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又过了个把钟头，忽听得“咣啷”一声铁门拉开，汽车“嘀嘀”一叫，不知从什么地方走出五六个人来恭候着。黄少奶奶与账房先生马上从凳子上跳了起来，赶紧下台阶，堆起笑脸向汽车迎了上去。小汽车在水门汀地上沙沙滑过，近了，就到眼前了，似乎马上就停下，突然，一个拐弯，绕道向后院开去。车上坐着的杜先生模样，一晃而过，两人都没看清。

账房先生连忙拉拉黄少奶奶衣襟，少奶奶会意，将手提包打开，取出两根黄灿灿的条子，交给账房，账房快走几步，向一个管事模样的人一鞠躬，递上去一个红包。

“我家少奶奶一点礼物送给杜先生，请您转交。”

那管事模样的人收了红包，往口袋一塞，再接过两根条子，转身穿过大客厅往后院去了。

又过了半个钟点，那人出来回话：“喂，算你们好运气！礼物杜先生收下了。你们托的事，他正在办。下午就是为你们黄先生的事到警备司令部去求情的。等事情有了眉目，让杨管北先生转告。回去吧！”

听了这几句话，黄少奶奶已是十分知足，她千恩万谢地离开杜宅，回家等消息。

过了两天，这桩官司总算有了着落。杨管北告诉黄少奶奶，杜先生经过多方活动，可以保释黄振东，但要向当局捐助四十万元。陈群、杨虎有了几十万元可以拆账，自然不声不响了，而杜月笙获得个名利双收。

从此，黄振东便把杜月笙当作天大的恩人，保全了他的性命，又保住了财产，琢磨着以后要在上海滩把公司开下去，非得杜的保护不可了。于是他又去求杨管北介绍，向杜月笙磕头拜师。两三年以后，杜月笙在自己的老家——浦东高桥建造杜氏家祠举行落成盛典时，黄振东特意用十万元高价，在江南造船厂定制了一艘华贵的游艇，定名“月宝”，送给杜月笙专供游览浦江之用。这是后话，在此提过。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又说纸包不住火。这“抵货会”以抵货为名，行敲诈之实的行径，渐渐为外人所风闻了。这事传到成立不久的南京政府里，几个部长向蒋介石反映，蒋不得不下一道训令，对上海“抵货会”训斥一番。这一来更加引起上海舆论的指责。

杨虎、陈群坐车来杜宅商量办法。

“强龙不压地头蛇。上海滩头，杜先生是老土地。这股指责之风，得由杜先生想办法平一平。”一阵沉默以后，杨虎提出意见。

“要我去封封口，摆平一些赤佬，勿让伊拉瞎讲八讲也可以，不过，要借用杨司令手里的指挥刀……”

“什么？借我的刀？硬来？”

“勿是，勿是！”杜月笙连连摇手，“这桩事体也凑巧，昨日夜有个叫叶鸿英的布店老板，来我这里哭鼻子。伊讲我伲‘抵货会’的尹志衡向他敲了一笔竹杠……”

“有这样的事？”陈群心里一亮，觉得这是送上门的替罪羊，可他不先提出。

杨虎忍不住地一拍巴掌，喊道：“好呀，这不是现成的替死鬼吗？”

“所以我讲，要借杨司令的刀用用。”说得三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三只头聚在一起，悄声地商量着具体步骤。

第二天，天后宫的粉墙上，贴出一张布告：

查我会成员尹志衡，利用抵制日货的职权，行敲诈勒索之勾当，情节恶劣，影响极坏。身为执法人员，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今已逮捕送警备司令部法办。

此布

1927年某月某日

经济绝交大同盟

三天后，杨虎便以警备司令的名义，把尹志衡枪毙了。

大年夜，是上海滩头一年中最微妙的一个夜晚，也是杜月笙府上最热闹的时节，特别是他自白相界进入政界、商界以后的第一个旧历年，就更加重视了。这天的头一桩大事，是准备压岁钱。

吃过年夜饭，杜月笙就让顾嘉棠与叶焯山协助管账先生杨渔笙去通商银行提“红包”。在这大年夜的除夕，照老规矩全市店铺，通宵营业，而且生意兴隆。因为有许多人，非到这一年的最后一刻，不去买年货；确也有许多人，非到最后一刻，总拿不到他最需要的钱财。这也是中国的老传统，大年夜是要账的最后时刻，到了年初一，便不准再去讨账了。所以欠账的人只要躲过这一关，也就可以松口气了。虽然是洋派的银行，也非可免俗，这晚照例开门到十点才打烊。

