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砰！”一声枪响，一颗子弹从张啸林张着的嘴里钻进去，穿过脑，从枕骨出来。张啸林只哼了一声，便倒在楼板上，死了。

林怀部将手枪往旁边一放，点起一支烟来，坐在大门口一条板凳上，冷静地说：

“好汉做事好汉当，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是我林怀部除掉这个大汉奸的，现在等着法国巡捕房来抓。这事与你们无关！你们谁也别乱动，我的枪法你们是知道的。”

原来这林怀部，绰号叫三和尚，是张啸林大儿子奶妈的儿子，所以车夫阿四奚落他是老妈子生的小瘪三。这人枪法奇准，可以说百发百中。

张啸林看中他的绝技，又认为是属于“家生奴”性质的人，是亲信中的亲信，便收他为贴身保镖，把自己的半条命托付给他。可是，林怀部对张啸林的所作所为甚为不满，又加上张性情火爆，喜怒无常，打骂手下人是常事，林心中常有怨恨。

由于叶焯山的指点，陈默买通了他，晓以抗日大义，要他伺机除奸。

今日果然得手。

却说呆在二楼的吴静观回过神来后，便拨电话向日本宪兵队报警。因为这时期，日本与英、法、美尚未宣战，日本宪兵队要进入租界，还得巡捕房同意，办手续才行。这样，等日本宪兵赶到，林怀部早已被事先布置好的法租界捕房带走了。

日本宪兵上楼，只见张啸林仰面朝天，遍地污血，张着大嘴，瞪着眼珠子，似乎表示：省长的交椅没坐过一刻，死不瞑目。

杀了张啸林以后，接着的目标便是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了。

经过仔细、周密的论证，戴笠与杜月笙留沪管家万墨林决定将此冒险任务交由傅家老佣人朱升源完成。朱升源早年曾在日商纱厂当童工，受到日商的残酷虐待，对日本人有很深的怨恨，后因病被踢出厂门。病好之后，经同乡介绍，到傅筱庵家当佣人，专门服侍傅筱庵的父亲。这朱升源为人忠厚老实，手脚又勤快，深得傅筱庵父亲的信任。

傅的父亲临终时，嘱托朱升源仔细照料傅筱庵，此后朱一直跟随服侍傅筱庵，对傅十分忠心，傅筱庵也把朱升源当作自己家里人，对他特别信赖。自从傅筱庵当了人人唾骂的汉奸后，他自知国民党在上海潜伏的军统特务不会放过自己，担心遭到暗杀，因而整天疑神疑鬼，连自己养的小妾都不敢放心去接近，但对朱升源却信任如故。让他随侍身边。朱升源由于对日本深恶痛绝，并曾私下劝过傅不要继续当汉奸，傅筱庵置之不理，朱升源对傅筱庵也开始渐生不满。

朱升源在戴笠、万墨林派来的同乡好友的策动下，接受了暗杀傅筱庵的任务。

1940年10月9日深夜，傅筱庵刚刚参加完日本人举行的宴会，喝得不省人事，回到家里，进屋之后便一头栽进床里呼呼大睡。朱升源见机会已到，拿起准备好的菜刀藏在衣服袖子里，轻手轻脚地走进傅筱庵卧室，只见傅两脚朝天，睡得正香，抡起菜刀，对准傅筱庵的肥脑便是一刀，傅筱庵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上一声，便一命呜呼。朱升源见傅筱庵确已断气，也赶紧骑上自行车离开傅家，直奔位于法租界的军统局秘密联络点而去。据说这位英雄后来见了杜月笙，并不主动邀功，而县是只想谋一份差事以过完下半生，一时在上海滩成为佳话。初困也能发财

自从到了香港，大手大脚的杜月笙坐吃山空。为了应付入不敷出的状况，他和香港的几个大鸦片贩子进行了谈判商洽贩烟事宜。

杜月笙经营鸦片，有个十分便利的条件，即抗战开始后，蒋介石把监督战场运输的任务交给了戴笠负责的军统。杜月笙到港之初，就协助戴笠成立了“西南运输处”，把江西的钨砂等战略物资及土特产品运至香港出口，把内地急需的医药等用品运送进来。

