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播室的门开着，技术人员进进出出地正忙着调灯光、查线路。毕竟是《凤凰早班车》的首播，大家心里都没底。

我有点紧张了。

直播前的一个星期，我曾经和《早班车》的工作人员一起演练过两次。结果是一塌糊涂。

我的老板有一个很好的创意：香港每天有十几份早报，内容丰富、及时，可以补充早间电视新闻报道的不足，又能为各地观众尤其是内地观众提供一个了解香港的窗口，建议在《早班车》里引用报纸内容。于是，如何在电视上“读报”就成了我演练时的重点。

第一次演练前，我跑到报摊对摊主说：“把每种报纸都给我来一份。”

到了办公室，我把所有的报纸摊在桌子上，才发现精明过人的报贩子把《朝日新闻》、韩国、菲律宾报纸一股脑都卖给了我。

两个小时后，我恍恍惚惚地从报纸堆里抬起头来，突然意识到，我看得太过投入，完全忘了看报纸的目的是为了“读报纸”。

第一次演练，以我对着镜头张口结舌而告终。

第二次演练前，我一再告诫自己：报纸别看得太入迷，忘了自己该干什么。

这一回，我吸取了前车之鉴，拿出了记忆力好这个杀手锏，把每一家报纸上的头版新闻都背了下来。可是，导播急了：“鲁豫，你念一份报纸就用了5分钟，我们整个节目的时长只有半个小时啊。”

“怎么办，我完全找不着在没有稿子的情况下，说新闻的感觉。”这就是4月1日凌晨4点35分，我看见公司里忙忙碌碌的直播景象时，内心惶恐。

我恨不得临阵脱逃。

不过，害怕归害怕，我知道，到了真正直播的时候，一切都会好起来。

7：15分，我走进了演播室。

从化妆间到演播室，要经过一条窄窄的走廊，50多米，还有个拐弯。平时，我总是连跑带颠地，常常和从另一个方向拐过来的同事撞个满怀。可今天，我迈着四平八稳的台步慢慢地朝演播室走去，连头都不敢晃一下，生怕动一动就把刚刚记住的新闻忘掉。

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我站在摄像机前，嘴里还在念念有词。

这时，老板和院长走了进来，两个高大魁梧的身影在我面前一站，小小的不到20平方米的演播室显得更狭窄了。

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地给我做战前动员：

“别紧张!”“没问题!”

我已经进入了直播状态，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若无睹。看见老板和院长，也没什么反应，仍然呆呆地在那自言自语，像个精神病患者。

7：30分，《凤凰早班车》准时开播。

半小时后，直播结束了。老板立刻召集所有主创人员开会。

我先去化妆间换了衣服，才端着咖啡杯一溜小跑地冲进了会议室。我急不可耐地想听到别人对我第一天直播的评价。

推开会议室的门，我的眼睛立刻被明亮的光线晃得闭了起来。早晨8点钟的阳光正穿过会议室的落地玻璃窗，暖暖地照在每一个角落。

原来，天，早已在我忙碌之间，悄悄地亮了。

老板微笑着看看大家，说了三句话，我永远都记得：“《早班车》很成功!鲁豫说新闻的风格将在中国电视史上占有自己的位置。鲁豫，就这么做!”

开完会回到家，我在客厅里站了5分钟，一动不动。

我突然觉得后怕：“如果刚才的直播我做砸了，可怎么办?”

这么一想，几天来的压力、焦虑、睡眠不足一下子全反映出来了。我站在屋子中央，放声大哭。

等情绪平复下来，我走进洗手间开始卸妆。我一边抽抽噎噎地擦着哭花的双眼，一边喃喃自语：“我做成了。”

这一来，眼泪又哗哗地流了下来。

这个女孩好奇怪

在香港，每一座公寓大楼的大堂都坐着一个保安。说是保安，却多是些年过半百的香港大爷，真不知道凭他们的体格怎么能保居民的平安。不过，我倒挺喜欢我们楼那些大爷。他们态度友善，看见我大包小包地回来总是热情地帮我开门。但我从不和他们聊天，因为大爷们都听不懂普通话，我又不肯入乡随俗，一句广东话也不会。于是，我和大爷们只能用点头、微笑进行沟通。保安大爷平常大概只看粤语影片，所以并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在大爷眼里，我是一个经常出差的大陆女孩，没准是空姐吧!

