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897年曹州教案后，山东一带便不太平，当地闹起来大刀会、梅花拳、神拳或者义和团之类的组织，他们号称自己有天神帮助、刀枪不入，并专门与教会及教民为敌，弄得外国公使们经常跑到总理衙门向清廷抗议，要求对这些拳民严行镇压。一直到袁世凯带着他编练的“新建陆军”进入山东，当地拳民们的活动才告平息。但山东是安静了，可一些拳民又转移到了直隶（今河北）一带，使得事态反进一步恶化。到1900年后，民、教间的冲突越演越烈，外国公使们联合向清廷提交抗议，要求清廷下发镇压义和团的上谕，但由于荣禄因病请假，当时的朝政问题掌握在刚毅、载漪等人手中，这下中外沟通便成了大问题：外国公使越是说要剿杀义和团，这些人就偏偏说义和团是义民，并试图用义和团来牵制洋人。在外国公使们与清廷闹得不可开交时，直隶一带的义和团活动已经风云初现。在当年5月底，义和团进入涿州，并进而破坏铁路，逼近到丰台后，近畿形势陡然紧张了起来。尽管意识到义和团的危险，但当时清廷的政策仍旧在“剿和抚”之间摇摆不定。

在观察了几天后，局势仍未有平息的迹象，于是清廷在6月5日命令赵舒翘与何乃莹前往涿州进行实地调查并进行招抚，劝导拳民们“一齐解散，各安生业”。随着局势的恶化，荣禄再也坐不住了，他在5月底销假回朝。尽管他在上朝后一日连上7道奏折，但力挽狂澜的最好时机已经失去了。6月6日，在荣禄的再三恳求下，慈禧太后当晚便召集各王公大臣，以讨论当时的紧急形势。在这个会议上，端王载漪、刚毅、启秀等人声称义和团是忠心于国的义民，如果给予上等军械并好生操练，即可成为有用的劲旅，正好可以用来抵御洋人。载漪等人出于自己集团利益的考虑，他们的强烈表态和众口一词基本把持了会议。尽管一些大臣明知义和团都是些骗人的把戏，但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敢表达自己的看法，比如为人圆滑的军机大臣、大学士王文韶便在会上未置一词，而荣禄稍表异议，便立刻遭到载漪等人攻击，这次会议几乎被仇洋的一派所控制。但尽管如此，荣禄的立场对慈禧太后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另外，赵舒翘前往涿州实地调查尚未回来，因此她仍旧没能在剿和抚之间作出决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军机大臣、大学士刚毅担心赵舒翘得出不同于自己的意见，于是他主动请缨，要求前去涿州、保定一带招抚拳众，并乘机在赵舒翘回报朝廷之前将他的嘴堵上。事实上，赵舒翘到了涿州后，看到义和团都是些市井无赖、乞丐穷民，本已经灰心丧气。但刚毅来后，义和团在他面前表演神功，刚毅上当受骗还深信不疑，殊不知这只是义和团早已设好的骗局。等到刚毅和赵舒翘等人会合，刚毅强烈主张“拳民可恃”，而何乃莹则唯唯从命，赵舒翘虽然心里反对，但因为自己进入军机处是靠刚毅的推荐，于是也只好听从了刚毅的意见，回京后含糊其辞地复命了事。外国公使们对于涿州一带局势的恶化也很紧张，特别是在长辛店、丰台等车站被义和团烧毁后，更是不顾清廷的反对而从天津调入约450人的使馆卫队。进入6月后，混乱的局势没有丝毫好转，传教士、教民甚至外国的铁路工程师相继被拳民所杀，于是6月10日西摩尔率各国联军2000多人从天津乘火车强行进京。

