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条约》后的第十二年（1854年），英国按照约定，向清廷提出了18项修约要求，其中的头一项就是要求派公使驻京，这种严重侵犯“夷夏之防”的“无理”要求，当然遭到清廷的断然拒绝。但英国仍不死心，1856年它又联合法国和美国提出要派遣使节驻京，并建议中国派代表分驻伦敦、巴黎和华盛顿，但再次被清廷严拒。这下英国人火了，他们已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尝到甜头，这次也绝不会善罢甘休。在公使驻京的问题上，如果把镜头倒回一个半世纪，自以为是的天朝和时代潮流的确格格不入了。在当时的欧洲，在30年战争结束并签订了《威斯特里发里亚和约》后，欧洲各国互派公使已经成为通常惯例，而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也对外交人员的地位和权利作了详细的规定。至少在19世纪的欧洲社会里，谁也不会为互派使节这样的问题大动干戈。当时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中外礼仪的冲突。早在乾隆时候，英国就派出特使马戛尔尼前来中国商议派驻公使的问题，但因为马戛尔尼不肯向乾隆下跪，远道而来的英国人吃了个闭门羹。

如今，洋人旧事重提，他们要将公使派驻北京与天朝的皇帝分庭抗礼、实行平等外交；而且这些洋人还要觐见皇上，但又不肯行三跪九叩大礼，这在清朝皇帝和大臣们的眼中，实在是可忍孰不可忍！互派公使这种在欧洲极为寻常的事情，对清廷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不要说当时的清朝皇帝和大臣们不知道这种国际惯例，即使他们知道，也是断不肯接受的。在他们想象中，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岂能随意觐见至高无上的天子？这不意味着高高在上的天朝从此以后就要和这些夷人平起平坐了吗？因此，互派公使绝不可行，夷夏之防断不可开！但是，可怕的夷人还是来了，他们带着坚船利炮，张牙舞爪地来了。1856年10月，英国舰队炮轰广州；1857年12月，英法联军攻占广州；1858年4月，英法舰队北上天津，陈兵津门，摆出一副战争的架势。在外国军队的压力下，咸丰只好答应谈判，最后与英、法、俄、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并规定该条约在各国君主签署后，一年内在北京换约。

本来这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毕竟清廷当时还有一个更为危险的心腹大患（太平军）需要对付，但在1859年英法两国来北京换约时突然节外生枝，这便是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的问题。朝廷一些大臣坚决反对外国公使进驻北京，而咸丰对此也很不满意。但是，自恃坚船利炮的英法两国并不把大清放在眼里，他们不按清廷的安排由北塘进京换约，而是派舰队经白河强行入京。由此，清军和英法联军在天津大沽口发生了激烈冲突。在这次战役中，过于轻敌的英法联军遭遇重创，清军共击沉击毁英法兵船12艘，英法军队伤亡400多人。这下事情闹大了。一年后（1860年），英法联军组成了一支25000人、战舰和运输船200多艘的联军，在英国额尔金勋爵的指挥下，气势汹汹地卷土重来。这一次，清军没有续写辉煌而是连战连败，僧格林沁亲王所率的军队在遭受重大损失后西撤通州，随后天津陷落，北京门户洞开。这一年的六月，天象不吉，荧惑星（火星）侵入南斗，星相学称之为“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鉴于清军的孱弱、京城难保安全的形势，僧格林沁密奏咸丰说，清军恐怕难有取胜英法联军的把握，当下之计，是请求咸丰以“巡幸木兰”的名义前往热河行宫，暂避洋人的锋芒。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在北京的西北一带，这里离北京有200多里，周围群山起伏，树木郁郁葱葱，更有热河蜿蜒流淌，山色风光，可谓是美不胜收。早在康熙年间，这里便建立行宫，清朝的皇帝们也往往把这里当成消闲度夏的胜地，所以这里又被称为“避暑山庄”。在热河以北约400里的地方设有围场，每到秋天草叶枯黄、野兽肥壮的时候，清朝皇帝便要率皇子及其他王公大臣们前去围猎，称为“秋狝”（今河北省围场县）。僧格林沁关于“巡幸木兰”的建议，说白了，就是要咸丰快快离开北京、逃到热河避暑山庄避难去罢了。咸丰对此心领神会，随后便将僧格林沁的奏折交给朝廷的王公大臣们讨论，希望他们能顺着僧格林沁的想法，吁请尽快巡幸木兰，以便堂而皇之北走热河。也许是不了解真实的军事情况，或者是觉得天朝的尊严不能亵渎，朝中的那些王公大臣们竟然对“巡幸木兰”的建议大加反对。