我开始做《早班车》了。第一天凌晨4：30大爷见到我端着咖啡杯，睡眼惺忪地走出电梯时，吃惊得甚至来不及冲我微笑了。我呢，那么早起床，人又紧张，根本没心情和他打招呼，只是直眉瞪眼地晃出了大楼。

第一天的直播很成功。八点半钟，我带着焕然一新的心情回家了。在大门口见到上早班的大爷，我咧开嘴冲他乐着，又破天荒地用广东话说“早安!”

大爷看见我，样子有些吃惊。我突然意识到，我还没卸妆呢，和平日里素面朝天的样子大概有些距离。我倒没多想，乐呵呵地进了电梯。

《早班车》顺利地开通了，我也过起了和别人的日程表截然不同的生活。保安大爷们开始觉得奇怪，这个女孩突然不出差了，每天早晨4点，外面还黑咕隆咚呢，她就披头散发，神情恍惚地出门，见人也爱答不理的。到上午8、9点钟，正是别人出门上班的时间，她倒浓妆艳抹地回家了，她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大爷们仍然冲我微笑，但笑容中多了一丝忧郁和担心。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大爷们的表情愈来愈忧伤。我知道他们有话想问我，但又不好意思打探别人的生活。于是，我们就在尴尬中保持着沉默。

时间大约过了半年。

有一天，我最喜欢的大爷“我心狂野”（这是我和许戈辉给他起的名字。因为他是所有保安中最害羞的一个，脸上总是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但我和许戈辉却认为他是那种外表冷漠，但内心火热的人。所以起名“我心狂野”。）在我下楼取信的时候，一直在我身边溜溜达达，那天我的信又特别多，我正一封封地翻看，顺便把垃圾邮件扔进废纸箱，大爷突然冒出了一句广东普通话：“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愣住了，不相信大爷居然有勇气说起了国语，我大为感动，一字一句地说：“我在电视台工作!”

“电视台!”大爷大声重复了一下，神情明显轻松了许多。“你早晨返工好早咯!”大爷又问了一句，这回广东话又出来了。

“对，因为我是做晨早新闻的!”我也用普通话的发音加进了广东话的词语。

“哦……!!!!”大爷一定是粤剧票友，那一声“噢”足足拖了10秒钟。从那声音里，我听到了如释重负的感觉。我读懂了“我心狂野”的潜台词：“我说我一把年纪，见多识广，不会看错人的，这个女孩是个好女孩!”

这下我倒不好意思了。我红着脸，说了句“唔该噻!”(谢谢!)就抱着信冲进了电梯，大爷一直看着我，脸上笑开了花。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我乐了。

“完了，我长针眼了!”

我的同事梁冬在广州过完周末回到香港，星期一去公司上班，一见到我就兴奋地说：“我最近见了一个大师，算命特准，我请他帮你也算了一卦，我给了他一个鲁字，但没告诉他是陈鲁豫，真神了，他想都没想就说：‘你这个朋友工作很辛苦啊!你看，鲁字分开来，就是刀在田上，日在线下，也就是说，你这个朋友和农民差不多，天不亮就拿把刀下地干活去了。’”

梁冬说到兴奋处，胖乎乎的手在我眼前比比划划：“鲁豫，难怪你早班车做得那么好，你天生就该主持《凤凰早班车》啊。”

我被他气得直翻白眼，一口气眼看就要喘不上来了。

这场对话发生在1999年底，正是我的体力接近崩溃的时候。从1998年3月31日开始，我一个人主持每周5天的清晨直播节目《凤凰早班车》，凌晨4点就要起床，每天睡不到5个小时。一年半下来，我能感觉得到，我的身体就快散架了。可人的意志力真是个神奇的东西，它始终支撑着我急需大修的身体，而我的身体也很给面子，总是乖乖合作，从不罢工。慢慢地，我也不知天高地厚起来，真以为自己有着金刚不坏之身。

