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去公司开会，讨论接下来的选题。会议室的大黑板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八月中旬之前的录影安排，我的制片人主编都已经在长条桌前坐下了，一见到我，曹志雄就说：“鲁豫姐，知道吗？咱们的新版《鲁豫有约》就快录满500集了。才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而已啊。”

我的嘴一下子就张开了，愣了一会儿，才脱口而出我的口头禅：“天哪！”

500集是什么概念？

一年52个星期，如果《鲁豫有约》按2005年之前的播出频率，每周一期，那我接下来的八年时间就可以去周游世界每天逛街再生一堆孩子把自己喂得白白胖胖的给自己放一个悠长的假期了。

天哪！难怪同事们都叫我劳模呢！就连《新周刊》在授予我2005年年度节目主持人大奖时为我写的获奖理由中也有这么一句：“从‘说新闻’到‘说故事’，陈鲁豫一直掌握着话语权，她以近乎劳模般的勤力，更重要的是对人物和故事之间的黏合度的出色理解，成就了一档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人物访谈节目。”

看到吗，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劳模，如今这一年半里500集的工作量实实在在摆在面前，而且收视口碑经济效益三丰收，即便谦虚如我，也得实事求是地夸自己一句了：“i’mso牛！”

一直跟在我身后催稿子的金丽红、黎波特别希望我写写节目：“这读者爱看！”——言外之意，这个好卖钱。我虽然不懂为什么，但想到赚的钱里有一部分是我的，也就欣然提笔了。

我于是带上电脑一个人跑到北京798厂的acafé，开始回忆这一年多我和节目的种种经历。

500集节目啊，1000多个嘉宾先后坐在我的鲜黄色的大沙发上，沉思感慨流泪大笑，面对我和观众，慢慢敞开心扉。天哪，我真是够能聊的。难怪前两天舞美部门重新布置舞台，竟然发现我把沙发活活坐出了一个坑。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我说怎么总像坐在山坡上似的，老有要往下滑的感觉。我终于相信水滴石穿的道理！

很多话在《梦想照进现实》一文中已经写过了，这里不再重复，只是补漏拾遗吧。

以上这几百个字我竟然断断续续写了一个星期。没办法，我要录节目、开会、参加活动、偶尔还得去练一次高温瑜珈，坐在电脑前的时间就少得可怜了。老金黎波一直发短信问我的写作进度，逼得我跳楼的心都有了。事多时间不够用天又热，这一阵我几乎进入了避古状态，不怎么吃东西，但工作生活一切照旧。

我的办公室的窗户总是打开的，外面就是人大附中的操场，总有上体育课的学生在那跑步打球做操很是喧哗，可那些无忧无虑的笑声吵闹声让我的心情格外宁静而舒畅。

我在窗前站一会儿，看看窗外空空荡荡的操场，正是暑期，学生都放假回家了。我深吸一口气，再坐到电脑前，继续敲我的文章。不断有同事探头进来问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个手机也不给人安宁，该响的时候像死了一样，一到关键时刻却叽里哇啦叫个没完。

早过了下班时间，又一个编导小心翼翼地敲门进来，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的手还在键盘上飞快地打字，眼睛却从电脑屏幕转向了怯生生站在我面前的编导的脸上，我不说话，但眉毛高高扬起，那是我在问“什么事？”的意思。

编导在我的示意下，拘谨地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上身笔直，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鲁豫姐，我很困惑。”

天哪，我竟然要给下属做思想工作了。

“怎么了？”我的语调温柔得能滴出水来，足以温暖融化最彷徨的心。

“我……”那边话没出口眼泪却扑簌簌掉了下来，“我报的选题总也通不过，主编又通知我20日之前必须要交出一期节目，否则……”又是一串眼泪。

我抽出一张纸巾，想了想，干脆把一盒纸巾递给她，“情况我都知道。”依然是春风化雨的态度。接下来，我用电台深夜节目主持人惯用的近乎催眠般的磁性声音讲解团队精神爱岗敬业职场生存之道等等等等。

