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设目标，妙取人心

陈群开始为杜月笙策划，约齐了杜月笙的几位好朋友，如刘志陆、杨志雄、杨管北，几度开会议：时局演变，潮流日新，烟与赌不足久恃，理应准备收档。杜月生在上海有崇高的声誉，广泛的人缘，庞大的群众，深厚的潜力，——凡此，都是杜月笙的本钱，讨论的中心是，抱着这些本钱的杜月笙，今后该往哪里去？

先讨论大前提。不错，法租界是杜月笙的根据地，但是，这个弹丸之地太小，同时，它只是罪恶的渊薮，烟赌的温床。力争上游的杜月笙，头一步便该把脚步迈出法租界来。

不错，杜月笙的势力，早在几年之前，便已伸展到英租界和华界，甚至环绕大上海的近郊地区，但是，无可否认的，此势力的扩展，仅及于所谓的白相人地带，他并未能登堂入室，打入英租界里掌握工商势力的“上流社会”。

于是，确定了目标。

原则：没有本钱，但却握有巨大实力的杜月笙，从此改变方向，全心全力，向工商业进军。

步骤：第一步，掌握法租界华人纳税会。

第二步，拉拢上海市工人和商会。

第三步，交结银行界同业。

第一步工作只要顺水推舟，便可以轻易达到目标，因为，早在1927年1月12日，杜月笙即已当选华人纳税人，于子水、鲁廷建、沈仲俊等，都可以目为“杜系人物”。

往后的发展，只是1928年1月9日，张啸林以打先锋的姿态，一马当先，荣任法租界公董局华董。同年12月8日，以杜月笙为首的八位华人纳税会委员，也登上了这个法租界中仅次于总领事兼总董的次高职位。而在法租界每一个人的心目中，都深切知道杜先生是华董中的首席。

第二和第三步骤，目标同为向工商业进军。陈群和刘志陆异口同声地说：杜门徒子徒孙，虽则成千累万，但若从事工商，进而与高级人士有所联系，那么，杜月笙现有的干部，无论在质与量方面，就都嫌不够。这两位借箸代筹者一致认为：杜月笙本身应该做的事，是尽量地扩大其交游，师、友与继续收录的门生弟子，必须改变方向，向有识见、有能力、有群众基础、有号召力量的知识分子中，广为访求。

杜月笙自己看中了一批青年朋友，他暗中注意这一群朝气蓬勃、干劲十足的朋友为时已久，但是他极欲和他们结交的心愿，却迟迟未便出口，因为这一群初生之犊不畏虎的青年人，曾经直接和陈老八交过手。

1927前后，上海的工人多达八十万众，各业各厂，几乎都有组织，在一般散沙式的中国社会中，这一股提纲挈领，随时可以拉得起来的群众力量，是任何有野心者所必欲争取的。共产党便是他们的领袖，他们集合了俄共和中共工运、军事人员的精粹，在4月12日清党以前，几乎夺取了上海的政权，“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不得不转入地下，但仍然掌握相当的潜力。

因此，“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功，由陈群主持的东路军总指挥部，4月14日即召集他所指派的十三位委员，开会，发表宣言，号召爱国工人在国民党领导之下团结组织起来，实现三民主义，拥护国民政府，妄想肃清共产党。

工统会的会址，就设在闸北湖州会馆，原来汪寿华主持的总工会所在地。这个机构由淞沪警备总司令部每月拨给办公费三万五千元，并派遣士兵一队，常年驻守，任何工厂发生工潮，这一队配属于“护工部”之下的武力，可以随时出动保护。

这个工统会一成立，4月17日，原由三民主义劳工同志会的上海工界联合会，登报声明率领所属各工会一体加入，接受工统会的指挥。至此，上海的工运终告趋于一元化。

1927年6月，马超俊奉召回国，草拟劳工法案，7月，马超俊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劳工局长。另一个“劳动法”起草和委员会，则由伍朝枢、王宠惠、戴传贤、叶楚伦、马超俊、王世杰、虞和德（洽卿）为委员。