直到那天凌晨4点整，追魂夺命的闹钟铃声把我从沉睡中叫醒。

我躺在黑暗中，根本动弹不得，已经清醒的意识里满是绝望。刺耳的铃声足足响了1分钟，更衬托出外面的一片死寂。

5分钟后，我从床上挣扎着爬起来，心里万念俱灰。一个只睡了不到5小时的人，她在凌晨4点起床的那一刻，对人生的态度不会太积极、乐观，没有自杀倾向已经谢天谢地了。

我闭着眼，一步三晃地进了洗手间，身上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说不出哪不对劲。平常，我在凌晨4点的时候，除了头疼，心慌，胸闷，四肢发沉，浑身哪都不舒服以外，也没什么特别难受的地方。而此刻，我的左眼一跳一跳地又涩又疼，这是前所未有的。

我还是不以为意，低下头开始洗脸。冰凉的水一浸到脸上，我这才完全清醒过来。仰着湿漉漉的脸，我眯缝着眼睛伸手去够架子上的毛巾，突然，我浑身哆嗦了一下，两只眼睛瞪得老大，镜子里的景象令我惊恐万分：我的左眼上眼睑红彤彤的，一个模样狰狞的肿块清晰可见。

“完蛋了，我长针眼了!”

6点整，珍姐走进了化妆间。她是凤凰的化妆师，有着一双化腐朽为神奇的手。一见到她，我好像没娘的孩子看到了亲人。

“珍姐，”我的声音发抖而且带着明显的哭腔，“怎么办哪，我的眼睛肿了!”

珍姐使劲盯着我，一向沉静温和的脸上第一次流露出不知所措的表情。

“肿得好厉害。没办法，我多扑些粉试试吧。”珍姐的脸上也是愁云密布。我知道，她技艺高超，又一向对自己要求甚严，如今我的眼睛肿得像水蜜桃，她的本事再大，也回天乏力了。

我愁得不知如何是好，只能闭着眼，任由珍姐的手指一遍又一遍轻拍在我的左眼上。

6点45分，我准时坐在了主播台上。一戴上耳机，我就听到导播室里一片惊呼：“有没有搞错，鲁豫的眼肿成这样!”

事已至此，我也只有坚强面对：“请把景别拉得再大一些。”我不停地鼓励满脸愕然已经慌了手脚的摄像：“对，再拉开一些。”

摄像猛然间回过神来，从镜头后探出半个脸：“鲁豫，景别不能再大了，现在从镜头里已经看不出你是谁了。”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多漂亮，这一刻，我更是希望我的“聪明”、“才华”、“人格魅力”能够挡也挡不住地由内而外散发出来，让观众在清晨7点睡眼惺忪的时候，被我的内在美迷得一塌糊涂，根本无暇顾及我左眼睑上硕大、丑陋的麦粒肿。

8点钟直播一结束，我就接到了老板的电话：“鲁豫，昨晚没睡好吧，眼睛有点肿。”

自从做了《凤凰早班车》，我的人生目标变得单纯明确：有朝一日，我要是当了老板，一定天天睡到自然醒。可我就不明白了，我的老板已经是老板了，为什么每天7点的早班车他从来没落下收看。文涛的评价一针见血：所以人家才是老板。

这么多年了，我很了解老板。表扬你的时候，他绝对是夸你没商量，自信心不强的人还真扛不住。这一点我很认同，因为谁都需要肯定。而批评一个人的时候，老板则是委婉的，既指出你的不足又不伤害你的自尊。所以，我听出了他实际的感受：你的眼睛怎么搞的，简直惨不忍睹。

我于是立刻痛下决心：上医院，找最好的眼科大夫，动刀动枪，在所不惜。

一个朋友向我推荐了全香港最着名的x大夫。他行医多年，是国际眼科界的翘楚，不少达官显贵都是他的病人。近年来，由于娶了某社交界名媛为妻，更是跃身而为城中名人，每天报纸娱乐版新闻里，总能看到他和太太恩爱甜蜜的样子。两人郎才女貌，真是一对如花美眷。

“他很贵噢!”电话里，朋友的那个很字拉得极长，听上去怪吓人的。

再贵也要去!我平日里糊里糊涂的，但关键时刻还分得清主次。

挂上电话，我直奔x大夫在中环的诊所。才上午10点钟，宽敞的候诊室里已满满当当地坐了二十几个人。等了一个多小时，x大夫西服革履的俊朗身影才出现在诊所的门口。一瞬间，所有病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他。那场面着实让我感慨：这年头，当医生都要当偶像级的，开处方，动手术时，旁边最好也安排些fans(追星族)惊声尖叫：看哪，他割阑尾的样子好有型噢!