当时，广州尚未沦陷，韶关是一个重要关口，杜月笙把自己的得力帮手、“四大金刚”之一的顾嘉棠推荐给戴笠在韶关把口。有此关系，要从事内地烟土的出口，杜月笙自然是难得的人选。

经过和戴笠的协商，戴笠十分同意杜月笙的主意，还保证把大量烟土护送出口，并决定成立一个专门搞这门生意的港济公司，分别在香港和重庆设立机构。这个机构表面上由顾嘉棠负责。

港济公司成立后，香港的大烟贩便争着向杜月笙定货，据当时知情人透露，“在1939年期间，法币还没有大贬值时，他就接洽了3000多万元的定款。”可这项事务由于戴笠那边的原因而拖了下来。

1941年12月2日，杜月笙第三次由港飞渝。在他走后第六天，日军便偷袭了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其后又过三天，香港被日军占领。

香港沦陷，杜月笙无法复返，从此困居重庆。

当时，重庆是国民党的陪都，高官、巨绅、四川袍哥汇集。身边只有万把元钱的杜月笙，表面看来，上有委员长照拂，中有戴笠、孔祥熙等提携，及四川老朋友范绍增等照顾，下又有从沪迁渝的一批恒社分子的辅佐，可谓上下通达，左右逢源。但人们并没有把他怎样地放在心上。这使他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感。

杜月笙深知，像他这样孤身一人，寄居重庆，无权无势，能保护自己并打开局面的，除了钱别无它物。即使是教父，缺少了钱财，也就如同山没有了水，就失去了灵秀。为了保持自己的神通，杜月笙至渝的第一件事，便是向四川财阀刘航琛借钱。

刘航琛，是杜月笙在两年前有意结交的一位四川豪富。

刘家是四川泸州人氏，祖上经营药材发家，富甲一方。刘航琛年轻时就读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先在冯玉祥处当幕僚，后回到家乡，做了四川善后督办刘湘的财务处长。

在任职期间，刘航琛假公济私、刻意经营，大规模地开设工厂、银行，至抗战前夕，已成为“四川第一巨富”，其董事长头衔加起来比老杜的还多一倍以上。

1938年，刘湘病死汉口，与刘航琛有宿怨的军阀王缵绪代理四川省主席，上马就任第一天就发令通缉刘航琛，谓拿获后“就地正法”。刘见四川无法存身，只得避逃河内，准备再下南洋，流亡海外。

杜月笙知道此事后，即刻派人专程赶赴河内，把落难中的刘航琛接到香港自己的住处，天天山珍海味款待，又用种种方法，百般疏解刘的愁结，同时暗令陆京士，在重庆方面上上下下一一打点，又央孔祥熙出面，到王缵绪那边设法“说开”。

有了孔祥熙的面子，王缵绪再有怒气也无法发泄，只得勉勉强强一笑了之。

这样，刘航琛在杜月笙的帮助下终于重返四川。

对杜月笙的感激之情，刘航琛无法溢于言表。

有了上述这层关系，在杜月笙抵渝的次日，刘航琛就登门拜访，二话不说，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空白支票簿递给杜，并说：“杜兄，要用钱只管取，150万元以内，我的银行会当即照付，150万以上，请事先打个招呼，三天内保证调齐。”

有此襄助，杜月笙身手顿时活络起来，他先从刘的银行中贷来150万元，作为资本，又在林森路物色了一处房子。

12月8日，杜月笙正式宣布“中华信托公司”成立开张，重庆各界多有与会贺者，戴笠也跑来捧场。杜月笙自任公司董事长，以同来的二名随员、自己在实业方面的两位智囊杨管北、骆清华分任公司正、副总经理。

杜月笙开始在重庆建立了一个立足点，由于权倾一时的戴笠经常光顾，“中华信托公司”的业务进展顺利，杜的地位亦渐趋稳定。

一个多月后，姚玉兰、杜维藩等辗转千里，来到重庆，家口多了，原有的房子便显狭窄。

不久，由钱新之出面，用交通银行的资金，给杜月笙在重庆南岸的汪山造了一幢别墅，于是，杜月笙举家搬到了汪山居住。

四川省周围峰峦迭嶂，天险自成，古人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喻，成了阻隔日军的天然屏障。抗战军兴，举国富豪纷纷内迁，在这世外桃源之地，天府混成之国，筑起了一个个醉生梦死的香巢，前线吃紧，雾都重庆却是一片歌舞升平。自中日正面战场相对稳定之后，汇聚重庆的达官贵人、地方绅耆更是玩得昏天黑地。