杨渔笙三个坐汽车到通商银行门口，银行账房田洪元就迎了出来，把他们三人领进写字间，打开桌子上一口大皮箱说：

“杨总管，铜钿银子的事，得当面点清楚，不可大意。这是替杜先生准备的两千‘红包’。”

杨渔笙卷起袖子管，一五一十点起来。这是两块银元一包的“大路货”，年初一时，发给到杜府来拜年的一般司机、侍役和巡捕、小流氓的，每人一包。等杨渔笙点过数，一个勿缺，便关箱锁好，交给顾嘉棠后，田洪元又从橱子里拎出一只旅行箱，放到桌子上，打开。那是金光灿灿的金币。田洪元等三个人欣赏够了，才慢吞吞地说：

“照杜先生的吩咐，金‘四开’（金币）两百只，金洋钿五十个。请当面点清！”

“哎，棠哥，这些金玩意送给谁的？”叶焯山是头一次来取红包，对杜府分压岁钱的档次不清楚。

“送给谁的？是送给明天朋友、徒弟们带来拜年的孩子们的；这金洋钿呢，是专门送给明天来拜岁的干儿子、干女儿、干孙子、干孙女的。”顾嘉棠以精通杜府事务的口吻回答，然后又请杨管家证实：“杨先生，我说得可对？”

“对，一点不错。我们杜先生做事讲分寸，什么人领什么赏。”

杨渔笙点清数目后，锁上箱子，交给叶焯山，而后在银行的账单上签名盖章。办好手续后，三人护着两箱子钱钞上车回杜公馆。

十字路口，车子停了，交通灯的红光射在顾嘉棠的脸上，他皱了一下眉头，掏出怀表一看：九点半。他想起杜月笙的老规矩，除夕之夜，必定要在家洗个热水澡，从头到脚让年轻的女佣细细地擦，轻轻地洗，软软地捏呀揉呀，又从里到外，全都换上新的用香草熏过的衣衫鞋袜，而后抽两筒鸦片，再从这间转到那一间，将全宅每个房间兜一转，每间屋子都高烧两支红烛。这一切功课完成后，大约总在十二点钟光景，他才上床歇息，准备明天的接客与拜客。这些“红包”只要在十一点前运到，便可以了。

“现在时间还早，”坐在司机旁边的顾嘉棠回过头来，向后座的叶焯山与杨渔笙提议：“我们弯到南京路、四马路一带去‘轧轧闹猛’，好不好？”

“这许多铜钿银子在身，恐怕……”

“哎，怕什么？我腰里的家伙是吃素的？”叶焯山拍拍腰间别着的左轮手枪，“再说，我们又不下车找野鸡，谁敢来动杜先生的包车。”

“听说，南京路上的商店，至少有四五十家过不了年关，单是房租，就积欠半年多。房东方面已要求英租界巡捕房发封，后来不知道怎样解决的。我们车子开慢一点，一路看过去！”顾嘉棠最后决定了。

汽车在南京路上由东向西缓缓地滑行着。过了江西路口，忽然看到一家大店紧闭铁栅门，门上挂了张红纸条。上面写着“清理账目，暂停营业”八个毛笔字。“哦，这便是倒闭！”后来又看到几家店门紧闭，门上密密麻麻横七竖八地贴满了客户的“飞票”。最令人触目的是一家绸缎老店，漆黑的门面上，一个很大的白纸斜十字一一地方官厅的封条。

路上汽车一辆接一辆，嘀嘀喇叭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看看两边店铺，灯光明亮，顾客稀稀拉拉；连最热门的南货店也冷冷清清，不出生意。

车子开到南京路贵州路口打弯，来到短短狭狭的贵州路上，却另有一番景致。一些戴鸭舌头帽子的男人在游逛着，几群穿绯红色的蹩脚人造丝旗袍的浓妆青年女子，在人群中穿来荡去拉生意。鸭舌头帽子的男人趁机向浓妆女子的脚边乱扔“掼炮”，啪啪啪响声不绝，拉生意的女子咧开红嘴唇笑着，她们迷信：“愈响愈发”。

汽车慢慢地爬行，啵啵乱叫着，终于开到新光大戏院门口。上一场还没散，戏院门里门外挤满了人。最后一场票子全部售光。汽车开到北京大戏院，门口照样是密密麻麻的人层，似乎比“新光”还要挤些。