不巧的是“老蒋”在8月13日宣告下野，中央更加混乱，党政军各机构，步调难走一致。——在上海有资格领导工运的另外两大机构：上海市党部设有农工部，部长是周致远，他手下的一位得力干事，便是领导工会从事改组运动最得力的张君毅。其次，后来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的前身，农工商局，由农工商局来领导工运，更是顺理成章，各实相符。

然而，在工统会近于野蛮的掌握之下，以陈群的刚愎自用，独断独行，市党部农工部和农工商局想要参预工运，即为身兼二十要职的陈老八分劳，就不但不为陈群所感激，却反而使他滋生误会，以为正经主子的插足，乃是争权夺利。

工统会的外在环境如此，陈群就难免怨谤丛生，在工运工作方面，首先失了人和。所谓上海工会的改组，在外间形成议论，在中央演为呼吁，在上海酝酿秘密活动。——但是，陈老八却依然我行我素，毫无顾忌，他这种强硬的态度，当然是由于他有恃无恐；1927年4月以后，他已将上海掌握得很牢，他能调动得了杨虎的兵力，也能运用得了杜月笙的帮会力量，有这两股大力掌握在手里，陈老八确实是无往而不利。

可是，压力增加，反抗越大，这是颠扑不破的其理。工人们不满工统会的声浪日见高涨，经过有关单位的因势利导，诸多配合，于是1927年11月17日，明明是为了援助英美烟厂职21232人的事情，上海市一百二十多个工会的代表，集合在上海市党部三楼开会的时候，突然之间，有“某”工会提出临时动议，讨论上海工会“总机关”的问题，当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获得全体通过。而且马上就进一步讨论“总机构”应该用什么名义？

顿时有人提议成立“上海工人总会”，这一个灵感确实快极、妙极；既与共产党用过的“总工会”不同，又比现有的“工统会”名正言顺，响亮得多。“上海工人总会”的性质也快马加鞭地予以确立，它将为代表上海工人之革命集团，为工人运动之最高组织，乃是一个“纯工人”的团体。

临到推定人员，从事筹备了，情绪热烈的讨论方始触礁，仿佛没有人愿意提名，也没有人肯于当选。——这时候，又有一面面俱到，聪明已极的意见提了出来：筹备委员何妨改为临时执委，而个人当选倘有顾忌，干脆点，就由各工会的团体名义担任好了。

在上海工人总会成立的前十天，“工统会”主席周贯虹等，还派出代表李载民等，分赴无锡、苏州、常州、镇江、南通各地，合组一个“沪锡苏常镇通各工会驻沪联合办事处”，自11月7日起，开始进行筹备工作，并且正式在上海工统会内办公。——陈群和周贯虹等正要大张旗鼓，向外发展，骤然变性肘腋；卧榻之旁，另有“名正名顺者”酣然高卧，对工统会来说，这当然是很大的一项打击。然而，“工人总会”在呈请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准予备案时，却亮出来了一道护身符：那便是杨虎、陈群建制上的顶头上司：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他竟呈请中央党部遴员接收“工统会”，这一件呈文即经中央特别委员会第十次常会议决：交由中央工人部调查情形，妥拟办法。

第一回合占了先锋，工人总会兴高采烈，积极筹备，他们推出了各部门的负责人选，并且请由市党指派指导员，组织指导委员会，负责指导之责。

这一个工人总会，它第一次推选出来书记有陆京士、章逸秋、翁端甫，组织为郭晴钊、钱赞廷，调查为徐锡麟、顾若锋、黎世良，几乎是清一色的特务头子。

工人总会在这批所谓的青年新锐的领导之下，发展迅速，力量逐渐雄厚，旋不久，他们便以商务、商务发行、邮务、英美烟厂、报界、南洋烟草、华商电气七大工会为中坚，实力凌驾“工统会”之上。

工统会力图抗衡，乃以组织对组织，不惜正面作战，在1927年的2月18日，成立沪南、沪北、沪东、沪西、浦东、吴淞、租界，七区区联工会，共同组织“上海市各工会代表联合办事处”，发表宣言说：“我们……是纯粹工人的团体，……准备将来组织上海纯粹工人最高领导机关。凡是破坏上海工人团结者，我们要看做他是敌人，誓以八十余万伟大之团结力量对付！”真是丑陋至极！