首先是军机大臣、大学士周祖培上奏咸丰，说北京城高墙厚，洋兵势难攻克；倘若北京都防不住，热河那里一马平川，更是难以防御；既然洋人能从天津打到北京，那当然可以从北京追到热河。不仅如此，周祖培还举出历史上的教训来警告咸丰，说一旦皇上离开北京出走的话，势必导致人心涣散，到时候发生“土木堡之变”，也不是没有可能。所谓“土木堡之变”，是指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时候，蒙古瓦剌部大举南下攻扰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等地，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鼓动挟持下，不顾朝臣反对，仓促率军50余万亲征。明军受挫之后退至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以东），被瓦剌军队包围，明英宗被俘并掳往北方。留守北京的明廷大臣得讯后，遂拥立明英宗之弟朱祁钰继位，史称“土木堡之变”。除了周祖培之外，其他的大臣们如大学士祁寯藻、潘祖荫、户部侍郎文祥等也都纷纷上奏反对咸丰出走北京。咸丰的弟弟们，惇亲王奕誴、恭亲王奕和醇郡王奕譞等人也不同意咸丰逃往热河，他们甚至抱着咸丰的腿进行哭谏。

特别是那位憨直的老五惇亲王奕誴，他得知咸丰要逃出北京后，急忙从清西陵赶回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苦苦劝谏咸丰绝不可丢下祖宗宗庙北走热河。咸丰被缠得没办法，便问他：“我不走避热河，这万一洋人进京，你当如何？”奕誴说：“如有不测，奴才死于慕陵。”在大臣们的压力下，咸丰只好下令将已征集的车马遣散。这一次，因为王公大臣们的谏阻，咸丰没有走成。不过话说回来，大臣们的忠心耿耿往往是建立在对事实真相的无知上，因为他们当时仍旧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当中。咸丰作为皇帝，他非常清楚清军和洋兵作战的结果，倘若北京真的守得住，他又何必要走呢？正如他质问那些强烈反对出走的大臣们的，一旦“夷人入城，将朕置于何地”？当时受到咸丰宠信的一些大臣如肃顺、端华等人是清楚当时情况的，他们特意将负责北京城防的团防大臣召来问话：“你们有何准备？”团防大臣嗫嚅答道：“无甚准备。”端华又问：“京城兵力，能守得住吗？”团防大臣面红耳赤，不敢回答。众多大臣见后，也就哑口无言，唯有相向而泣了。

这时，端华说话了：“京城既然无法防守，我们怎么能贸然奏请皇上留在京中，置于危险之地呢？”于是兵部尚书陈孚恩乘机顺水推舟：“总应为皇上筹一条路才是。”既然没有人敢保证皇帝留在北京的安全，咸丰“巡幸热河”也就理所当然了。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初八，这本是一个吉利的好日子，不过对于咸丰来说，却是极为无奈的一日。这一天，咸丰带领王公大臣及嫔妃们从圆明园后门出逃，5岁的小朋友载淳经过开满荷花的园中湖泊时，不懂事的他模仿起从前宫女们在咸丰泛舟游玩靠岸时的轻歌：“安乐渡！安乐渡！”咸丰听后，伤感地摸着儿子的头说：“这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按正常行程的话，从北京到热河只需三四天的时间。但由于事前没有做好安排，咸丰出逃的队伍走走停停，两天才走80里路，一路上极其狼狈。尽管随行的王公大臣们都带有不少金银财宝，但这些东西在逃亡途中毫无用处。更为糟糕的是，沿途的地方官吏在“洋兵即将进攻北京”的传闻下，竟然一逃而空，咸丰这支逃亡大军的吃饭和休息都成了大问题。

由于无人安排饮食，那些执行护卫任务的两千禁军士兵饥饿难耐，几乎就要溃散。逃往途中的咸丰也不好过，他第一天只吃了两个鸡蛋，第二天也不过喝了几碗小米粥。更夸张的是，那些饿疯了的士兵们还未等“御膳”做熟，就将锅内的“御膳”吃了个精光，咸丰也不敢责怪。晚上睡觉的时候，咸丰和嫔妃们发现仓促之间竟然没有携带被褥，着实是苦不堪言。直到第三天，受命筹措粮食的官员返回京城买回几千斤肉脯果脯，这才缓解了一路上的粮食危机。在经过8天的艰苦跋涉后，咸丰一行才算安全抵达热河行宫，这比正常的行程足足多出一倍的时间。咸丰帝这次北走热河，并没有将北京的主要官员全部带上，而是分成两个部分：随行的王公大臣主要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还有惠亲王绵愉、惇亲王奕誴等人，这些人是他比较宠信的；除了这些人之外，清廷的大部分官员都留守北京，包括豫亲王义道、大学士桂良、大学士贾桢、协办大学士周祖培、吏部尚书全庆、刑部尚书赵光、兵部尚书陈孚恩等人。在逃往热河之前，咸丰命六弟恭亲王奕为议和钦差大臣，负责督办和局。由此，在热河和京城隐然形成了两套班子，这对后来事态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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