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号作战

1944年，是中国人民坚持全民抗战的第七个年头，用中国战区蒋介石总司令的话说，这一年是“危险最大且忧患最深的一年”。照说这是不应该出现的情况，日本这个弹丸岛国，经中国人民七年来的抗击、消耗，该是气数已尽了。蒋介石看到了日军的穷途末路，却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竟然险些成为他们的陪葬品。实事求是地说，这一年国民党中没有任何人想到，在胜利曙光的映照下，还会栽这么一个大跟头。

在这之前，也就是1943年年底的时候，整个世界战争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逆转。欧洲、太平洋两大反法西斯战场，几乎同步转入了战略反攻阶段。对日本实行全民族抗战已有六年多的中国战场，这时也正处于由战略防御向战略反攻转变的过渡阶段。为迎接反攻作战的到来，蒋介石已命令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着手筹划和制订后期的战略方针。

为制订反攻作战方针，1944年2月，蒋介石在南岳召开了第四次军事会议。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向参会的将领们通报了国际战局的大好形势，明确谈到对日抗战转折点和反攻阶段已经到来，并作出相应的军事部署。其战略方针有一个关键词叫配合，也就是蒋介石说的“总反攻，以配合盟军行动为有利”。蒋介石关于配合盟军行动的思想，产生于1941年12月8日这一天。

1941年12月8日，本是一个平常的日子。而就在这一天，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它改变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和力量对比，世界战争的进程从这一天起发生了转折。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珍珠港事件。

东京时间8日凌晨1时30分，183架日本飞机飞临毫无戒备的珍珠港上空，随着呼啸倾泻的炸弹、鱼雷，美国在太平洋上最大的军事基地顿时变成一片火海。在日机轮番轰炸的袭击下，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40余艘舰艇被炸沉，188架飞机爆炸起火，4500名官兵伤亡。当美国人得知这一消息后，大都呆若木鸡，悲极而泣。

在事变的前一天，华盛顿还在进行美日谈判，日本的欺骗伎俩和太平洋上的巨大损失，让坐在轮椅上的总统罗斯福表现出罕见的愤怒和激动。

珍珠港事件，正好印证了中国人形容蠢人的一句老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政府官员正是这类愚蠢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美国人自以为聪明，采取中立的态度和立场，向交战双方输送大量军火。黄金、白银滚滚而来，大发战争之财。结果是自己酿出的苦酒，还得由自己把它喝下去。

美国总统罗斯福如果能站立起来的话，他一定会暴跳如雷。然而，多年以前的那场小儿麻痹症使这位59岁的总统下肢永远瘫痪了。他那天只能坐在轮椅上，通过广播向美国民众发表讲话，挥舞着拳头发誓要报仇雪恨。罗斯福的广播讲话，在世界上得到强烈的反响，除道义上给予同情外，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掩饰不住自己的激动和兴奋。丘吉尔的嘴里叼着一支黑熊牌大雪茄，刚听上一段罗斯福的讲话，他便激动地鼓起掌来，大叫着说，好啊！我们从此不会单独作战了。

同丘吉尔的举止截然不同的是蒋介石。那天，蒋介石正忙着批阅文件，室内的电话响了。蒋总司令心不在焉地拿起电话，电话那头是中央宣传部的董显光，他向蒋介石报告了这个惊人的消息。蒋介石突然从座椅上弹了起来，一贯表情严肃的蒋总司令，放下电话，在室内手舞足蹈地转了好几圈，他知道自己的命运从这一天开始，必将发生一场戏剧性的变化。

苦撑苦熬的蒋介石，从珍珠港的火海中，发现了一个坚强的同盟者。同在一个战场，面对着同样一个敌人，蒋介石不再孤独，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抗战政策之成就，至今已达于顶点。”

从此，蒋介石便牢固地树立了“配合同盟军行动”的战略思想。

蒋介石没有了孤军奋战、前途渺茫的担心之后，便产生了其他的负面影响，那就是坐观等待。他迫切希望世界战争格局发生变化，最好是闹他个天翻地覆，举世震惊。时任最高统帅的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深知蒋介石消极的持久消耗的战略政策。他曾致电蒋介石，有如下一段话：

我军最高战略为消耗战，在中印缅公路未通以前，如何善为运用现有兵力，以待盟军联合反攻……得以支持较长时日，想均为钧座明鉴之中。

白崇禧在这里把蒋介石消极抗战的指导思想披露无遗。这个指导思想直接影响着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参战部队的思想和斗志。上上下下都清楚日本的最后失败已不可避免，那么保存实力，坐等胜利自然就是上上之策，何必再去与日军死拼呢？抗战意志颓废，从军委会最高决策者的蒋介石，到战区司令、集团军司令，乃至军长、师长，几乎再难见到抗战初期以来决一死战的雄心斗志。