“工统会”与“工人总会”，两者之间别开生面，热烈紧张地竞争，从1927年11月17日，一直持续到1928年4月底，国民党中央设立上海工会整理委员会。5月初，命令工统会和工人总会同时停止活动，而委派市党部的周致远、刘云，淞沪警备总司令部政训处的贾伯涛，社会局张廷灏，工人总会郭晴刽，工统会翁光辉、庞镜塘等七人为整理委员。然而余波荡漾，波回不已，一直到同年10月杨虎、陈群下台，整理委员会奉令结束，工会整理事宜，全部交由上海市党办理，方始曲终人散，另起炉灶。

在这几达一年的长时期里，杜月笙虽然不免有时会被陈老八借重，发挥一下他在工人大众中所掌握的深厚潜力，但是，对于双方的明争暗斗，在内心里他始终站在中立的立场，工人领导权的激烈竞争，使他霍然醒悟，尤其兴趣倍增，他的严密观察和若干次的亲身体验，给他带来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如欲在黄浦滩上生根、萌芽、壮大，必须抓住社会基层中的基层，众多的、有组织的工人，于是，他开始从三方面着手：

（一）继续加强运用帮会的力量。

（二）虚心结纳工人中的新锐领袖。

（三）必要时挺身而出，直接争取工人大众的好感。

关于二第三点，杜月笙不惜大量投资，他有足够的本钱，把他排难解纷，息事宁人的服务对象，由若个人扩展到一大群人，甚或者一团体。他的野心很大，他要使全上海八十余万工人，不分男女“左右”，全都对他心悦诚服，自动拥护。

摆平了洋人

1928年9月16日，只差十二天就要过中秋节，家有一妻九子的法商电车司机吴同根，在深夜十一点钟的时候，收班掉车回厂。空车子驶抵法租界霞飞路和萨坡赛路口，猝然遇见五个喝醉了酒的法国水兵，拦住了电车，强行攀登，用洋泾浜的中国话，喝令吴同根开车疾驶，让他们兜风。

吴同根是个老实人，他因为公司有个规定，调车回厂时不得搭载乘客，他怕敲破饭碗，向那五个法国兵苦苦哀求，请他们下车，让他继续往前走。这时候，街头还有许多行人，眼见停驶的电车上发生了纠纷，有不少人聚拢来看热闹。

法国兵借酒装疯，双方语言不通，吴同根的哀求苦恼，引起了一名法国兵的凶性大发，从衣袋中抽出一把弹簧刀，就这么在灯火辉煌，众目睽睽之下，猛的一刀刺向吴同根左眼。

满街的人都听见吴同根发出一声惨叫，他顿时血流如涌，身子向后栽倒。由于法国兵这一刀由左眼直刺人脑，吴同根两脚一伸，死了。

当街行凶杀人，然后这五个法国兵下电车，扬长而去。在场亲眼目睹的中国同胞气愤填膺，群情激愤，第二天华文各报刊出了惨案发生经过的新闻，于是震撼淞沪，中国同胞同声骂帝国主义者的残暴凶恶，草菅人命！有人大声疾呼：

“……一切不平等条件的罪恶，租界的罪恶，我们难道真个束手以待残杀么？……我们唯一的方法是：一致团结，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

法商电气电车自来水工会也在大声疾呼：

“……吴同根是为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而死，……不仅是他个人的侮辱，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侮辱！”

尽管中国人愤慨的吼声，喊得震天价响，法租界当局对于此一惊人血案，居然置之不闻不问，中国官方向法国总领事提出严重抗议，要求道歉、惩凶、赔偿、并且保证不再有类似情事发生。但是当时的法国总领事范尔迪（verdi）只冷冷地答复一句：

“肇事水兵业已拘禁。”

