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赵慰先被捕后，朱葆三家的兄弟都气愤万分，主张严办，唯有朱九小姐、赵班斧（赵慰先之胞弟）等不断地向魏廷荣求情。

朱九小姐多次跪在魏妻朱二小姐面前哀求；当时任上海社会局长的赵班斧断指写血书，请求魏廷荣手下留情。

魏廷荣是个感情丰富的人，这一来，就做了感情的俘虏，亲自去法捕房，把对赵慰先的控诉撤回了。

法捕房宣告撤回控诉后却仍把赵慰先移解到上海警备司令部。

赵慰先很顺利地通过了军法会审，于1933年6月15日由上海警备司令部和军法处当局判决宣布赵慰先无罪。显然，赵慰先背后有得力靠山帮助他打通了上海警备司令部军法部门的关节。

赵慰先获释后，不顾赵班斧在法捕房所具的书面声明中提出的“保证慰先决不对于魏君有所误会”的诺言，在上海各报上以大字标题，登载启事，说他被逮捕幽禁是由于魏廷荣唆使已判刑的罪犯诬陷他赵慰先及“上海名人某公”所致。

这里的名人某公，就是指杜月笙。其实，在上述案件过程中谁也没有提到过杜月笙，赵却主动把后台人物暴露出来了。之后，赵慰先向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反诉魏廷荣教唆诬告，请治以应得之罪。

魏廷荣不是军人，赵慰先不应向军法部门反诉魏，而军法部门也不应当受理赵的控告，奇怪的是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却遵从赵的要求，连续两次签发传票，甚至直接派便衣士兵进入法租界魏的寓所传唤魏。

不料，军法处第二次派人到魏宅传唤魏时，被巡逻的探捕扭进了捕房。因为法捕房自魏廷荣遭绑架后，常派探捕在魏宅周围警卫，以防不测。

军法处的便衣被探捕抓住后，军法处就以魏廷荣“托庇租界妨碍公务”的口实，对魏下达了通缉令。

但是，华界军方不能进入法租界捕人，赵慰先只好请警备司令部把他提出的反诉移送到法租界的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核办。同时，他又向法院提出了自诉状，控告魏廷荣和他的儿子魏元生分别犯有诬告等罪行。要求法院从严惩处。

法租界当局得知消息，马上派出顾问律师到法庭上要求参加诉讼，其出发点在于保护魏氏父子。

此时，魏廷荣的好友、上海帮会界首领徐朗西出面，劝魏廷荣“烧点锡箔灰退了鬼”，劝魏拿出3万元交给赵慰先，去安排司令部里的人，另一方面他请朱竹坪去劝赵慰先。

经过几天活动，双方逐渐达成了共识。

在双方同意后，徐朗西出面请客，魏廷荣、王晋康、朱竹坪、赵慰先一齐到场。

魏廷荣当场打开一只装着3万元现钞的箱子，由王晋康点交朱竹坪，朱竹坪转交给赵慰先。

从此，上海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就不再对魏廷荣通缉了。赵慰先也避不到案，至此这一案件永远“延期审理”了事。

赵慰先终于从魏廷荣手中获取了一定的赌博本钱。

这一案件经过曲折变幻的过程，最后不了了之。

在案件变幻过程中，很显然有人幕后操纵。从被绑架者魏廷荣提供的材料和其他多方面的迹象来看，幕后的操纵者是杜月笙。

杜月笙当时和法租界当局关系密切，和魏廷荣在法租界的势力不相上下，但他所掌握的帮会势力却远远超过魏廷荣的义勇团的势力。加上在租界之外的国民党当局军警各界的关系，金融、工商界的势力，魏廷荣此时就显得弱了，虽然魏的经济力量不在杜月笙之下，但其政治势力，尤其是社会势力远不如杜。

绑匪朱竟成在法庭上受审时，曾供述绑架魏廷荣的动机：“这次绑魏并非完全为金钱问题，实缘原告魏廷荣，身为教友，不应娶伶人吕美玉为妾，又将吕之照片刊印于美丽牌香烟上卖钱，又将以义勇团名义在法国公园内募捐所得之款，匿不报销，又开中法银公司及交易所，紊乱金融等种种不良行为，故此起意绑架，惟民人等实际上确有强暴行为，违反法权，而对于主义上，并不为罪，实寓有警惕原告之意思。”

