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崩逝后，载垣等赞襄政务八大臣颁发咸丰遗诏，并为小皇帝载淳拟定了“祺祥”的新年号。“祺祥”二字，出自《宋史·乐志》：“不涸不童，诞降祺祥。”所谓“不涸”，即河流通畅；所谓“不童”，即草木繁盛。“不涸不童，诞降祺祥”，呈现的是“欣欣向荣、吉祥如意”的景象，这个年号应该说是不错的。至此，皇帝驾崩后的乱象重新归于平静，大清帝国似乎又重新走上了正轨：皇位已经平稳地交接到小皇帝载淳手中，符合正统，世人无议；大行皇帝咸丰临终授命的八大臣，载垣、端华、肃顺等人也走马上任，继续维持着朝政的正常运转。早在咸丰避走热河的时候，民间就传闻大清皇帝快不行了，随时可能病死，而咸丰在热河过完春节后久不回銮更是证明了这点。对此，咸丰何尝不是心知肚明，但他认为自己还年轻，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会走得那么快。直到过31岁生日的庆典上，咸丰突然倒下，他终于明白他已经是时日无多，不得不考虑大清未来的命运了。奇怪的是，和康乾盛世人口剧增相反，爱新觉罗皇族的子嗣却一直在走下坡路。

清军入关后，顺治虽然只活了24岁，却有8子6女；康熙是清朝皇帝里子嗣最多的，有35子20女；雍正有16子8女；嘉庆有5子9女；道光有9子（其中前3子夭亡）10女；而到了咸丰这，只有2子（次子夭折）1女（到了同治、光绪和宣统，这最后三个皇帝在已经成年的情况下，竟然都没有一个子女）。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问题，这基本不用考虑，因为咸丰当时只有一子，也就是慈禧生下的载淳。如此一来，自雍正朝设立的秘密建储已经没有实施的必要和可能性，咸丰不能像他的祖父嘉庆那样从容挑选皇储，也没有了父亲道光当年立储时的左右为难，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其他选择。咸丰死时31岁却子嗣不旺，这或许预示了大清帝国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咸丰当时要考虑的主要问题的是，儿子载淳当时只有6岁，显然要到至少10年以后才能亲政。

在这未来的10年中，如何才能保证大清皇权牢牢掌握在自己儿子手中，而不旁落他人呢？为此，咸丰在临终前的数十天里反复思索，左右掂量，他将朝中的主要政治力量在自己的脑海中过了一遍又一遍，辗转反侧，彻夜无眠，一时间难以拿定主意。咸丰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六弟奕。奕从小和咸丰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一起玩耍，曾经是亲密无间的兄弟，但是，咸丰做了皇帝而奕最终只是封了亲王。咸丰知道，自己的这个弟弟是有能力的，能力甚至远超过自己，如果让他以皇叔的名义来给小皇帝辅政，固然名正言顺，足以让大清帝国危木独撑，渡过难关，但是……这时，咸丰又想起了先朝的故事。清朝的第二代皇帝皇太极死后，顺治年幼继位，皇叔多尔衮成为摄政王后大权独揽，妄称“皇父”，要不是孝庄太后在背后暗中操控，委曲求全，这顺治的江山险些就成了多尔衮子孙的家产。三岁看老，咸丰心里清楚，自己的这个儿子自小就喜好玩乐，即使他不是刘阿斗，但也决没有成为康熙的可能。如果把辅政权交给奕，能放心吗？咸丰摇了摇头，将奕先否决了。

在咸丰病重之时，奕正在北京主持和局，当他听说咸丰的身体越来越坏并多次吐血之后，也是心急火燎，多次上奏请求前往热河向咸丰“问疾请安”。奕之所以急于前往热河，固然是出于兄弟间的手足之情，但也不乏对未来政局安排的关注。奕也知道，咸丰的日子可能真的不多了，他也希望能够赶在咸丰去世前面见兄长，将之前兄弟之间的疙瘩解开，免得留下终身遗憾。看了奕的奏折后，咸丰何尝不是百感交集。他想起了和奕一起度过的年少时光，又想起了当年竞争皇储的尴尬和自己即位后兄弟间的猜疑和抵牾。想到这里，咸丰强撑着坐起身，亲笔给奕回信：自从去年秋天一别后，转瞬已是半年有余，我也时时刻刻都想与你“握手而谈，稍慰廑念”。但是，最近我的身体实在是不行，经常咳嗽不止，有时还出红痰（痰中含血）。我怕与你相见后，回思往事，徒增伤感，岂能无感于怀，对我的病实在无甚好处。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必须要来热河禀报，你姑且在京中好好办事，等我病好回銮后再叙兄弟之情。从“徒增伤感”四个字中，似乎可以看出咸丰当时心境的凄凉。或许，要强的咸丰不愿意让自己的亲弟弟、昔日的竞争者看到自己临终时的衰状。

毕竟，在皇位竞争中，咸丰是胜利者，但老天爷又是那么公平，身为皇帝的他天年不永，将不久于人世，而“落榜的皇帝”奕却仍旧身体健康，可以安享岁月。兄弟的关心让咸丰感动，但未来权力的安排却必须让奕走开，因为此时咸丰已经选定了未来的辅政人选，那就是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人为首的八大臣班子。这一批人深受咸丰的宠信，但他们和奕却是政见不合，一旦让奕介入，不但不利于政局的稳定，反会起到拖累的作用。排除皇族宗亲，任用外姓作为辅政大臣，这在清朝历史上是有先例的。在顺治死后，鉴于多尔衮擅权的教训，孝庄太后任命了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为辅政大臣，以免皇族宗亲窃取大权。但是，在康熙年幼之时，鳌拜也同样飞扬跋扈，专横擅权，要不是少年康熙英明神武、力擒鳌拜的话，清朝的江山恐怕也是岌岌可危。历史的教训必须吸取。在排除了威胁最大的恭亲王奕后，咸丰将康熙年间的四大臣辅政的人数增加一倍，变成八大臣辅政，但这一安排是否能真的保证皇权的安全呢？对于这个问题，咸丰又作了一个巧妙的安排，那就是钤印制度。

所谓“钤印制度”，就是咸丰在临终之时，将自己平时最喜爱的两枚私印，一枚“御赏”，一枚“同道堂”，分别授予皇后钮钴禄氏和儿子载淳，作为皇权的象征（因载淳年幼，慈禧也就顺理成章地代理了钤印之责）。钤印制度规定，在皇帝年幼尚不能亲政时，凡是以皇帝名义下达的谕旨，在起首之处必须钤盖“御赏”，即所谓的“印起”；谕旨的结尾之处，必须钤盖“同道堂”印，即所谓的“印讫”，这样的谕旨才有效；没有钤加了这两枚印章的谕旨，一律无效。

咸丰的八大臣辅政和钤印制度安排，使得朝政的运作形成了两宫太后代政和八大臣辅政的平行体制。在咸丰的设想中，八大臣辅政可以发挥这八位顾命大臣的政治经验与集体智慧，又可以让他们相互监督和牵制；在此之上，两宫太后代政制度可以让皇后和载淳（实际上是慈禧）利用钤印制度对八大臣进行防范，而两宫太后又不必参与日常的政务处理和军国大事决策。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咸丰帝临终时精心设计的权力分配方案，其实是想通过多方牵制达到权力的制衡，以确保皇权不会旁落。不过，这个安排看似巧妙均衡，毫无纰漏，但他忽略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矛盾，那就是权力的执行者（八大臣）和皇权的象征（两宫太后）能否在未来的朝政中通力合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