而在同一天，端王载漪、启秀等4人进入总理衙门，更是加强了清廷中仇洋派的势力。在西摩尔联军进军北京的消息传开后，以端王载漪为首的仇洋派彻底控制了朝政，在他们的鼓励之下，从6月中旬开始，大批的义和团开始涌入北京和天津。而在此之前，深州、通州、静海县城等地也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义和团所占据或控制。在直隶省城保定，5月底城中便已是团民充斥，局面失控。当时的一位士大夫记载了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说拳民们“或二三十人一群、四五十人一群”，大都是一些年轻的“乡间业农粗笨之人”，“以大红粗布包头，正中掖藏关帝神马，大红粗布兜肚，穿于汗衫之外。黄裹腿，红布腿带，手持大刀长矛、腰刀宝剑等”；至6月18日更是达到高潮，“不分昼夜，鱼贯而来……通衢大街，尽是大兵，团民滔滔而行”；等到6月21日清廷发布宣战上谕时，进京的拳民已经达到十几万人甚至更多。

值得注意的是，进京的拳民大都没有组织性，只是以各自的家乡为识别，其中大多来自直隶中部地区和顺天府各州县。但令人疑惑的是，作为京畿重地，义和团怎么能如此顺利地进入呢？从当时的情况来说，义和团决没有攻取北京的政治意图和军事实力，他们的进入完全是一种和平的方式，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毫无疑问，京畿地区向来是清军重兵驻扎之地，其中包括董福祥武卫后军二十营、荣禄的武军中军三十营、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二十营、宋庆的武卫左军二十五营，步军统领辖下的警备部队以及八旗的火器营、健锐营、虎神营、神机营等，当时的总兵力可能在10万左右，但奇怪的是，守城的清军（主要由步军统领负责）却大开城门，任由义和团随意进入。据记载，义和团入城之时无人阻拦，甚至晚上城门已经关闭了，只要到城下叫门，守城兵并不拦阻，即刻开城放入。京师重地，大批拳民武装进入，如入无人之境。进城后，拳民们在街市来来往往，砍杀不绝，而官兵也不敢阻止。

当时有人记载说：“五月以来，团民三五为群，手持刀剑，逍遥城市，官兵不敢谁何，遂至无庙不设坛。于是焚教堂、杀教民，无日无之。”从下面的一段记载或许能看出此中的端倪：“有拳匪数万人到京，某城门守者坚不肯纳。方争持间，忽有人持辅国公载澜令箭，令开门，守者不敢违。由是风声所播，相继而来者，日以千计。”载澜是谁？神机营长官是也。当时的京城九门谁负责？步兵统领庄亲王载勋。加上负责虎神营的载漪，这几个人在导入义和团问题上起到了重大作用，而这也是导致北京局势失控的最关键一步。由以上的过程可以看到，军机大臣刚毅在与载漪等人勾结后，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要利用义和团。刚毅招抚在前，载漪等人放入在后，“大阿哥党”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不惜绑架了整个清廷乃至中国的命运。在载勋等人的招抚下，义和团大批拥进了北京城，拳民们在城内随处设立拳场，并竖起“保清灭洋”的旗帜，一时间“义和团”成为当时最热门的话题，也是最让人惊恐的事情。

大量的拳民涌入京城后，很快便开始了他们的反教行动，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杀教民，焚烧教民房产和各种洋物，这不仅严重地破坏了京城的社会秩序，也将引发更大的中外冲突。对义和团表现最为积极亲善的当属端王载漪为首的“大阿哥党”，当时载漪不仅在邸中设坛立团，朝夕虔拜，而且经常召义和团首领等赴端王府议事；刚毅、载澜改穿义和团装束，徐桐、崇绮也是笃信有加。就连宫中太监、卫士和部分清军也纷纷加入义和团，董福祥还与义和团首领李来中结为义兄弟。天津的情况也不乐观。天津是华北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洋人聚居较多的城市，当时被义和团认为是洋人的大本营和洋教的黑风口，因此也成为了义和团要打击的重点地区。1900年6月初，以曹福田、王德成、张德成等人为首的义和团进入了天津，到处焚烧教堂，拆毁铁路、电报局甚至毁坏海关、衙门。自6月中旬起，天津各洋行一律罢市，招商局除米粮外其他各种货物一律停运，信件、通讯停止，连老龙头火车站也被焚毁。内忧外患，一时俱起。在义和团反教活动不断扩大的同时，八国联军攻陷了大沽炮台并开始进逼天津，整个天津城已陷于一片混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