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果才还知道，除非他们是带着专门的宣传任务下来的，否则，一般情况下，县里的这个宣传队其实也是高攀不起的，某些时候即使九牛二虎地攀来了，也往往会因种种原因而支应不起，因为对方觉得自己既是艺术家，同时更是负有崇高政治使命的，这可就比那些三五个人一伙的民间的吹鼓手们难打发多了。这样的话当然不能说出口。

那些人，那些走村串户，到处寻求门路，三五个人一伙的吹鼓手们，到时候只要一人给他们一碗冒着热气的饭就行。夜里睡觉，从场院里抱回一捆麦秸，朝地上散开;囫囵地往上面一躺，常常甚至连灯都不需要点，呼吸着房子里的年深日久的泥土味和残留在麦秸上的白日里的阳光和风雨的味道，很快就都在越来越深的黑暗中睡着了。连日来的奔波和劳顿就在那样的熟睡中得到一次又一次的缓解和修复。

王果才望了一眼那条目前被冰雪覆盖着的外界通往云崖的道路，眼前忽然跳了一下，他有一种感觉：某一支三五个人的长年累月到处走村串户的吹鼓手的队伍似乎就要在那路的尽头深一脚浅一脚地出现了!他们中有盲人，有瘸子，有穿着布鞋，脸颊像土豆皮一样粗糙，但嗓音却无比悠扬嘹亮的未知婚否的女人，还有缺胳膊少腿的，就是没有傻子。只要听到任何一个村庄的召唤，无论多远，他们都会以最快的速度，跌跌撞撞、蓬头垢面地赶到，路能不能走，从来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之内。比如，要从高高的梁上去位于沟底的一个村子里演出，他们就坐在地上，顺着山坡往沟底出溜、滑行，有眼的拽着没眼的，在扬起的黄尘中，后者主要依靠声音和经验辨别前者，向同伴靠拢;一路出溜下来，有时候直接就出溜到了沟底里某一户人家的房顶上。听到沟底里有人喊：“来啦!”满面尘土的他们坐在人家的房顶上，便会露出胜利的微笑，检查一下随身携带的东西是否在出溜的过程中掉了，是否还一直紧紧地捆绑在身上。但很多时候，没有人召唤他们，他们都是自己找上门去的，不用对方太费劲太为难，主动地把表演的价格一降再降，直到谁也再说不出什么，直到连平时最爱挑别人毛病的人也默默地起身离去。

只要他们一来了，在距离政治夜校和民兵连一千米以外的防洪渠上一摆开阵势，幽幽咽咽的胡琴声一响，撕心裂肺的唢呐声一吹，整个云崖盆地就像在过年。

这样说并不是说宣传队的感召力不如那些时常跋山涉水的流浪狗一样的三五个人一伙的吹鼓手队伍，并不是贬低宣传队，抬高那些民间的吹鼓手们。恰恰相反，二者是完全不能比的，宣传队的影响更要大得多，他们是承载着政治使命来的，宣传的是统领全体人民的方针和政策。正如魏团长所说，宣传队的作用和目的并不是要给人们解闷的，而是要告诉人们应该怎样，不能怎样，这是他们之间最大也是最根本的区别。

然而，不幸的是，有些时候，对于大多数觉悟偏低，甚至没有觉悟，对生活和世界缺乏最基本的认识，自己不知道该怎样活，还不愿意听上级或别的人告诉他们该怎样活的人们来说，宣传队的到来，也像是在过节，但这节日却让他们多了一份拘谨与迷茫，而少了一些亲切和随意。台上的节目是生的、遥远的，甚至难以理解的，演员们是些怎样的人，也完全不清楚，两眼一抹黑。不过，要是与听收音机听广播相比，那还是很好的、大不一样的，宣传队带来的热闹没有什么能比得了。

什么样的节日会让人感到拘谨而又不亲切不随意呢?应该是上通天下通地的祭祀活动，除了斋戒吃素，还得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作为一名基层干部，王果才本人在宣传队刚一到达，便感觉像是在投入并经历一次神圣而重大的祭祀，这样的日子里，除了勤快、规矩、尽心尽力，也不能随随便便，心情说晴朗也并不是万里无云，说阴沉显然也不对，也没那么严重和夸张，就是有那么一点麻烦。眼下他最盼望的就是等待着这感觉像是把人架在半空中的祭祀活动一结束，他就又能重新回到粗粝而踏实的地面上了，又能够安心地端起碗喝水，把狗皮帽子扣在脸上睡觉，随意地走动，对着光秃秃的田野发呆，想心事了。他恳求宣传队再额外演出一场，并不是他本人想看，他其实一点儿也不喜欢看那些东西，前些天的那几场演出，他一次也没有正经看过，一直在为宣传队的食宿奔忙。安排人一刻不停地烧水，把库房里的麦子磨成面，杀羊，去煤矿上拉炭，把宣传队驻地的炕烧得热热的。

但魏团长却宁可让宣传队的人都闲着，去白雪皑皑的木场里剥桦皮，在屋子里烤火，闲聊，“争上游”，下五子棋，相互间用纸牌算命，也不答应再多演一场，两场。王果才把这样的态度理解为：神圣而重大的祭祀活动不能乱来，不能够随随便便地想搞就搞，否则，那还有何神圣可言?而天气寒冷，演员在台上不能多穿衣服，恐怕只是其中最小最小的一个原因。而且，如果真的决定要演出，那也将不成其为一个能站得住脚的原因和理由，完全可以被克服或忽略不计。因为，任何一具身体，无论男女，无论老幼，事实上都并不真正属于自己，它常常会有条件或无条件地服从于很多东西。

现在，那些眼下暂时没有事情可做的一具具温热或微凉的躯体就在云崖的雪地上站着、走着，有的弯下腰将松开的鞋带重新系好，有的望着远处的蜡染似的群山出神。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姿势，每个人看上去都对各自的身体享有充分的主权，能够控制并对其发号施令。想笑的时候，嘴角就能够及时地咧开，想看的时候，目光也能够准确地凝视;脸颊上忽然有些痒，一只手伸上去，很快就会让它在顷刻间得到平息和愉悦;站在不同位置上的两个人，忽然很有兴趣交谈，于是便经过双方各自的努力，两个人终于走到一起，面对面地看着，低声地说着一些只有他们彼此才能听到的话……诸如此类，没有人会认为并相信这也是奇迹的一种，乃至这就是奇迹本身!所有未曾被苦难囚禁、撕扯过的人们，都会觉得这不过是最平常最普通的一种现象，甚至要多平常就有多平常，只要愿意，任何人都能够做到，因为一切都是那么的容易。自由就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不自由就是不能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就是大多数人的自由观。而奇迹在很多人看来，首先就意味着脱离了普通和平常，不平常、稀奇，成为它唯一的要义。

只有曾怀林才能够痛切地感到，最正常的生活，最寻常最普通的举止，才是最奇迹的生活!它看似容易，似乎无须太多的成本和繁复艰辛的周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