朱竟成的这番活，暴露出绑魏主要为了两点：一是魏娶吕美玉为妾；二是魏在法租界金融等方面势力大而狂妄。绑魏不仅是为了勒索赎金，也是为了打击魏的势力。

这充分说明，绑魏案不是一般绑匪为金钱目的策划的，而是有与魏争雄的“大亨”在幕后操纵。

被绑者魏廷荣自己也意识到这个幕后人物非同一般。他在事后写的材料中称：“我和杜月笙之间向有矛盾，古话说‘两雄不并立’，那时在法租界我和杜月笙各有一部分势力，而法国领事比较信任我，在杜月笙看来，我不能成为他的心腹，就必然会成为他的敌人。事实上，我是不肯和他同流合污的，在某些方面还和他对立。”

杜月笙在经营烟土方面、赌场方面、组织“自卫团”武装方面，都遭到过魏廷荣的反对，双方矛盾很尖锐。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杜月笙等组织恢复“中华共进会”拉魏入伙，遭拒绝。杜月笙为此对黄金荣、张啸林说：“这家伙自以为是上等人，看不起我们帮会界。”

杜月笙曾经向魏廷荣表示要换帖，结为异姓兄弟，受到魏的冷落。

后来当杜家柯堂落成典礼时，英、法租界当局，国民党一些党国要人都前去祝贺，连蒋介石都送了亲手题写的匾额和亲笔道贺信，而魏廷荣却仅随份送礼，没有前去道贺。

由于有这些情况，所以正如魏廷荣所说：杜月笙“势必要拿点颜色给我看看”，“适逢赵慰先有绑架我的企图，经过一些绑匪的串连，于是杜月笙就成为这一案件的幕后人物了”。

魏廷荣对于自己当时在法租界的地位有较切实的估量，在他亲自写的《杜月笙与绑案关系》的材料中指出：“凭着我当时在法租界的地位，一般的匪徒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人撑腰，怎敢动我的手。”“赵慰先和杜月笙原非素识，但是赵从上海警备司令部释放出来后，就和他的妻子朱九小姐经常在杜家出入，杜还介绍他在警备司令部当副官长。”“赵慰先被释后，登报指责我要绑匪朱竟成诬陷赵慰先和‘名人某公’。朱竟成在法庭上只说我要他检举赵慰先，并没有说我要他检举‘名人某公’。在声明中，赵慰先却把杜月笙扯上，如果没有杜的授意，赵敢这样做吗？”

显然，赵慰先在报纸上的声明有杜月笙的授意，在案件的变幻过程中，赵班斧断指写血书使魏廷荣撤回起诉，然后赵再来个反诉，而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随便插手军法处之外的诉讼而又明显地偏向赵。

这一系列问题，都暴露了杜月笙是在幕后操纵的。

早在魏廷荣脱险后，赵慰先被捕之前，杜月笙曾登报声明他与此绑案无关，这是由于杜对魏脱险的背景，特别是魏与警方对这一绑案的内幕所掌握的情况心中还没有底。这确实是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声明。

赵慰先及其胞弟赵班斧后来都成了杜月笙的门徒。赵被捕后为其辩护的两位大律师，这是当时已赌得倾家荡产的赵慰先请也请不动的。而这两位大律师都与杜月笙有密切的关系，很有可能足杜月笙为赵慰先请出来的。

其实，魏廷荣被绑案幕后不仅有杜月笙的背景，还有黄金荣的背景。

自从魏廷荣从黄金荣手中夺去美女伶人吕美玉之后，黄金荣一直耿耿于怀，伺机报复。黄金荣曾与杜月笙、张啸林等策划过绑架魏廷荣，杜月笙也曾布置过对魏的绑架行动，但由于魏周围有义勇团保镖，又受到法租界巡捕保护，绑票未成。

1929年赵慰先对魏的绑票是前一次未遂行动的继续。杜月笙利用魏的连襟赵慰先绑架魏，实现了他打击魏的威风，削弱以至打垮魏的势力的目的；又通过在诉讼方面的幕后活动，不仅使魏对赵慰先的诉讼夭折，反而通过赵对魏的反诉迫使魏拿出3万元。