半小时后，编导终于破涕为笑告辞退出。我看看手中被用去大半的纸盒，不由得思忖，我真该在办公室里摆一张长沙发，旁边再立一盏落地灯，如果把窗帘放下大灯关上，我就可以开业做心理医生了。

在团队里，我总是这样以悲天悯人的好人形象出现。这要感谢我的制片人和主编们，斩尽杀绝的恶事都由他们出面，我只在编导们彷徨无助时递上一张纸巾，这让他们感觉我亲切无比。其实，我是真正的笑里藏刀。

在《梦想照进现实》一文中，我提到了每次《鲁豫有约》播出后，我总是第一时间致电我的主编，气急败坏地指出节目的问题，那份急切近乎孩子气。

有一阵，字幕里总能看到刺眼的错别字，一但发现我总是暴跳如雷，大家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怎么根除？想来想去没有别的方法，只能——罚！天，我们真是挺狠的，错一个字，罚一千块人民币。写到这里，我不禁怀疑自己记错了。一千块钱听起来有点吓人，也许一个字扣五百块吧？我于是给曹志雄发短信，他很快回信，斩钉截铁两个字：一千。看着手机我哑然失笑。几秒钟后，小曹再发来一条短信：错一个字编导和主编各扣一千。天哪，一个字两千块！

我不知道把这个细节写下来，会不会有工会一类的组织找我们的麻烦，找也认了，反正我们想不出比重罚更有效的方法了。

重罚措施刚一宣布，就有人不幸撞到枪口上。

一天我看到有编导把“身陷囹圄”竟然打成了“身陷淋雨”，我的火噌一下蹿得老高，二话不说立刻给制片人曹志雄打电话。等我放下电话火气渐消，这才开始于心不忍，这倒霉的编导会被扣掉两千块钱啊！还有倒霉的主编。辛辛苦苦做了半天，节目整体水平也不差，仅仅因为粗心大意错了两个字就被罚得这么惨，真是够背的。

心软归心软，罚起来还是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反正我不出面，只是在背后扎针，得罪人的事由我可爱的制片人和主编负责。编导们大概想不到，十个错别字里总有七八个是我发现的。也神了，只要我看节目，就总有错别字。

大刀阔斧地狠罚了几次后，错别字渐渐地消失了。

还有件事情我想来总有些后悔。

《鲁豫有约》的录制时间总是定在下午两点。但最初的半年里，几乎从未准时开始过。不是观众被堵在了路上，就是编导被堵在了路上，反正以北京的交通状况，谁被堵在路上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我心里一直为此火冒三丈。

请想象我的状态吧，化妆师把我的唇彩补了一遍又一遍，我也在落地镜前仔仔细细把自己打量了好几回，整场节目的流程当然早就烂熟于心了，我就像是个拳击手，戴上了牙套，只等裁判一声令下，就猛虎扑食般杀向对手了。问题是裁判偏偏拖着你，那个开始怎么也不肯吹出来，你要是拳击手，你能不抓狂？

话说某一天，录制时间被推迟了近1小时。我的化装间里安静极了，工作人员都躲得远远的，谁都怕被我问到为什么还不开始。我忍了又忍，终于忍不住了，穿着我的四寸高跟鞋冲到楼下演播室。观众早已入场等候了，我的现场导演毛毛为了安抚观众一个人在那讲笑话唱歌耍活宝已经折腾了快两个小时。

我已经怒不可遏了。

“什么原因？”我咬着牙沉着脸问犹犹豫豫不敢靠近我的制片主任。

“编导刚把片子编完，正往这赶呢。”我那老实厚道的制片主任颇不情愿地说出了实情，我也不说话，转身就往外走，一直走到外面的大铁门前。铁门敞开着，我就双手叉腰站在水泥台上，眼睛死死盯着台阶下的小路。所有来演播室的人和车都要经过这里。

