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方原本是可以逃脱的。

黄方被熊克武推出门后，和张培爵立即返回楼上客房，各自换了一身破旧的长衫，拿帕子把头一包，便从后门溜了出去，叫了两顶轿子，一直来到武侯祠外。有巡警见轿子捂得严实，心中起疑，遂将轿子拦下。拉开帘子一看，发现二人坐着体面轿子却身穿破旧长衫，更是疑窦横生。于是不由分说，要将二人拿下。黄方眼快手疾，撂翻两个巡警后，一个纵步跃上了围墙。回头见张培爵已被巡警擒住了双臂，难于脱身，情急之下又跳下围墙，拔出手枪迎了上去。巡警们见状，丢下张培爵，发疯似的扑了上来……

“其实，黄方的手枪里并没有子弹，不过是想吓唬巡警。”谢持神情沮丧，接着说，“就在昨天，打入新军的伍安全在凤凰山营地被捕杀，其他被捕的同志也很有可能在近期被处决。”

“必须马上设法营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被杀害。”熊克武果断地说。

“可是目前形势如此严峻，我们自身尚且难保，如何救得了他们？”谢持有些为难。

熊克武思索了片刻，忽然眼睛一亮：“有了！国学馆有位我井研的同乡，这人在成都很有声望。请他帮忙，应该没有问题。”

谢持说：“你是说廖平先生吧？我知道此人，成都学界的名流，张之洞的高足，‘一生不做官，桃李满四川’。若是他肯出面，也许会有一线希望。”

熊克武说：“对，就去找他。”

谢持说：“那么好吧，你看我能做点什么？”

熊克武说：“这件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设法去查一查，看看是谁出卖了我们。这人必须尽快除掉，要不然后患无穷。”

谢持说：“好。我也正有此意。”

从廖平先生那里得知，官府扬言将按名册拿人，在成都绅、商、学、军界引起极大的恐慌。尤其是学界，平日里慷慨激昂的那些人，有的装病不出，有的三缄其口，有的逢人就发表声明，说自己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好好先生，还有不少的人不辞而别，销声匿迹，弄得好几所学校陷于半瘫痪状态，教学秩序全被打乱。高等学校总理——一位与总督平起平坐，且受到总督相当尊敬的翰林院编修胡雨岚闻讯后，大为恼火，正打算邀集省城各学堂监督和有名望的绅士，商量如何应付官场败类，抵制他们“假公济私，摧残士气”。在他看来，所谓的“革命党”不过是一些求治心切的浮躁青年，并不是官吏们想象的破坏分子，更不是所谓的暴徒。只要各地官吏一心一意奉行新政，励精图治，政治一清明，民智一开通，这些浮躁青年自然也就无话可说了，所谓的“革命党”也便不剿自灭。

通过廖平先生引荐，熊克武拜会了胡雨岚总理。听说成都县衙还打算把案情扩大，想趁机在学界多逮些人，杀一杀学界的嚣张气焰，并借此机会多开几个保案，多升几个官，多立几次功，这位儒雅的学界元老禁不住脱口骂道：“这些过场都是王棪那狗官搞出来的！看到这几年的学界出了些风头，他眼睛红了，良心黑了，竟然想拿四川读书人的血来染红他的顶子！好吧，他有胆量让他只管搞，我倒要去问问赵总督，如果他也有着同样的盘算，大不了上一趟京城，告一次御状。我就不信，四川这片天空他们能够一手遮完。”

胡雨岚当即约上翰林学士伍菘生等人，直赴总督府，面见赵尔丰，痛陈利害，力主宽仁。胡雨岚说：“政治不良，年轻人谋求改革是出于爱国之心，若加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动辄杀人，后果将不堪设想。”

赵尔丰十分清楚胡雨岚等人在四川的分量，怕事态扩大，难以收场。从名册上看，不仅有大量学界人士，军界的人数也不少：其中有武学堂学生，有新军弁目队军士，还有派到巡防营任哨长、哨官的下级军官。而目前所获，除一份名册之外，没有任何足以证明这些人谋反叛逆的证据，比如印信、旗帜、谕帖、公文、信函之类。抓获的人身上，除黄方有一把仅作摆设的手枪外，并没有刀枪、炸弹之类的凶器，甚至江湖人所必需的解手小刀都没有一把。以至于幕僚们也说，几个赤手空拳的斯文人，哪里像造反的。如果说他们也是革命党，那才是天大的冤枉哩。

胡雨岚说：“那个名册说不定是个别官员有意假造来加重案情，邀功请赏的；或者是破坏分子使出的反间计，以混淆视听，制造混乱。如果按名缉拿，必定会弄得人心惶惶，把人逼上梁山。”

赵尔丰权衡再三，决定采纳众议，不再株连，只把案子限于捕获的几人身上。而黄方等人虽然自认是革命党，却又查不出他们作乱的确证，只得交承审局讯办。

黄方等人终于逃过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