这种社会环境，无疑又是杜月笙大显身手的良好场所，他又展开“教父”的绝技，在烟赌两业中结交“名流”、拉人缘、打天下。

杜月笙首先注意的是烟，以尽快获得大量的钱。

据范绍增回忆，杜月笙和戴笠合作开办了“港济公司”，包办了国民党辖区内的鸦片买卖，自接受定货后，杜月笙就已联络好了销烟的渠道。戴笠方面，也早已将大宗烟土准备好，只等打通最后一道关口了。

当时，在蒋管区内走私贩毒，戴笠可以为所欲为，但出口大宗毒品，必须要有财政部发的证明才能通行。由于戴笠和孔祥熙的关系一直不好，所以戴笠就一直没能弄到这张护照。

杜月笙得知中间关节后，即把老友范绍增请来，范在四川的财富、产业仅次于刘航琛，当时朝天码头一带的十里长街，十分之六七的房产皆为范绍增所有。

南京政府迁到重庆后，范绍增即将坐落在国府路上最豪华的一幢别墅“范庄”借给了孔祥熙，所以孔、范私交一直很好。

有此关系，杜月笙遂决定借范之手推开孔祥熙的大门。杜把贩烟遇到的麻烦告诉了范绍增，同时掏出一张500万元的巨额支票请范送给孔祥熙（按当时的币值，黄金才几百元1两）。范到了孔府上，几句寒暄之后，范便把支票塞给了孔祥熙。

范绍增后来回忆说，当时孔祥熙接讨支票看了一眼，笑逐颜开，连说“太多了，太多了”，一边把支票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范绍增见此事已成，就立即告辞。

杜月笙得到范的回报后，马上拿起电话，通知戴笠准备启程。

第二天，果然孔祥熙签发的财政部准许这批烟土运发的护照送到了戴笠手中。戴笠特地派了一个排武装特务，押送几十辆卡车的烟土，安全送到了广西中越边境的镇南关交货。

据范绍增回忆：“我经手一下，也分到了100万元。”

另外，王晓籁、叶焯山、钱新之、顾嘉棠等人也分别分到了5万、10万不等，而大宗烟财，则由杜月笙和戴笠两人平分掉了。

由于有了戴笠和孔祥熙的关系，“中华信托公司”的业务大为延伸，它不仅大批抢购和囤积物资，投机牟利，而且利用军统控制战时运输的关系，将触须一直伸展到衡阳等地，和日伪统治区进行走私买卖。

一次，孔祥熙在西安没收了5万余两烟土，也由杜月笙的公司运往港、沪销售。以后，凡有黑货，孔祥熙都交杜月笙“处理”。孔杜之间也因此而结下了不寻常的关系。

杜月笙除却烟财有道之外，还在范公馆的赌场上亡大显身手。

当时，坐落在来龙巷的范绍增公馆，是重庆最豪华、最奢侈的去处。范绍增有的是钱，爱赌又爱玩，范公馆便成了蛰居渝上，无所事事的达官显贵、阔佬豪少们寻欢作乐的场所。公馆门前整天车水马龙，冠盖如云，府中流水席早晚不断。

范绍增又召来一批年少貌美的歌妓女子作陪，两厢还遍布烟榻，吃喝嫖赌再加上抽大烟，真可谓样样俱全，其规模和杜月笙在上海福煦路181号开设的赌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些党国要员，从前线返渝的将领，都纷纷趋范公馆尽情享乐一番。

当时，蒋介石正在陪都重庆重弹“新生活运动”的老调，但对范公馆却例外，不仅不予查禁，警察局还专门派人在门外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多方保护。

