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航琛一听，便晓得是范绍增派来送鸦片烟的人，没有把话说清楚，他所担心的“张冠李戴，掠人之美”，成为了事实，果不其然，杜月笙一开口便对他说：“刘先生实在看得起我，凭我杜月笙三个字，就免了我二十四万大洋的特税，这件事情，我一直记在心里。今天能够见到刘先生，真是高兴已极。”

“不不不，杜先生，”刘航琛立刻声明：“这里面恐怕还有一点误会。”——他赶紧把免税二十四万，是刘督办仰慕他杜月笙，因而放的交情，很详尽地说了个清楚。

“哎——没有刘先生的美言，刘督办怎么会放我这么大的交情？”杜月笙诚心诚意地说：“总而言之，我跟刘先生是神交已久，神交已久。”

刘航琛听说过杜月笙早年的历史，使他感到诧异的是，杜月笙温文尔雅，谈吐不俗，丝毫没有江湖犷悍之气，而且他待人接物，业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以他当年不过四十四岁来看，可见得他曾经过相当的磨炼。

坐下来，开始宾主两欢的长谈，谈刘航琛的行程，晋京所负的使命，以及刘甫澄的抱负和愿望。杜月笙热烈诚恳地表示了他个人的看法，尤其提出许多独到的意见，凡此都使刘航琛更为惊讶，杜月笙不但对当前大局认识清楚，而且他目光犀利，见解新颖，他极端赞成刘甫澄统一四川以后的看法和做法。讶异之余刘航琛又颇为感动，他喟然地说：

“希望这一件事能够成功。”

杜月笙接腔却是非常肯定的

“我想这一件事决不至于不成功。”

谈话的时间相当长了，刘航琛怕徐次珩有事，于是一声苦笑地说：

“杜先生，我今天很冒昧地来登门拜访，其实是因为我一到上海，就有了小小的麻烦。”

“啊？杜月笙顿时便兴致勃勃地问：“什么麻烦，刘先生可以告诉我吗？”

“我正是来求教的”刘航琛笑着回答，于是，他将徐次珩所说有人要绑他票的种种，一五一十，全部讲给了杜月笙听。

略一沉吟，杜月笙委婉地问：

“刘先生，你可不可以暂时不坐你自己的汽车？”

“当然可以。”

“第二点呢，刘先生在上海的时候，我想请一位朋友陪你，这个人对上海的情形很熟悉，刘先生有他照料，准定不会出什么差错。”

“那就极其感谢了。”

杜月笙马上就把他“那位朋友”请来，当场介绍，刘航琛一听“那位朋友”的名字，不禁惊喜交集，——原来杜月笙派的是他手下第一员大将，“小八股党”的头脑，当年亦已成为黄浦滩上亨字号人物的顾嘉棠。

杜月笙亲自送客到大门外，大门外已经停好了杜公馆里的一部汽车，牌照“7777”，老上海一望而知，这是杜先生的车子，走遍黄浦滩，没有人敢碰它一下，拦它一下。

自此，顾嘉棠和刘航琛同进同出，寸步不离，连在旅馆里睡觉，两人都是共一间双人房。果然，一连两夜一日，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转眼间到了第三天，早上十点多钟，刘航琛、顾嘉棠因为昨夜迟睡，丽日中天犹仍各据一榻，高卧隆中。房门上忽然剥剥生响，两人同被敲醒，刘航琛睡眼惺松，喊了一声：

“进来！”

门开处，一条彪形大汉，闪身而人。刘航琛不认识来人是谁，正在发愣；对面床上的顾嘉棠定睛一看，却是惊得直跳起来，他脱口而出地喊：

“刘颐漳！”

于是，刘航琛也在那儿忐忑不安，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了。——但见刘颐漳笑容可掬，状至亲密，走到刘航琛床前，双手奉上一份请柬。

“黄老板请刘先生便饭，派我送请帖来。老板交代，请刘先生务必赏光。”

