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的我自然不懂得放弃恰恰是为了获得这个道理，我那会儿傻乎乎的，只认准一点：凡事跟着感觉走就错不了。而我的直觉，一向很准。

那一次，我的直觉告诉我，尽快回北京，我那么聪明，美国的学不上也罢。只要回到北京，自然会有机会。就这样，我跟着我的感觉回到了北京。那么急切，生怕回去晚了，所有的热闹都不是我的了。

一回到北京，我郁闷地发现，中央台出现了一个叫《实话实说》的节目，主持人是个常常面露坏笑，状态极其放松（以当年的标准），极具亲和力的叔叔。我当时刚出校门没两年，还是怯生生的像个小孩，见到年纪比自己大的就忍不住要叫叔叔阿姨。我看了一两集崔叔叔做的节目，心里有些着急也有些释然。说着急是因为《实话实说》和我想做的节目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他抢得了先机，这意味着今后几年我不得不暂时搁置我的计划，因为我做事最不喜欢跟风。（与其说这是特立独行，倒不如说是我的小算盘。我相信无论做什么，只要你是第一个吃螃蟹的，那你所做的一切就成了标准，后来的人不管怎么努力，也摆脱不掉你的影子。对我而言，吃螃蟹虽有风险，但绝对事半功倍。）急过之后又很释然，毕竟小崔（后来知道崔叔叔叫小崔）的节目和我想做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和类型。

想明白一切后，我坦然地来到了香港。

在香港，等待我的只有一档叫《音乐无限》的点歌节目。我居然眼睛都没眨一下就同意了，这简直不可思议。要知道，我是个任性而倔强的人啊，不喜欢的事，任你说破大天，我也不为所动。只是，我还懂得审时度势的道理。当时的凤凰刚刚成立，只有那么几个节目，我不去做小可爱式的vj还能做什么呢？

没关系，我很年轻，有的是时间。而时间，就是最好的答案！

说来奇怪，我平常是最没耐心的。约好了十点见面，谁敢在十点零一分出现那就等着我河东狮吼吧。可有关事业的安排，我从来不着急。

接下来的事在上一版《心相约》中已经写过了。音乐节目做了一两年，我实在提不起精神，就开始说起了新闻。当大家都开始说新闻后，我又觉得没意思，主动向公司要求，淡出《凤凰早班车》，同时组成了三四个人的团队，于2002年初，开始了《鲁豫有约》。

我是那种外表永远平静如水，内心却激情荡漾的人。我的瑜珈教练就常常在高温练习室里夸奖我神情淡定，气息平稳，深得瑜珈真谛。她哪知道，我其实早已累得五内俱焚灵魂出窍奄奄一息了，于是自然一副无悲无喜爱谁谁的表情了。

我又扯出一段来剖析自己的性格，是想说明性格决定命运这个亘古不变的真理。生活中的我忠诚可靠，但在事业上，我永远朝三暮四。

《鲁豫有约》做得好好的，我又不满足了。我知道，该是梦想照进现实的时候了。

柔情似水的眼神里写满疑问

2004年的春天，好像是个周末的傍晚，我约了郭志成在北京国际俱乐部旁边的金湖茶餐厅见面。那里的生意永远好得令人费解，任何时候餐厅里都是人山人海的，可是因为它离我近，有一阵几乎成了我的食堂。那天还不到吃晚饭的时间，我在众目睽睽之下，低头溜边找了个安静的卡座。这么多年了，生活中我仍然不习惯人们好奇的注视。

三月的北京，天气已经很暖和了，我要了杯香草口味的红豆奶昔冰，心不在焉地喝着。每次大事发生之前，我都会这样有些食不下咽。

“我有个想法。”这是我的开场白。

“你说。”郭志成并不看我，只是忙忙叨叨地摆弄着面前摊成一片的手机、香烟、打火机、车钥匙。我喝了口奶昔，等他整理妥当，才慢悠悠说出我近十年的梦想。

“好事，可做！”老郭仍是他一贯不紧不慢的风格，腾出右手推推镜片，若有所思地望向我的身后。

“有个投资公司愿意出钱，可他们胆小，一开始希望每周一期，我兴趣不大。一来，我还是想在凤凰做这个节目，毕竟我是凤凰的人嘛。再说，每周一期，那我自己出钱都能做，还找他们干什么呀？”我不屑地撇着嘴，心里想着那个缺乏勇气和远见的公司自有他们后悔的那一天。

老郭嘿嘿笑了一下。

“你说我是该做每周一期呢还是豁出去了每天一期？”我终于说出了内心的犹豫。不是我怀疑自己的能力，而是我无法确定每天做一档时长一小时带几百名观众的访谈节目需要多大的工作量。我不是工作狂，我可不希望每天奔命似的干活。