通过这一曲折的案件，魏廷荣从此屈服于杜月笙的势力，才39岁就辞去一切职务，蛰伏在家里，深居简出。偶尔出门，也总是提心吊胆。

调整好积压路关系

杜月笙独当一面后，首先着力调整与各方面关系。

他一力促成黄金荣正式加入青帮。黄金荣虽是上海滩的著名恶霸，早就按青帮规矩收学生纳名帖，但他本人在一个长时期中并没有正式入帮，而是一名“空子”，因为黄金荣认为他是在外国衙门吃公事饭的，加入帮会诸多不便。对此，上海滩的青帮中人颇为恼火，但因黄金荣背靠法国人，手下又有一批亡命之徒，自成体系，青帮中人也奈何他不得。卢筱嘉事件时，杜月笙求青帮“大”字辈老头子张镜湖出面调停，张的门下即不无要挟他，提醒杜月笙；“听说黄老板是空子啊！”为了帮助黄金荣渡过难关，杜月笙曲意奉承道：“黄老板一向敬佩张老太爷！”张镜湖方面不软不硬地回答道：“树大根小，不敢承当。”话似自谦，实际明确告知黄金荣：你既以青帮规矩收学生纳名帖，不管势力多大，必须以青帮为根。不久，黄金荣在山东参与调解“临城劫车案”，又借用了曾任通海镇守使的张镜湖及其开山门弟子吴明山的名义。回上海后，黄金荣即收到一封匿名信，警告他以“空子”身分，屡次冒用青帮名义，实系触犯帮会中无可宽宥的戒条。黄金荣势力与上海滩青帮势力的关系，日见紧张。杜月笙既是青帮正式成员，又是黄金荣门下，深知这两大势力如不沆瀣一气，相互提携，他将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于是极力周旋于黄金荣与张镜湖之间，经他穿针引线，黄金荣终于向张镜湖交纳两万大洋的挚敬礼，递上名帖，正式加入青帮，成为青帮中“通”字辈成员，青帮势力与黄金荣势力的进一步结合，使杜月笙在黑社会中有了更加牢固的基础。

其后，杜月笙开始将目光转向英租界的流氓势力。

法租界以黄金荣为代表的流氓势力与英租界的各股流氓势力，长期以来，明争暗斗，势如水火。英租界流氓势力帮派势力，内争迭起，力量往往消耗于自相残杀之中，特别是大部分烟土生意被法租界黄金荣势力抢走后，更是乱了阵脚，颓势纷陈。黄金荣见机，落井下石，穷追猛打，恨不得将英租界的对头一网打尽。迫于黄金荣咄咄逼人之势，英租界大流氓沈杏山一度不得不离开上海，跑到北方避风头。黄金荣虽然暂居上风，但他一意强行，积怨甚多。英租界的诸多流氓破釜沉舟，苦苦撑持，总想寻找机会反扑。因此，黄金荣势力仍然无法打入英租界。

杜月笙对英租界流氓势力采取了攻心为上的办法。他意识到黄金荣势力主要以法租界为根据地，要想把在英租界经营多年、盘根错节的流氓完全压垮，是办不到的，只有软硬兼施，将英租界流氓的头头脑脑笼络住，才能使自己的势力扩展到英租界。