有此佳地，杜月笙故技重演，在牌桌上赢得了不少当地实力人物的交情。

据说到范公馆参赌的人常腰缠5万元法币作为赌本。当时，一个上将的月薪是850元，二等兵月薪是22元，若将杜月笙他们的赌资拿来折算，一夜之间，桌面上就要输掉半个集团军的军饷，况且一夜“方城之战”，输赢远不止此，有时高达千万元之巨。

可是，如果杜月笙赢了钱，往往口称“笑话，笑话”，把赢来的十万、百万支票当场撕碎，于是，杜月笙的“侠义豪气”倾倒了重庆官场。

对杜月笙来说，初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赌台就是拉人情的场所，真可谓是“杜翁之意不在钱，在乎人缘之间也”。这样没过多久，杜月笙就成了在重庆兜得转的风云人物。

后来，杜月笙又凭借他的特殊地位，建立了中华贸易信托公司，设立了中国交通银行分行，他在西北金融工商界，又开始成为一个显赫的人物。杜月笙凭借这些金钱，在陪都重庆大发横财。

难怪一些国民党政要曾这样吹捧杜月笙：“抗战初期，身居上海而上海重；战事中期，身居香港而香港重；战事末期，身居重庆而重庆重。”

大亨回乡雄风大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的乞降书通过瑞士、瑞典转给中、美、英、苏四国。日本在乞降书中明确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各项规定，无条件投降。

听到这一消息时，已是午夜过后。当时，杜月笙正在梦乡，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穿着笔挺的中山装，站在一辆敞篷汽车上，缓缓地从上海市中心走过，街道两边人山人海，鼓乐喧天，人们纷纷高呼：“欢迎劳苦功高的新市长！”

他很兴奋，冲着人们频频招手。

招着招着，他醒了，发现原来还躺在淳安的关帝庙中，但外面却人声鼎沸，鼓乐喧天。

“大哥，日本投降了。”

顾嘉棠从外面进来，顺手打开了桌上的收音机。收音机里，重庆的女播音员依然在播送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大哥，这会儿总算熬出头了，八年抗战，八年艰辛，还好，总算没白熬，回上海去，你就是堂堂的市长啰！”

“上海这个烂滩子，也不容易收拾啊！”此时，杜月笙俨然是以一市之长的身份在思考、说话了。

戴笠不在身边，杜月笙只好自己决策。他派徐子为速去上海，命令汪伪军内潜伏人物立即率部起义，同时又致电徐采丞，要他通知“恒社”及帮口弟兄，准备策应戴笠的“忠义救国军”进城，做好接收工作。

隔日，戴笠、梅乐斯赶回淳安，与杜月笙紧急会商，布置军统局、中美合作所和忠义救国军接收上海的具体计划，并令陆京士立即出发，率部进入上海，相机处理政务，暂时维持秩序。

当天，陆京士就率部沿富春江出发。戴笠的军统特工人员和杜的部下混合组成的忠义救国军，也从上海郊县向市区推进。

国民党蒋介石夺得了上海城，杜月笙也异常兴奋。这时的杜月笙，既有八年离乱一朝回乡的兴奋感，又有从此回归沪上旧基地、不再流落他乡、寄人篱下的解脱感。

1945年8月28日，杜月笙在淳安度过了58岁生日之后，便以“苏浙行动委员会主任”的头衔兴冲冲地带着自己一批随从，在军统特工和卫队的护送下，拔锚起航，衣锦还乡。

虽是初秋时节，但骄阳满天，山色翠绿，一切都给人一种蒸蒸日上的感觉。

杜月笙乘坐的船沿富春江东下，在杭州南星码头靠岸，汪伪浙江省主席丁默邨以地下军统人员的下属身份，亲自到西湖之滨迎接这位顶头上司、“主任委员”。很显然，权倾一时的军统局长戴笠，尚是“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和“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副手，对身为正职的杜月笙，丁默邨当然是更不敢怠慢。

从上海专程来到杭州接驾的徐采丞告诉杜月笙：奉周佛海之命，上海对杜主任的荣归，将举行盛大的欢迎会，不但夹道迎接，还准备在从北站到华格臬路杜公馆的几条大马路上，遍搭彩楼，以壮观热烈的场面，迎接“抗战功臣”杜月笙的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