“当然做日播的了。”老郭的回答斩钉截铁。

“凤凰会给我投这么多钱吗？”我平常在生活中工作中从不管钱，倒不是故作风雅，实在是在数字方面我是个白痴。我深知自己的弱点，也颇懂得扬长避短的道理，索性在一切经济活动中做个甩手掌柜。可再不食人间烟火，我也能掰着手指头算明白这个账——《鲁豫有约》的投资绝对是以千万来计算的。

“前期投入没你想象的那么多，有几百万就能周转过来。但播出平台必须扩大，我想，除了凤凰以外，还在内地各电视台播出。”郭志成说话依然慢悠悠的，我听来却是心潮起伏。

“公司会同意吗？”短暂的兴奋之后，我又面露愁云。有时，我实在是个悲观主义者。

这也难怪我，那一阵，外面隔三岔五地就盛传我要离开凤凰，跳槽到诸如cnn、旅游卫视和我连听都没听说过的美国一家什么中文电视台。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外面传得有鼻子有眼，我要说“冤枉啊，我真不知道”，恐怕鬼都不信。可我的的确确是不知道。反正一来二去，到后来公司同事都将信将疑了。公关部的张芳在回复媒体前专门打电话问我：“怎么跟媒体说？”我哭笑不得，还能怎么说，实话实说吧，就说“决无此事”。可这话怎么听怎么不像真的。由于之前发生过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我怕公司会对我的新节目计划有些看法。

“为什么不同意呢？这事对你对节目对公司都有好处啊！”郭志成开始兴致勃勃地展望新节目的美好未来以及由此给我带来的事业腾飞，我被他说得双颊绯红，心潮澎湃。

在金湖门口挥手道别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不远处的长安街上塞满了回家的车流。我深吸一口微甜的空气（这可不是抒情的写作手法，旁边就是哈根达斯。），心中满溢着幸福的感觉。

接下来的筹备工作持续了大半年的时间，这期间没什么跌宕起伏离奇曲折的情节，无外乎是说服公司管理层接受我的想法，租借办公场地和招兵买马之类，在此忽略不谈。我唯一忍不住要说的仍然是有些肉麻的感谢老板的话，他自始至终给予我完全的信任和最大的支持，永远乐于为我提供更加宽广的舞台，这不仅仅是他作为企业家的智慧，更源于他宽厚大度的长者心胸。我很幸运，碰到这样的老板。

2004年6月12日，我和郭志成以及《鲁豫有约》的主创人员共进晚餐，席间，由郭志成向大家宣布了节目的改版计划。看得出，大家有些吃惊，但更多的是兴奋。身为电视人，谁都想做一个有影响力有长远发展的节目，他们眼中那一刻闪现出的光芒更增添了我的信心。很巧，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

十一长假一过，我们在凤凰会馆2楼租下了两间办公室，稍稍粉刷清洁之后，就搬进桌椅电脑开始工作了。那一阵前来求职应聘的人每天络绎不绝，把我的几位主编和制片人忙得不亦乐乎。几天后，他们产生了严重的审美疲劳，看哪个求职者都差不多，又觉得谁都不合格。开会时，大家不停地挠头，个个面露难色：“真不知道挑谁好了！”

“这个简单，当候选人的条件学历都一样的时候，就从细节入手啊！告诉你们，一定要以貌取人！”我语出惊人！大家果然饶有兴致，等着听我的谬论：

“一个人的外表充分说明了他（她）的审美，而审美有问题的人绝对做不了一个好编导！”作为一个资深节目主持人，讲到此处，我略略停了一下，要给观众一点回味和反应的时间。果然，主编李舰提出了疑问：“什么样的人审美有问题呢？”

“黑皮鞋里配白袜子的人，就绝对不能要！除非他是迈克尔·杰克逊！”我话音刚落，就见李舰呼啦举起了左脚，黑色的耐克鞋里，赫然一双雪白的袜子。

大家哄堂大笑。

很快，两大间办公室里就坐满了人。每次我出出进进，都看见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从电脑屏幕后探出来，怯生生地叫我“鲁豫姐”。他们的眼神总是让我的心温柔地颤动一下，好像又看到了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自己。

身边的同事朋友和媒体都知道了我要做一个“奥普拉式的日播访谈节目”，于是见到我的每个人都流露出无比的温柔和关切，那一个个柔情似水又充满担忧的眼神里写满了疑问。一直到今天，在我写这篇文章的2006年夏天，每一个和我久未见面的朋友仍然用怜惜的语气和我打招呼：“你一定辛苦死了！每天要做那么多的节目！”

一开始我乐得全天下人都以为我每天为工作殚精竭虑，尤其在公司管理层面前，我总是半玩笑半认真地点头：“就是就是，我累得要死！”可等了又等，老板也没有要给我涨工资的意思，我干脆就实话实说了：“我不累，我一点都不累！”

可再看同事们，眼泪几乎在眼眶里打转了，我这才明白，有时否定就是最大的肯定。

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法让人相信，我在轻松愉快地做着《鲁豫有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