言讫，点了点头，转身飘然而去，走了出门，又回过头来，轻轻地把房门关上。钧培里黄公馆，顾嘉棠也是经常走动的，当晚，他陪刘航琛赴宴，出乎意料，杜月笙并不在场。这是刘航琛初见黄金荣，黄金荣和他居然一见如故，待客十分殷勤，礼数相当周到；更让人惊诧的是，席间只谈风月，不作任何解释，因而笑语殷殷，欢声阵阵，刘航琛这一席酒吃得非常愉快，杯觥交错，尽兴而散。

回到旅邸，刘航琛对于杜月笙的化解手法，赞不绝口，一叠声地跟顾嘉棠说：

“杜先生办事，真是漂亮之至！”

杜月笙能玩、能赌、能谈，刘航琛也是能玩、能赌、更能谈，两人气味相投，从神交而订交一见顿成莫逆。不过杜月笙深知刘航琛是四川才子，满腹经伦，他又是刘湘幕中的第一号智囊，因此他时有求教之心，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多半玩比赌多，而谈又比玩多。

杜月笙晓得刘航琛对他的行道兴趣甚少，而他自己则对于刘航琛政治经济、财政金融的行道，急需增进了解；所以他们每次长谈，杜月笙总是表示愿意多听听刘先生的。

自从1931年以后，刘航琛或则为刘湘的特使，或则为他自己的经济事业奔走，每一年至少有半年以上，仆仆风尘于渝、蓉、汉、京、沪各大埠间，其中尤以到上海的次数最多。他每一次到上海，必定身为杜门座上客，而且长日盘桓，为时甚久，在杜月笙的外界朋友之中，刘航琛要算是最亲密的一位了。

范绍增，字海亭，四川渠县人，他本来是杨森的部将，后来改投刘湘，洽降时他提出一项条件：往后只要甫公有令，随便叫我打哪个都可以，我就是不打杨子惠（森）。有此一条，刘湘反而对他青睐有加，特别赏识。

他在四川帮会组织的主流——“袍哥”中，地位很高，他部下的官兵，清一色是袍哥，因而平时不分级职，不论军阶，彼此都以哥子、兄弟互称，打起仗来，却是相当的剽悍勇敢，以此外间虐称他们为“袍哥军”。

范绍增这个人，生性豪爽，小事糊涂而大事精明，就外表上看来有点大而化之，所以他外号“范哈儿”，哈儿者，四川话喻人憨而傻也。范哈儿又颇有雅量，尽管他后来官拜集团军副总司令，即使有人当面以“哈儿”相称，他也笑嘻嘻地照答不误，而且丝毫不以为忤。

范哈儿好赌、好玩、不耐空谈，他出手阔绰，一掷万金，了无吝色，因此他的阔名声传遍黄浦滩上，历久不衰。比诸张宗昌、毕庶澄的“夕阳无限好”，还要更胜若干倍。

1931年，刘湘和刘文辉一对堂叔堂侄，分据渝、蓉，势成水火，刘文辉不吝重金，意图收买刘湘的将领，范哈儿和蓝文彬各得大洋十万，蓝文彬秘而不宣，种下他后来一囚七年的祸根；范哈儿拿了钱立刻陈明刘甫澄，大获刘督办的欢心，叫他把钱收下，再跟刘文辉虚与委蛇。

1931年6月前后共产党在赣、湘、鄂发展迅速，不断壮大。老蒋急调徐源泉军入赣粤边境防堵，命刘湘出兵三万，接替徐军的防务，在湖北洪湖，跟红军贺龙部队作战；刘湘以王陵基代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将范绍增的第三师调赴洪湖前线。

范绍增跟贺龙在洪湖沿岸打了一场硬仗，范绍增自己右腿受了重伤。

杜月笙在上海得到消息，立派他的爱徒张松涛，赶赴洪湖前线，把范绍增接到上海，送进最好的医院，延聘最高明的医师，不计代价，悉心救治。

总算挽回了范绍者的一条命，保全了他一条腿，——只不过略微有点儿跛，范哈儿从此多了个绰号：范跛子。死里逃生，兼又在大上海花花世界，范绍增挟巨资而来，免不了想要大赌特赌，大玩特玩一番，以资庆祝，而遂自我慰劳的大愿。刘湘准了他一个月的假，杜月笙一连多日盛大招待以后，再派顾嘉棠奉陪，一天到晚花天酒地，征歌逐舞。