“哦，原来大年夜的闹猛在电影院！”叶焯山恍然大悟。

“老弟，你可晓得这里面的讲究？”杨渔笙以深通世务的口气说：“那些躲债鬼在大年夜无处存身，戏院老板有门槛，大发‘善心’，开几场高价通宵影戏。谁想躲债，只需花几只角子买张票，往戏院里一坐，躲过债主逼讨。影戏一完，走出戏院便跨入了年初一，谁也不能讨旧账了。”“嗨，这票生意做得巧哇！”叶焯山叹服了。

“你猜猜，今年南京路上的生意哪家最兴？”不等别人回答，杨渔笙自己接着说下去：“哈哈，只有两家半——三阳南货店和五芳斋糕团点心店。那半家呢？听说是冠生园。”他们一路说着，猛听得嘀嘀两声喇叭，抬头一看，到家了。

取回了“红包”，连同司机四个人在厨房里吃喝着。洗好澡的杜月笙已是面目一新，嘴上咬着象牙烟嘴，踱将进来：

“依几个辛苦了！鸡、鱼、肉挺吃，勿够向大菜师傅要。不过——酒少喝点。每人拿两只金洋钿压压袋，发个利市。”

“谢谢杜先生！”流氓自有流氓债

虽说杜月笙已有“教父”之称，在上海滩上的地位举足轻重，甚至可以说是至高无上，但有一件事却让他一直气不顺，那便是他的大老婆沈素娥。

且说杜月笙与沈素娥结婚后，整日忙里忙外，新鲜劲很快过去了。沈氏一个人独守空房，难免生出些寂寞。她是苏州人，小时候是在表哥家度过的，因而，她常常想起那竹林、茅舍和月光下的小河及河上弯弯的小桥。表哥时常拿着一只洞萧在河边吹奏，少年的沈素娥时常静静地双手托腮听着那动听的乐曲。而杜月笙呢，偏偏在忙碌中又看上了别的女人，这女人叫陈帼英，是个舞女。

杜月笙平日喜欢嫖赌，对抱着女人的细腰嘭嚓嚓地跳华尔兹，他并不感兴趣，他喜欢的是抱着女人上床，所以不大高兴去跳舞。

有一次，张啸林硬拉他到丽都舞厅去跳舞，正好碰上走红的陈帼英。

旧上海素有“东方不夜城”的美称。每当夜幕降临，舞厅的霓虹灯此亮彼暗地闪烁起来，人口处极其性感的红舞星巨幅照片特别醒目。衣饰华美的众多舞客，兴致勃勃地步入舞厅。随着优美的舞曲奏响，舞客和舞女成双成对步入舞池。

1843年上海开埠后，西方的交谊舞厅开始传入，但当时只是洋人的自身娱乐活动。上海最早出现交谊舞是在外白渡桥的礼查饭店，稍后又有与国际饭店相邻的卡尔登戏院。每逢周末和星期天晚上，这两个饭店就举办不对外售票的“交际茶舞”，这是上海公开开设交谊舞场所的开始。从此，交谊舞在上海盛行起来。

上海最早开业的营业性舞厅是“黑猫舞厅”“月宫舞厅”等。到了三十年代，舞厅蜂拥而起，独领上海滩风骚。头等舞厅有静安寺的百乐门，江宁路的大都会，南京西路的仙乐斯，西藏中路的米高梅，等等。这些舞厅装潢华丽，设备高档，舞女年轻貌美，技艺娴熟。延安东路的新大华，黄陂路的维纳斯，南京西路的大沪，位列二等。大世界和永安等游乐场附设的舞厅，各居下等。还有些像大华饭店、华懋饭店和卡尔登的舞厅，则是西洋风味的外国舞厅，其规模设施，豪华奢侈，只有显赫的社会名流才能光顾得起。此外，一些小型舞厅也应运而生，如“夜总会舞厅”、“惠令登舞厅”、“逍遥舞厅”等等。这些小舞厅收费低廉、舞女伴舞五至八次才收费一元，光顾者都是商贩、中小工厂的老板及职员等。

