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赫德兰在《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慈禧太后》中称：“慈禧太后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人，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她不仅在上上世纪后半叶统治了大清帝国，她的统治推迟了大清帝国的灭亡，她还把中国政治家们所能想到的某些改革措施也付诸实践了。和满族的其他妇女相比，她可谓鹤立鸡群、出类拔萃。和其他民族的妇女相比，她同样毫不逊色。就性格的坚强和能力而言，她和任何人相比都不差。我们不由自主地钦佩这个女人，她小时候在家里帮母亲干杂活，后来被选入宫做了贵人。她是一个皇帝的生母、一个皇帝的妻子。她立了一个皇帝，她还废了一个皇帝，她统治中国将近半个世纪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妇女没有任何权力的国度。”外国人对中国的历史不太了解，所以他们说出来的话略为显得夸张。不过，有一点他说对了，那就是100多年前的清朝，的确是个妇女没有任何权力的国度。正因为如此，慈禧太后才显得那样的突出与另类，她不仅让当时的男人们感到狼狈不堪，也让后来的男人们感到义愤填膺甚至恼羞成怒。

不可否认，慈禧太后不是什么政治家，她的政绩也不怎么光彩照人，用现在的话来说，那简直就是祸国殃民、遗患无穷。但是，历史选择了慈禧太后，而且对于她个人来说，她成功了，因为她以一个女人的智力与才能，在近半个世纪的统治里保住了这个不断下坠的王朝没有在她手里江山断送；但对整个国家发展而言，慈禧太后毋庸置疑地失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别人就一定做得比她更好，因为历史证明，后来的很多人做得比她更坏。从“老佛爷”到“一代妖后”，剧烈冲突的历史观总会让人感到无所适从，而“脸谱化”的历史认知更是让真相远离。问题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说白了，慈禧太后只是以一个女人的身份在管理这个国家，而之所以要这个女人出面，主要是因为这个国家总是皇帝太小或者根本就不成器，这对于一个积习千年的皇权社会来说，是何等的糟糕与背运，又是何等的艰巨与难堪。历史将慈禧太后推上了前台，在深刻而无奈的现实面前，她别无选择。慈禧的上台，正是大清国风雨飘摇的危难之时：英法联军洗劫北京，太平军占据半壁江山，捻军等起义军不断起事，帝国几无宁日。

国事如此焦头烂额，估计这也折了咸丰皇帝的寿，结果咸丰一死，便剩下孤儿寡母咸丰的子嗣不旺，31岁的他只有载淳这一个儿子，由此皇位继承人毫无争议，慈禧太后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皇太后。“母以子贵”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而这也决定了整个清末的历史走向。按清朝的祖制，女人是不能干政的，更没有皇太后垂帘听政这一说。咸丰自然考虑到这点，于是他在临死之前安排了八个辅政大臣，但是他怕这些大臣日后篡权，最终又决定将自己的两个印章赐给皇后和小皇帝，以后所有的谕旨都需要在正文的前后盖上印章，否则便是无效。小皇帝当时只有6岁，当然无法承担起领导国家的责任，于是他的那个印章自然由慈禧太后来掌管，这就形成了两宫太后和八大臣共同执政的权力运作模式。这种平行的权力模式，看似平衡了双方势力，但双方的合作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八大臣认为两宫太后不过是深宫中的女流之辈，头发长、见识短，按祖制亦不当干政，因此打算将她们看成盖章的机器，并不想让这两个女人插手具体的政务；而慈禧对此极不满意，她认为自己和慈安太后既有钤印之责，便是最高权力的代表，八大臣不过是辅政而已。

