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克武回到东京时，正值漫天飞雪、天寒地冻的隆冬时节。

对中国留日学生而言，这个冬天异常的寒冷。因为他们遭遇到派遣国与居住国的两面夹击，心灵上承受着寄人篱下的尴尬与屈辱；他们的人格遭到恣意地侮辱，他们的尊严被人踩在脚下。

在东斌学堂学生公寓，但懋辛正起草一份传单，见熊克武顶着一头雪花站在门外，急忙放下纸笔，起身相迎，高兴地说：“锦帆兄，这么快就出师了？”

熊克武得意地拍拍胸脯说：“这世上没有我熊克武学不会的东西。”

但懋辛接下熊克武背上的包袱，笑着说：“你就吹吧，只是别把牛皮吹破了。”

熊克武一屁股坐在床边上，开口便问：“最近怎么样？”

但懋辛说：“最近很好。我们四川分会又加入了十几个新同志。黄树中他们也回来了吗？”

熊克武说：“都回来了。”

但懋辛长长地舒了口气，说：“这下我终于解放了。你不知道，这段时间分会的事情千头万绪，都压在我一人身上，把我累惨了。”

熊克武板着面孔说：“革命工作，怎么可以叫苦叫累呢。”

但懋辛在熊克武肩上拍了一掌，说道：“别跟我玩假正经了。只要是人，就得吃喝拉撒睡——哎，告诉你一个特大新闻。你知道吴樾吗？”

熊克武说：“知道呀，《民报》上不是介绍过他吗？安徽桐城人，光复会的骨干，写过一本名叫《暗杀时代》的奇书。其中有句话被人称作经典名言：‘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但懋辛顿了顿，语气沉重地说：“可他最近——殉国了！就在几天前。”

熊克武“腾”地站起身来，叫道：“殉国了！几天前？怎么回事？”

但懋辛从书堆里抽出那张《民报》特刊，递给熊克武说：“你自己看吧，他一个人单枪匹马，在火车上暗杀五大臣。”

熊克武接过报纸，顾不上看，接着问：“他不是要杀慈禧、杀铁良吗？怎么改杀五大臣了？哪五个大臣？”

但懋辛说：“他原来是计划杀铁良的。二月出了王汉杀铁良未遂事件之后，铁良不敢再轻易出门，而且加强了警卫，戒备森严。吴樾在北京待了几个月，一直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后来清廷派遣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商部右丞绍英、湖南巡抚端方一共五个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吴樾认为，倘若这五人考察归来，帮助清廷施行伪宪政，足以麻醉人心，延长清廷的寿命。因此决定改变暗杀目标，对这五人下手。”

熊克武着急地问：“那结果怎么样呢？成功没有？”

但懋辛说：“9月24日那天，五大臣在北京东站上火车。吴樾化装成仆役，带了炸弹，混上火车。不料因车身与火车头连接的震动，使吴樾怀中的炸弹撞针引爆了火药，吴樾当场牺牲，五大臣中只有两人受了轻伤。”

熊克武沉闷了半晌，扼腕叹息道：“‘出师未捷身先死’，又是一个史坚如啊！真是可惜！”

但懋辛接着说：“吴樾身边的一个同志说，他先把自己弄哑了，再伺机行事。怕万一被捕后，受不住严刑拷问，供出了自己的同志。”

熊克武感慨地说：“用心良苦，大有豫让吞炭之遗风！令人钦佩。像他这样明知必死却义无反顾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壮士。”

说话间，忽听得外面人声嘈杂，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懋辛急忙拉上熊克武向操场奔去。

一大群中国留学生聚集在告示牌前。告示牌上赫然写着：“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学生们议论纷纷，有的在骂娘，有的在抱怨，也有几个站在一边幸灾乐祸。

熊克武和但懋辛挤上前去。熊克武小声念道：“来日留学者需持清国公使介绍信，接受留学生的学校应安排学生住在宿舍或学校监督之民宅，禁止学生脱离学校任意租房。”

但懋辛接着念道：“限令各生于29日前呈报原籍、住址、年龄、学历等，若逾期不报，将对该生不利。”

熊克武跨上一步，一把扯下告示，撕成碎片，大声说：“什么狗屁规则，限制我自由，侮辱我人格，践踏我民族尊严！日清政府狼狈为奸，欲扼杀革命运动，置我等于死地，我们决不可束手就范。”

学生们群情激愤：“对，我们断不可接受！大不了罢学回国。”

站在边上的一个学生跳上花台，大声说：“同学们冷静！政府也是为我们的前程着想。若是成天在外面东游西荡，不安心读书，荒废了学业，将来何以报效祖国。”

熊克武几步冲到花台前，将那学生拉下台来，指着那人的鼻子骂道：“你这狗奴才，也配说‘报效祖国’！你不过就是个公派留学生嘛，官府几个臭钱就把你给收买了，连人话也不会说了。要献媚邀宠，到你主子那儿去，别在这儿丢人现眼！”

学生中有人高喊：“打他，打死这败类。”

几个学生拥上前来，揪住那学生一阵暴打。

但懋辛跳上花台大声喊道：“各位住手，打架不能解决问题。当务之急是马上联络各校同学，向当局抗议。”

熊克武说：“对，我们不能任人宰割。大家分头行动，号召全体留学生起来抗争。”

在对待《取缔规则》的问题上，同盟会内部存在着严重分歧。

秋瑾和熊克武等人认为：日本政府的这个所谓《取缔规则》，摆明了就是冲着同盟会的革命活动来的。真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下一步就该是日本人出面替满清政府“清理门户”了。既然《取缔规则》已激起了留学生公愤，为什么不借此机会跟政府当局抗争，号召大家罢学回国，至少也该组织一次声势浩大的来表示抗议。

汪兆铭、胡汉民和朱执信等人却表现得理性一些，主张先派代表跟公使交涉。他们认为：日本现有中国留学生八千多人，其中有官派的，有自费的，有倾向革命的，有看重前程的，也有无所事事、日嫖夜赌的，成员太复杂。应该给大家一个缓冲的时间。跟公使交涉肯定不会有什么结果，但这个程序不可缺少。一方面，我们做到了有理有节，另一方面，也可以打消部分同学对当局的幻想。

朱执信说：“我们的同志正在联络各校，是一定要组织的。不仅东京的学校，京都的学校也要发动起来。当局不收回《取缔规则》，这课就要一直罢下去。至于全体回国，那是很天真的想法。并不是每个留学生都跟我们一样，为了革命而义无反顾。即使回去了，我们的革命活动就不受限制了吗？在这里，大家还可以抱成一团，回去以后，到处都是清廷的爪牙和鹰犬，我们能有多大作为？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当忍辱负重，不可因噎废食。”

熊克武对此说法大不以为然，情绪激动地说：“照你这么说来，我们每天在这里发发传单，开开会，再发表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清政府就垮台了，革命就成功了？”

朱执信平静地说：“锦帆小弟啊，革命是一件大事业，不可急功近利，不可求速成。正如陈天华兄所说，我们从前搞的是‘英雄革命’，今后应当从事的是‘国民革命’。到了绝大多数的同胞都认识到革命的意义，有了革命的需要时，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何愁革命大功不成，何愁清廷不灭！”

熊克武站起身来，边走边说：“那你们就慢慢等吧，我可没那么好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