作风问题上升成政治问题。”

“你懂什么!你只知道和女人们胡咧咧。”魏团长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用不着上升，作风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从来都是。”

贾英兰，宣传队的顶梁柱，优秀党员，深受老百姓的喜爱，被誉为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艺术家，但与她有过暧昧关系的男性，从十七岁到七十一岁，上自省内高官下至剧团小生，至少在十八人以上。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到底该如何看待，如何评价?

曾怀林没有想到，从密林深处走出来，离开了风雪弥漫、林涛阵阵的山林，却一头闯入了这么一个龌龊的团体。尽管就劳动强度来说，宣传队不知要比林场轻松多少倍，宣传队最大的道具箱，也没有那里的半根木头重。不过，即使宣传队的劳动强度与林场是一样的，甚至大于林场，他也没有选择的权利。

在宣传队，他将继续接受监督和审查，此前罩在他身上的一切一样也没有减少。不过，从林场到宣传队，本身就是对他的一种阶段性的小结和鉴定，是一次表扬和奖赏，是由于他在林场期间“表现较好，未发现有什么新的反革命行为”。另外，宣传队也并不是一个谁想去就可以去的地方，刚来到这座小城时，为什么不让他直接去宣传队，这还不足以说明吗。

这座夜深人静后时常有怪声怪气的响动出现的院子，屋檐上的一棵草，屋脊上的一丛紫蒿，都要比多年来一直嘈嘈嚷嚷地占据着它们并把寂静从它们的身边夺走的宣传队更为年长一些，有些野草，也许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在这里扎根了。四年了，每次从外面一走进来，曾怀林的目光首先就会越过那道被改造成学习和批判的墙报园地，已不大能够辨认出原样的石壁，像一只飞累了的鸟一样落到对面那些布满苔藓的屋瓦上面，停留在一丛蒿草前，倒不是要干什么，也并不是担心它们还在不在，枯黄了，或者碧绿了，而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连他本人也完全说不清原因的习惯。

到底看什么呢?倘若有人问他，他觉得自己恐怕也回答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