他首先在沈杏山身上下功夫。沈杏山当时已从北方返回上海，但仍深居简出，极少活动。杜月笙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想方设法说服黄金荣和他一起登门拜访沈杏山。沈杏山当时所以闭门谢客，一则因为烟土生意之争败于黄金荣、杜月笙手下，无颜见人，二则见法租界势力正在撑顺风船，自己处于劣势，稍不留神，极易招祸。在此情况下，忽得黄金荣、杜月笙来访，当然喜出望外。此辈人物，本来就无所谓气节、原则，奉行的是“有奶便是娘”主义，经杜月笙甜言蜜语，双方便握手言欢，惺惺相惜了。以后，杜月笙又挽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司法科科长刘春圃为媒，使沈杏山第四个女儿与小她两岁的黄金荣的养子黄源涛婚配，于是黄、沈由冤家一变而为亲家。沈杏山手下”大八股党”等喽罗，原见沈杏山受挫，已有转换门庭之想，但一则碍于“江湖义气”，二则黄金荣面孔铁板，毫无通融之意，只好硬撑。今见沈杏山改变态度，杜月笙又摆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当然纷纷投奔黄门，英租界地盘便被杜月笙挖去一大块。因此“化敌为友”的软功，杜月笙在英法租界开始兜得开了，这是黄金荣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二十年代末，中国南方革命运动轰轰烈烈，使蒋介石心惊肉跳，不遗余力地要将这股火焰扑灭。而且全国反蒋运动屡禁不止，方兴未艾。蒋深深感到了危机，交椅在风雨飘摇之中颠簸，使其坐卧不安。一方面他要集中兵力剿共，一方面又不得不分出精力来对付西南、西北等反蒋战线。国库本来就很虚弱，加之连年兴师动众，白花花的银子水一般地流向各个战场，就连实际上的一国之君蒋委员长也感到囊中羞涩。军费浩大财政枯竭，扩军备战受到限制，打仗要钱，买通洋人靠山要钱，暗杀异己要钱，夫人的高跟鞋要钱，换假牙要钱……没完没了，什么都要钱。可钱在哪里？按部就班的财政收入显然越来越落后于时局了，蒋委员长于窘迫之中想了一个绝招——“米照捐”。所谓“米照捐”，属蒋介石别出心裁的发明创造，其理论含义颇多，诸如利国利党利民之类的意义，但一言以蔽之，无非是变着法儿进一步搜刮百姓的腰包而已。

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米照捐”的最初竟在王亚樵的家乡安徽试行。实在可以说是蒋委员长选错了地方。当时的安徽省政府，十年之内走马灯似的换了若干任政府主席。安庆人有句玩笑话：省政府大门外要是多了一张陌生的面孔，你千万别小看了他，说不定他就是新来的省主席。不过也不用怕他，说不定他明天就卷铺盖又换了别人。这话并不刻薄。到了三十年代初，省主席又换成了吴忠信，这回总算成了蒋介石知根知底的亲信。蒋介石命令吴忠信在安徽的芜湖等产米区试办“米照捐”，却没想到遭到了强烈的抵制。先是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肖佛成赶到上海，串联上海反蒋人士，扰乱蒋介石的扩军备战计划。继而，王亚樵令其弟、正在攻读法律博士生的王述樵秘密联络上海大专院校学生戚皖白、杜敬纶、洪耀斗、雷可南、汤绍松、刘竹青等筹备组建“安徽旅沪学会”，有组织地向“米照捐”发难。王亚樵则站在该会的幕后，四处联络，敦促安徽反蒋人士给予该会以大力支持。

不久，“安徽旅沪学会”出面召开反“米照捐”大会，邀请柏文蔚、常恒芳、李少川、李次山、高一涵等人参加，发出通电，推选五路代表，分赴南京、庐山、安庆、芜湖、蚌埠请愿，发动安庆米商罢市，米船停运。一时粮运不通，粮价高涨。蒋介石无奈，只好让行政院长汪精卫下令撤销“米照捐”。

“米照捐”被迫停办，扰乱了蒋介石的扩军备战计划。蒋介石获悉是王亚樵一手发动，“安徽旅沪学会”是王亚樵的反蒋组织，遂明令查封“安徽旅沪学会”，密令戴笠监视王亚樵的行动。

戴笠自从同王亚樵分手，这几年可以说是终于混出了人模狗样。自1928年以后，戴笠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密查组工作，凭其与生俱来的多疑多动，做起间谍工作得心应手。

王亚樵刺杀赵铁桥得手后，在上海滩又一次掀起轰动，国民党委派在沪的高级官员人人自危，军警四处侦破凶手，终不得要领。但黑道自有相通之处，事发当天，几位在上海滩叱咤风云的流氓大亨互通信息，大家好生纳闷。赵铁桥之死，既非黄金荣所为，也与杜月笙无关，张啸林更是表示不知道。那么，是谁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敢翻老佛爷的眼皮子呢？

掰着指头算下去，也只能是王亚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