肇事水兵是谁？他将获得何等惩罚？吴同根死后一家十口生活陷于绝境，法租界方面应该如何赔偿、如何抚恤……一连串的问题，范尔迪根本一字不提。

傲慢的法国人，未免太过分了，范尔迪简直不听、也无视租界里外中国人的怒吼和愤慨，事情越闹越僵，可是尽管中国人叫骂喝打，碰到如范尔迪之流的不理不睬，装腔作哑毕竟也是毫无办法。

于是，在举国瞩目之下，杜月笙单枪匹马，以私人身份来办这场弄僵了的大交涉。

他井然有序，有条不紊，先派人出去调查惨案发生的详细经过，命人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报告，翻成法文，——杀人凶手的级职姓名，逍遥法外的近况，他调查得清清楚楚；在场目击的证人，经过杜月笙一拍胸脯，也义形于色地挺身而出，自愿作证。

人证物证齐全，杜月笙带了翻译，专程拜访范尔迪，一碰头，便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

“杜先生，这种事情你何必……”

杜先生的回答，简简单单，却是大义凛然

“我是中国人，当然要管中国人的事。”

范尔迪眉头一皱，连连摇头地说

“杜先生，这件事情解决起来很麻烦。”

杜月笙针锋相对地回答：

“这件事情不解决，我看只有更麻烦！”

“为什么呢！”

“中国人的忍耐有限度。总领事，我劝你喊人把这几天的中国报纸翻给你听，再末，派人到街上去听听中国人对这件事的批评和反应，我希望你不要省了小麻烦，反而添了大问题。

“什么大问题？”

“自从五卅血案以来，中国人反过英、反过日，还算没有反过法。法国人和中国人的交情不算坏，你何必为这件事引起中国人的普遍反感？”

“杜先生，”范尔迪委婉地说：“你应该晓得，按照法国的法律，醉酒的人犯罪，应该减免罪刑。现在肇事的那名水兵，已经抓起来了。敝国法律，自会给他处分，至于如何处分法，那是法国人的事，中国人又何必过问？”

“你错了，总领事，”杜月笙直率地指出：“那个杀人的凶手，并不曾抓起来！照这样看，你们根本没有解决这桩事情的意思。”

“你怎么知道？”

“我有证据。”

杜月笙出示证据，包括那个法国兵，自从醉酒杀人，直到最近时刻的自由行踪和种种动态。

范尔迪翻了翻那厚厚的法文报告，面露苦笑，再问一句：

“杜先生，你真的要管这件事？”

回答是断然的——

“非管不可。”

“好吧，”范尔迪神情懊丧，往圈手椅上沉沉一坐，问一声：“杜先生，你看这件事应该怎么办？”

“请你答应中国人的五点要求：第一、向中国人正式道歉，第二、保证以后不会再有这种事情发生，第三、从优抚恤死者的家属，第四、取缔法租界上的外国酒吧间，第五、取缔法租界上只许外国士兵出入的妓院。——倘使你答应了以上的这五点，而那个杀人的水兵，又能按照法国法律公平处置的话，我想，这件血案大致就可以这样解决了。”

“不对不对”，范尔迪着了急，双手直摇地喊着说：“就是你们中国政府办这件交涉的时候，也没有这样多的条件呀？”

“这不是条件，”杜月笙机敏地回答：“这是我贡献给你的意见。总领事，你必须采纳我提议的这几点，方始可以获得根本的解决。”

“道歉、赔偿和保证，都是你们中国政府提出来的，”范尔迪振振有词地说：“你为什么除此以外，又添上什么叫我取缔酒吧间和妓院的两条？”

“这两件事你非办到不可，否则，你就无法达成你对中国政府的保证。”

“这话怎么说？”

“我有报告，”杜月笙一翻开那长篇累牍的调查资料：“你们那五个水兵，当天晚上是在法国人开设的酒吧间里大喝特喝，喝得醉醺醺的，又跑到专供外国兵消遣的妓院里去大闹特闹，闹够了，喝醉了，这才拦住吴同根的电车，借酒装疯，杀死了人。总领事，你要是不把酒吧妓院两个祸根除掉，你怎么能向中国政府保证，往后再也不会有外国兵肇事杀人的情事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