本来在棚里等候的工作人员也三三两两地跟着我，站在了铁门附近。不一会儿，有人搬了把藤椅过来让我坐。我想了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反正从此厉害的名声大概要传出去了，爱谁谁吧，我就把谱摆得大大的，怎么样？经过一番迅速的心理建设，我颇为戏剧化地坐在了宽大的藤椅上，样子因为生气有些狰狞，但仪态仍然万方。

又过了大约10分钟，一辆红色夏利出租车吱吱嘎嘎开了过来，就停在我的面前。我把双手抱在胸前，脸涨得红红的盯着车门。

出租车靠右边的后门迟迟疑疑地打开了，编导抱着一摞带子低头下车，然后就一动不动地站在车旁，六神无主地看着我。出租车司机一看就是个北京大哥，爱凑个热闹，一看这架势，也不忙拉活了，干脆点了根烟饶有兴致地把上身探出车窗看着我如何发作。

我也豁出去了，就算有娱乐记者扛着机器在我面前我一样会大声骂人！

“为什么迟到？”脸色难看，声音严厉，但我还算冷静，哪怕是砍头的罪也应该先给人辩解的机会。

“我在公司编待会儿现场要放的片子，刚编完。”编导是个漂亮的女孩子，一双大眼睛害怕地看着我，忽闪忽闪的，我还没说什么重话呢，她的眼圈已经红开了。

“早干什么去了？这是你昨天晚上就该完成的工作！”我的嗓门不知不觉地扯得很高，脸上的表情想必凶狠极了，“你知道全场有300个观众在等着你吗？你知道嘉宾在等着你吗？你知道所有工种都在等着你吗？”回顾这段往事，我不由得钦佩自己的语言能力，都那么生气了，我居然使用的是极具修辞效果的层层递进的排比句。

编导不说话，只是一边哗哗地流眼泪一边拼命点头。

我呢，边说边发抖。我最痛恨被人逼到墙角，让一向言行得体的我失态失礼。一想到我在同事面前温婉端庄的淑女形象就此毁于一旦，我的气更是不打一处来。

又说了大约5分钟的排比句，我这才深吸一口气，从椅子上缓缓站起，看看身边静悄悄站了一排的同事说：“开工吧！”

晚上7点我收工坐车回家。

车子刚一开上五环，我的内心就涌起一阵深深的内疚。我总是这样，偶尔为之的意气用事之后，我常常会自责与反省。知道心里的挣扎一时半会儿过不去，我干脆拨通了下午被我劈头盖脸一顿狠骂的编导的手机。电话一通，那头就呜呜咽咽地掉开了眼泪。我诚诚恳恳地道了歉，这让我好受了许多。

好在像这样需要我张牙舞爪做恶人的机会并不多，这要感谢我的合作伙伴们：郭志成、樊庆元、曹志雄、雷蕾、李舰……他们几乎承担了全部繁重琐碎艰难的日常事物，让我完全不必分神去操心主持以外的事情。

总有人问我，“这么大的节目量你怎么受得了？”言外之意很清楚，人们认为我是不知死活，居然把谈话节目做成日播的，简直是找死，要不然就是活得不耐烦了，总之是要死要活的问题。

其实问题没那么严重。

看看celinedion（席琳迪翁）吧。她年纪比我大，还有个孩子，但她从2001年开始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恺撒皇宫驻唱，平均每周演四到五场。她那可是又蹦又跳的演唱会啊，一场下来绝对比我做一期谈话节目要消耗体力。但celine自己乐此不疲，刚刚续了约，新合约签到了2007年底。

每每想到她，我就觉得自己的事不过是小菜一碟。

celine做的是一个职业歌手该胜任的事，我做的是一个职业主持人该胜任的事。就这么简单。

而且，我还有我的团队。

如果实事求是外加谦虚谨慎地回答，我会说，我的团队就是我的制胜法宝。我如果只是实事求是而不考虑戒骄戒躁的问题，那我会微红着脸颊做羞涩状说：“我的团队和我就是我们的秘密武器。”

这一年多来，周围的目光从质疑到观望再到赞许，个中滋味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