在迅雷不及掩耳间，慈禧与恭亲王奕联手发动的政变便取得了成功。对于八大臣的无能，很多人表示不理解。其实问题很简单，慈禧太后之所以能在政变中一举成功，关键还是她有小皇帝撑腰，即所谓的“皇权”。在专制社会里，皇权就代表了最高的权威，八大臣能力再强也无法与之对抗，最后只能乖乖地束手就擒，否则便是叛臣逆贼，天下人得而诛之。在当时的社会里，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小皇帝是最大的王牌，慈禧也由此成为清廷最后的负责人。皇权思想之残酷，虽独夫民贼亦不可或缺，也无法挑战。但是，初抓权柄的慈禧太后毕竟学识有限，她小的时候家境并不好，在当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里，既无机会也不可能接受非常好的教育。但机会是要靠人去争取的，慈禧进宫后，蒙上天眷顾生养了一个儿子（也是咸丰唯一的儿子），这才受到了咸丰的重视。而咸丰因身体多病而懈怠于朝政，这又给了慈禧接触朝政的机会。在代丈夫批阅奏章的学习中，慈禧的权力欲望也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比慈禧年长2岁的恭亲王奕，在当时的皇族中被公认为是最有能力的，但限于名分所定，在咸丰生前他不能和哥哥去争，咸丰死后他又不能和侄子去争，这注定了奕只能做个贤王，为死去的皇兄和活着的皇嫂及侄皇帝效劳一生。对于这点，慈禧心知肚明，她也算是识人善用，给了奕成就生平抱负的机会。但是，奕太有能力，慈禧也是时时刻刻加以提防，以防止这个皇叔威胁到自己儿子的地位。学识与能力姑且不说，但慈禧的驭人权术确实是有一套。在平定太平军和其他乱事后，慈禧将该收回的军权坚决收回，该放权的时候又绝对信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处理得很好；而在内乱后的重建中，慈禧与奕乃至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人督抚的配合默契，由此出现一段难得的“同光中兴”也不是完全偶然。实事求是地说，此时的慈禧的确非常虚心，她在处理政务之余也在不断加强学习，从写一道百余字的谕旨出现十几处错别字到对朝政的处置游刃有余、从容应对，这说明慈禧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是非同寻常的。

在执政的最开始，慈禧可能只是想给儿子同治看好江山，届时将权力移交给长大的皇帝，自己则可以安然退养这从她每次撤帘归政前总是热心于修建园林工程可以看出这种心态，历史学家唐德刚称之为“姨太太”心理。由此也可以看出，慈禧并没有做大事的抱负，她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为将来的小皇帝作一过渡晚清之所以不能和日本明治维新或者德皇、沙皇等相比，原因还在于慈禧这种“女人当政”的心态她不是皇帝，也没有进取心，最多只能守成。但很不幸的是，慈禧太后手里的两个小皇帝都不合格。同治是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因此慈禧太后在同治年间的执政态度明显积极，她尽心尽责地想给儿子开创一个好的局面，但是同治这孩子一点也不争气，他天生不爱读书而喜好玩乐，到十六七岁本应该亲政的年纪了还“读折不成句”；等到十八岁的同治好不容易亲政了，可惜又命浅福薄，一年多点就得天花死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子女。丧子之余，慈禧太后可谓是万念俱灰，这种心态是中国人都可以体会得到的。

慈禧太后之前打拼了十几年，图个啥呢？不就是为了给儿子留个好江山？但这一切，都随着同治的死亡而烟消云散了。正如当时人说的，有同治在，慈禧太后还有点想头；同治不在了，如今连想头都没有了。慈禧曾说：“我几次垂帘，不知内情的人，有的认为是我贪图权势，实际情况是形势迫使我不得不这样做。”这话虽说是慈禧的自我辩解，但也有几分道理。同治死后，皇帝继承人便成了大问题，最终慈禧选中自己妹妹的儿子载湉做皇帝。从名分上来说，这个安排在当时是不合适的，却又没有更好的安排。由此，慈禧也只能二度垂帘，再次培养一个小皇帝。但是，慈禧这次垂帘的责任心与同治时期可就差之甚远了光绪毕竟不是亲生骨肉。由此，慈禧太后也由一个积极的执政者变成了一个单纯的王朝看护者，在这种心态下，同治年间的朝气和生机也明显日渐枯萎，日益走向保守和颓唐。等到第二个小皇帝长到18岁亲政，慈禧也由首次垂帘的那个27岁少妇变成一个快60岁的老太婆了，但这次的皇帝也不是合格人选。