腰缠十万贯，重温黄浦滩，兼以受了杜月笙、张啸林等上海大亨的感染，范绍增花起钱来，便像黄河决堤一般，一时不作第二人想。——范师长赏茶房、赏开电梯的仆奴、赏司阍的小郎，一出手，便是厚厚一叠黄鱼头——上海人俗称红色的五块钞票，他的小费以一百大洋起码。

挥金如土，誉满沪上，老上海人人争谈范师长，一月假满，包机回重庆，行前杜月笙又开盛宴，为他饯行。席间，杜月笙身为地主，未能免俗地问他一声：

“范师长，你这一次畅游上海，玩得痛不痛快？”

他这一间，恰好兜起范哈儿一件心事，于是，他眉头一皱地说：

“痛快到是痛快，只不过，上海鼎鼎大名的那位红舞女黄白瑛，这个实在是自高于顶，随我怎么样的陪小心，”一句沪白吐了出来：“就是摆伊不平。”

同席的陪客不禁举座哄堂，唯有杜月笙莞尔一笑，不赞一词。

范哈儿回到重庆，不出三天，一位满口沪白、娇滴滴嫩兮兮的女郎，打电话到大溪沟范庄，亦即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国府路、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借用的公馆，——黄白瑛专程飞渝，移樽就教，请范师长到她寄寓的旅馆，一圆旧梦。

刘航琛和范绍增，不但成为杜月笙一生之中最要好的朋友之一，而且，也由于他和刘、范二人的友谊，奠立了抗战八年，他两手空空，居然能奠定在西南后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基石。脸面是个大招牌

总结杜月笙欺世盗名的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迎合百姓的传统道德观念

按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不忘乡土、尊敬父老，是正人君子之所为。因此，杜月笙小有名气之后，便很注意收买故乡人心，以改变人们在他少年时对他留下的恶感。1918年起，杜月笙每年夏天都要从施德之和雷允上药房购买大量“莎药水”、“行军散”，或亲自或派人送回浦东高桥故乡，挨家挨户免费散发，并甜言蜜语地关照乡里父老：“盛夏时令，易染疾病，要讲究卫生，防止时疫流行。”每逢寒冬腊月，则购置棉衣，分发给高桥故乡的贫民。他还出资在高桥乡间修了几十座石桥，重建了高桥沙港的观音堂。

为了给人们留下乐善好施的印印，每逢上海及附近发生灾害，杜月笙必定出面赈济。早在1922年浙江杭县、嵊县、金化三县发生水灾时，杜月笙便利用他在黑社会的势力，出面发起组织京剧名伶的“九班合串”，“筹款救灾”。齐卢战争期间，又与黄金荣、张啸林联合发起“江浙善后义赈会”，事务所便设在八仙桥钧福里杜月笙家中。1926年还创办“上海乞丐收容所”。1931年，长江中游汉口江堤溃决，受灾地区蔓延十六省，灾民多达五千万，上海成立了以杜月笙为首的水灾救济委员会，募捐救灾。在这一系列赈济活动中所募的一部分财物，落入了杜月笙等人的腰包。但挣扎于死亡线上的大批灾民，不明真相且嗷嗷待哺，虽得杯水之惠，也感恩不尽，杜月笙的“善名”由此而传。

（二）重视舆论的作用

其实，如果仔细翻翻当时的报纸，便可看到杜月笙所导演的把戏并不少见。

某地发生灾害，杜月笙发起赈济，报纸上会登出募捐启事，其后必定署上“发起人杜月笙等谨启”；某处工人罢工，杜月笙送几个钱去，报上必会出现几名自称工人者刊出的鸣谢启事。通过这些舆论，杜月笙确在一段时期，骗得了一些善良人们的信任。