舞厅是靠舞女唱“主角”的，所谓舞女，是以伴舞为职业的女性，人称为“龙头”，舞客则被称为“拖车”。舞客邀舞女伴舞，行话称“拖车配龙头”。按规定，舞女必须领取从业执照，方能在各家舞厅中伴舞。上海领有执照的舞女最多时达一千多人。舞女的来源有小职员、公务员、逃妾和侍女等等，他们多为生活所迫而沦为舞女。有一个叫李菁的少妇，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看着老母亲和嗷嗷待哺的一双儿女，她忧心如焚，整日以泪洗面。最后，她画了眉毛，涂了口红，到维也纳舞厅当了舞女。美国水兵都喜欢让她陪着到处兜风，三天两头开吉普车来接她。人们称她为“吉普女郎”。由于过分劳累，她患了严重的心脏病，卧床不起，终于命归西天。

舞女中也有些竟是十几岁的中学生。父母虽然贫困，却省吃俭用，积攒点钱送她们上学堂，她们为了减轻父母负担，白天到学校读书，晚上则借口有事出去，实际上是偷偷地到舞厅伴舞。有一个中学生姚梅碰到的顾客竟是隔壁邻居；第二大晚上，父母问她上哪儿去。她起初支支吾吾，看父母问得紧了，不由得放声大哭，父母也陪着落泪。

舞女的收入一般以舞票为主，每次以舞票多少与舞厅老板拆账。最走红的舞女可得约十分之七，次一等的约十分之六，末等的不到十分之五。舞女并不能全部拿到拆账后的钞票，还要遭受“舞女大班”的“提成”。舞女大班是一种“抬脚大班”，实际上是地方上的恶霸流氓。另一种大班是介绍舞女陪客、伴舞的“望台子”的舞女大班，实在像工厂里的女包工头。他们负责向舞厅推荐舞女和介绍生意。“舞女大班”每天要拿去舞女收入的十分之一二。经过舞厅老板和舞女大班的“提成”，舞女能拿到手的钞票只有一点点了。还有的舞女居然“吃汤团”，也就是没有一分钱的收入。

舞女都希望舞客的施舍。舞厅则规定，舞客每去买一瓶十几元昂贵的香摈，舞女可得一元二角。一曲终了，舞客喜欢请舞女一起喝香槟。如果舞客不买的话，舞女常常要明指暗示，这时舞客往往很有派头地掏钱买香摈。有时，乐曲声中，舞客将一条藏有钞票的花手绢悄悄塞到舞女手中，舞女则报以甜甜的一笑，伴舞更尽心尽力了。舞客送钱给舞女，不能让侍役转递，又不能到舞厅外送，于是就采用这个办法。

少数红舞女，像大华舞厅的陈雪莉、爵禄舞厅的李丽娜，凭着过人的色艺，倒也收入颇丰。但她们只是上流社会的玩物。大多数舞女，步入舞厅犹如跌进火炕，人前强颜欢笑，人后以泪洗面，还有的舞女沦落为娼。

所以，很多舞女都是趁着年轻貌美走红时，嫁一富庶的男人，以便终身有靠。

陈帼英就是这样做的，她先是一个中学生，初二那年15岁，因家里太穷，便在晚上悄悄地出去扮舞。扮到18岁，扮成一个亭亭玉立、丰乳细腰肥臀的大姑娘，舞客们人见人爱，很多人都想把手往她那肥嫩的屁股上搭。但陈帼英都婉言相劝，请舞客尊重些。

当杜月笙来到丽都舞厅时，老板请过陈帼英，杜月笙立刻被她的美艳与气质给震住了，半天说不出话。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杜月笙先生。”

陈帼英在上海滩，当然知道杜月笙的大名，立刻高度投入地跳了起来。对跳舞无大兴趣的杜月笙，竟如魂牵梦绕一般，随着那动听的乐曲，飘飘欲仙。临走时，杜月笙就有些依依不舍了。后来，因忙于贩鸦片开赌场，没有时间再相会，但有时想起，心里总是油然而生出一种向往和怀念之情。

此段因缘，不知怎么被谢葆生知道了。

谢葆生原是沈杏山的手下，被杜月笙拉过来后，依然在沈那里卧了几年底。后来，沈杏山被杜月笙彻底打败，他才正式打了杜月笙徒弟的旗号，兴高采烈地倒戈过来。只是因为这小子爱财如命，马屁拍得山响，杜月笙心里并不喜欢他。

谢葆生过来后，就用昔日积攒的钱，开办了仙乐斯舞厅。开舞厅须对付三教九流的人，必须得有个靠山、背景，以镇住捣乱寻隙生事的人。杜月笙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但由于杜心里讨厌谢，所以接到发来请求剪彩的大红喜帖，就来了个婉言谢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