光绪虽然从小好学，但性格存在严重的缺陷，这也是因为他从小远离自己的亲生父母、长于深宫之中所造成的。在慈禧太后的威势之下，光绪从小就严重缺乏自信，成年后又离奇地发展出超常的逆反心理，而这一切在慈禧太后的眼中又是一种极不成熟的表现，由此也导致了她对光绪的不信任。甲午年的战争对光绪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因为他在不了解实情的情况下积极主战，但战争的结果却是清军惨败，小皇帝饱受屈辱，由此也演变成戊戌变法的强大动力。对于随后的变法，历史的真相和通常的记叙大不相同的是，慈禧太后并没有去刻意反对，而是给予默认与支持，毕竟光绪已经亲政，而且变法对清王朝有利，她也不好干涉太多。可惜的是，光绪的急躁心理又遇上几个行为乖张、不知深浅的变法派，领头的康有为毫无手腕又为人骄傲自大，几乎就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书呆子。在这些人的辅佐下，变法的诏令虽然如雪片般发下，但因为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和可操作性，几乎所有的变法措施都是一纸空文。

皇帝没有经验，变法派更是一群书生，在他们的胡闹下，最后弄得朝政都无法正常运行，那些被革职的官员跑到慈禧那里去哭诉，慈禧也不免动了怒气，将四品以上大员的任免权收回以稳定朝政。眼看情况不妙，这些变法书生们在接到光绪的衣带诏后，居然想出了一个“围园”之谋，这下慈禧太后就要大发雌威了这种谋逆的行为不仅危及慈禧的生命安全，而且危及整个清廷的生存，正如慈禧斥骂光绪：“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尚有汝乎？”戊戌六君子被杀了，光绪也被软禁了，慈禧太后再次出来听政这一次帘也不用垂了，反正都七老八十了，让大臣们看见也无所谓，只可怜光绪坐在旁边如同泥塑木雕，非经慈禧太后示意，往往是不发一言。作为清王朝的难言之隐，那就是光绪的身体存在着严重缺陷他生不出儿子。咸丰死的时候只有一个儿子同治，同治死的时候一个儿子都没有，如今光绪结婚十几年都没有一子一女，看来生育能力的确实有问题。

天亡大清，这也是历史的定数，清朝的最后三个皇帝（同治、光绪、宣统）在已经成年的情况下都没有子嗣，这在历朝历代都是极为罕见的“宫荒”宫中几十年没有小孩的哭声，这对慈禧来说，可能是最大的噩梦。眼看光绪的确是生不出儿子，慈禧太后也只能另想办法，早做打算，不然到时又立个小皇帝，届时连垂帘听政的人都没有。于是，慈禧选了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来当大阿哥，这下可就惹下了天大的麻烦，最终引发庚子国变，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太后等人也被迫逃到了西安，一时间几乎是“国将不国”，若不是慈禧太后这几十年的威信还在，大清朝早就东南互保、西北独立了。庚子西狩的惨痛经历，也让慈禧太后彻底认识到她当政几十年的巨大失败。难能可贵的是，此时垂垂老矣的慈禧太后却突然下定决心要搞新政，终于让这个濒临死亡的王朝重新焕发了生机。清末新政绝不是当年的戊戌变法可以比拟的，各项措施行之有效，废科举、练新军、改官制、颁新法等，成绩卓然，有目共睹，远较康有为那些毛毛糙糙的变法派来得稳健可行。

更令人吃惊的是，慈禧太后顺应民情，在1905年后甚至还搞起了立宪，这在中国的上千年的专制历史上绝对是石破天惊，令人难以想象。如果要说宪政的话，真正的源头却是在慈禧这里。在慈禧太后执政的最后七八年中，中国才开始真正向现代社会转型。可惜的是，岁月从不为人而停留。正当清末立宪正在按部就班地推行时，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却一前一后地离开人世，留下一个3岁的小皇帝和木讷寡言的摄政王载沣来主持局面这又是一个不合适但无可奈何的安排，在皇权专制社会里，名分大过天。20来岁的载沣当然不能和慈禧太后几十年的威信相比，哗啦啦不到三年，大清王朝便轰然倒塌反正慈禧太后是看不到了。“精于治术而昧于世界大势”，这是目前学者们给慈禧太后最公允的评价。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执政中，慈禧太后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这是她个人的成功；但是，慈禧太后毕竟是个女人，她以女人的方式统治了这个古老帝国，在这个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慈禧近半个世纪的当政既是名分所定、顺其自然，但又何尝不是一种极大的灾难。总体而言，慈禧太后失败了，她没有把中国带入近代化的门槛，这是她的个人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莫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