（三）不公开与大众唱对台戏

1925年5月15日，上海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残酷镇压要求发放工资的工人群众，年仅二十岁的青年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被杀害。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野蛮行径，激起了上海各阶层人民的无比愤怒。具有光荣反帝传统的上海学生，首先起来援助工人，参加追悼顾正红大会，揭露顾正红事件的真相，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学生的正义行动，引起帝国主义的极端仇视，英租界当局逮捕了数名参加追悼顾正红大会的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月卅日，工人、学生组织的演讲队三千多人，在南京路一带演讲示威，愤怒控诉帝国主义暴行。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帝国主义者出动大批武装巡捕，进行镇压。南京路老闸捕房附近的学生首先遭逮捕。愤怒的群众闻讯之后，纷纷集中到老闸捕房门前抗议。英国帝国主义者竟疯狂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十三人，打伤数十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如何对待“五卅惨案”成了放在杜月笙等人面前的难题。他们生长在帝国主义、军阀势力的卵翼之下，“三鑫公司”经营的烟土生意，货源大多来自英国殖民地。因此，张啸林认为：英国巡捕打死人，自有官府办交涉。杜月笙和他住在租界之内，和外国人的关系是费尽心机、花了大量钱财才建立起来的，不必为毫不相干的事，得罪外国朋友。但杜月笙知道，“五卅惨案”激起的反帝怒潮，已成铺天盖地之势，在此当口，谁敢反对，势必被吞卷而去，只有顺势而动，见机行事，方是上策。于是他不顾张啸林等人反对，参加工商学联合会组织的某些活动，捐出一些款项；对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项条件中的释放被捕人员、抚恤、道歉、取消印刷附律、取消码头捐、收回会审公廨等六项表示支持，但对“惩凶、交出主使开枪和开枪凶手论抵”、“取消领事裁判权、“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陆海军”等重要款项却不敢言及，实际上站在对“五卅”运动抱消极态度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一边，“以风潮不再扩大，交涉早日结束为宗旨”。虽然如此，杜月笙毕竟未曾公开站到“五卅”运动的对立面去，这除了表明他的狡猾，懂得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不能公开与大众作对外，在民族观念方面，与后来沦为汉奸的张啸林等人相比，确也有所不同。

（四）极力争取能左右局势的群众

汹涌澎湃的“五卅”运动，令杜月笙心悸，也使他看到上海滩上多达八十万人左右的工人群众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巨大力量，要发展自己的势力，必须在工人中扩大影响。于是他费尽心机，力图争取工人对他的好感。除了用威胁利诱的办法，拉一些工人当他的徒弟外，他采用的办法有三：

其一，在工人运动中安插钉子。例如：陆京士便是当年杜月笙操纵工人运动的一个有力助手。陆京士是江苏太仓人，曾就读于上海法学院，1924年考进上海邮务管理局当邮务生，1925年加人中国国民党。此人权欲极重，为了在上海滩争得一席之地，在“邮务生协会”中混过一阵子。“四·一二99反革命政变后，陆京士在国民党支持下，排斥邮务工会的进步力量，篡夺了邮务工会领导权。杜月笙对陆京士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阴谋手段颇为赞赏，时常对他的亲信说；“邮政局那一帮青年朋友真了不起！”并派人搜集了陆京士有关系的人物，给陆京士传话：“杜先生想见见京士兄！”陆京士闻讯，喜出望外，因为他知道杜月笙在上海滩相当吃得开，工人中迫于流氓势力的威胁，拜杜月笙为老头子的也为数不少。结交了杜月笙，无论对他向上爬，还是欺骗工人、打击进步势力，都大有好处。陆京士便拣了一个时间，只身往杜公馆拜访杜月笙。据说杜月笙为了表示求贤若渴，亲自去门前迎接，大有“倒屐相迎”之态。两人基于欺骗和利用工人群众的共同需要，一见如故，相谈之间，更是互相吹捧，抒不尽的衷肠热心。不久，陆京士便与杨克天、赵书声、张一道、于松乔、刘心权、杨德林、水祥云等十一人一起给杜月笙递了门生帖子，成为杜门之徒。这十一人被称为“十一股党”。以后，又增加了三十九人，扩大组成为“五十股精诚团”。新增加的三十九人，分别拜杜月笙手下的几个大流氓如金廷荪、顾嘉棠、马祥生、谢葆生等人为老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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