我正胡思乱想，突然听到护士在叫我的名字，赶紧从椅子上一跃而起，低着头跌跌撞撞地跟在护士身后。之所以跌跌撞撞，是因为我在室内也戴着酷酷的溥仪式墨镜，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清。可是，在我的眼睛痊愈之前，我只能以这副德性见人了。

“陈小姐，请坐!”x大夫的声音低沉有磁性，国语好得惊人。

我慌忙摘下墨镜，乖乖地坐在椅子上，脊背挺得笔直，一动不动。

x大夫开始专注地凝望我的眼睛，好像在看着自己的情人。这时如果隐去诊室的背景，把我俩搁在蓝天白云的布景板前，你看到的分明是我被白马王子的深情凝视羞红了的脸颊。

“大夫，我的病危险吗?要不要开刀，开刀要打麻药吗?会留下疤吗?”我脸上的表情，有如世界末日。

“陈小姐，你的眼睛不需要动手术。等肿块再长两天，让它自然成熟，流水，然后，你再来看病。好，再见。”

x大夫温和的声音让我一下子从浪漫爱情影片的女主人公变身回《急诊室》里的女患者。

“可是，我，我，好，再见。”我磕磕巴巴地来不及说什么，就被护士小姐领到了付款台。

坐在回家的船上，我越想越觉得吃亏。都说x大夫英俊非凡，我坐得离他那么近也没顾上看他一眼，相反，被他盯了半天，我还得给出一张港币1000元的支票。我真是比窦娥还冤。

我长了针眼的消息很快就在公司传开了，不断有各地的同事打电话表示慰问，最后总不忘加一句：“你看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了吧。”

我真是有口难言。我是不该看的没看，该看的也没看。

当然，幸灾乐祸之余，同事们也提供了千奇百怪的偏方：在手指上系根红线、拼命喝凉水、把痔疮膏涂在眼皮上等等。

我眼睛肿得老高，心里倒还明白，封建迷信的事情，我不能试。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的左眼红肿得只剩下一条缝，视线都窄了许多。可是，不管什么事，只要习惯了就好。

珍姐见到我，已经不再长吁短叹了。她现在每天提心吊胆的是如何不让尖尖的眼线笔弄破已经透明的肿块。摄像、导播也都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他们大概看惯了我的样子，竟然敢给我推大大的特写了。至于观众，一大早都睡眼惺忪的，也没人像看情人般地紧盯着我。我自己呢，慢慢地也敢大白天不戴墨镜在街上走了。香港的小孩子好像特别坚强，马路上、超市里猛然间看到我，也没人哭闹。

几天后，我再去复诊。

和上次一样，英俊的x大夫看了看我的眼睛，和颜悦色地说：“还没熟透呢，再等两三天就差不多了。”

我又恍惚着被护士小姐领到了柜台去结账，短暂的一面，再花去我港币1000块。

我咬着牙对自己说：“值了。”

两天后，是个星期天。

我一觉睡到了中午才起床。人睡够了，心情就特别好，我哼着歌在洗手间里刷牙。突然，那个硕大无朋的包，破了。

我吐掉嘴里的牙膏，开始深呼吸，可人还是紧张地发抖。

我从家里常备的药箱里拿出纱布，轻轻地擦干净左眼眼皮，然后，下楼打车，直奔x大夫而去。

谢天谢地，星期天，他竟然也在，当然，是要按周末急诊收费的。

x大夫看到我很高兴。他戴上白色医疗手套，拿出两根棉签，动手挤那个包。我微仰着头，一动也不敢动。

“好了。”一分钟都没有，x大夫已经大功告成。“这里是一盒防感染的药膏，回家记得涂喔。再见!”

那天，我的账单是1500港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