日本侵略军的日子同中国军队的情况截然相反。随着反法西斯同盟军在世界各战场上的大反攻，日本在亚洲所面临的战局也日趋严峻。美国军队在太平洋上继续扩大攻势，致使从东南亚到日本本土的海上交通线被切断。这样一来，从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经中国到朝鲜釜山的大陆交通线，就将成为日军坚持东亚大陆作战的生命线。然而这样一条大陆交通线，目前还没有完全贯通，其中在中国的河南、湖南、江西及广西等地，还由中国军队所控制。因此，打通大陆交通线，将是保障东亚大陆作战的关键。

日本参谋部作战部长真田穰一郎少将，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他们开始着手制订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计划。在制订作战计划的这个时间里，美国空军从中国机场起飞，对东北、日本本土以及东海的海上交通线等重要目标进行空袭，使日本大本营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为此，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特意向真田和服部询问，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中，可否加入压制盟国空军在中国活动的作战计划。他们就此进行了具体研究，最终在战役计划中加入了摧毁中国大西南的美军轰炸机基地的方案。

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在给日本天皇的上奏中，把这个战役意图表述得清清楚楚：

摧毁中国西南要地的敌军各机场，以保本土及中国东海的防护安全为第一目的。打通大陆交通线，即使在海上与南方的交通被切断，也可以经过大陆运输南方的物资，以加强战斗力，为其二目的。同时作为附带收获，可以取得敌占区的钨矿等重要资源。

基于这些考虑，日本大本营决定改变作战方针，在太平洋上尽力阻滞美军的攻势，在大陆上打通和确保中国大陆交通线。通过这条交通线来维系与南方50万军队的联系十分重要，于是他们决定进行一场纵贯中国大陆的大规模野战战役。当然在打通交通线的同时，希望能与中国军队展开主动会战，最好是消灭中国军队主力，以便彻底消除中国军队配合美军在中国东海登陆的可能。

日本大本营的这个战役计划，要是放在七八年前，那完全可以说是非常完善的一项战役设计。然而这个看上去一箭三雕，甚至是一箭四雕的美好计划，就是在日本大本营内部，都遭到了非议。首先提出反对意见的是陆军省军事课长西浦进，他反对的理由很简单，这样大规模的作战态势，需投入庞大的军事力量，这会给整个太平洋战争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他强烈反对，甚至阻止计划的批准。现在的日本军事机器已无力承受，即使成功，要想维持这条交通线的正常运转，也是不可能的。况且如此漫长的交通线，日军必然形成一字形长蛇阵，摆出一副任人宰割的态势。所以说这个计划是疯子的狂妄，是痴人说梦。

西浦进的反对意见，得到许多上层军人的支持。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说，这个战役与当前军事实力、资财，尤其是军队的战斗力全面下降的状况，殊不相称。他也不主张实施这个计划。还有第六方面军的冈部直三郎等人，都向本土大本营陈述不同的意见和建议。

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兼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综合两方面的不同意见，纵观整个战局的发展，特别是基于美军远程轰炸机利用中国西南地区机场，时时空袭日本本土的危机，想借此机会打掉中国西南机场，他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一计划。东条英机同意这个计划，还因为日本陆军与海军之间的矛盾，当然这是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自日本军国主义向外扩张之日起，日本陆军和海军就在暗中较劲，互不相让。海军在珍珠港制造出震惊世界的大事，让全世界对日本海军刮目相看。然而好景不长，自中途岛之战后，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节节败退，陆军幸灾乐祸，不断提出批评，同时也迫切希望通过一场巨大的胜利来压倒海军。

1944年1月24日，日本天皇批准了这个大规模的战役计划。由日军大本营向中国派遣军下达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大陆令921号”作战命令。根据这一命令，日军参谋部随即以参谋总长指示的名义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了作战纲要，战役代号为“一号作战”。因为这次大会战主要是在河南、湖南和广西进行，所以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也称它为“豫湘桂会战”。

日军“一号作战”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4年4月开始，以华北方面军投入4个师团，发动河南作战，预计一个半月打通平汉线。第二阶段是在6月，以华中的第11军为主，广东的第23军为辅，总共投入10至12个师团，发动湖南作战，预计5个月打通粤汉线中段。第三步是1945年1月，以第23军为主力，发动广西作战，预计一两个月打通湘桂线和粤汉线南段。

为了实施“一号作战”，日本天皇下了最大决心，举全国人力、物力和财力，保证如此规模的战役取得胜利。比如，各参战部队的粮弹储备，普遍都达到半年以上用量。还动用了本土所有的道路、桥梁工程人员与器材，用于战线后方道路的维修。战役所需的其他物资，上至野战医疗设备，下到军服、皮鞋，全都一应俱全，这在日本战争历史上前所未有。可以说日本军国主义最为疯狂的最后一击，如同狗急跳墙一般。

根据各方面的情报，蒋介石判断出日寇将于3月中旬进行一号作战。

他认为日本的一号作战，其目的就是想打通粤汉与湘桂两线，为他们在南方的50万军队，开辟一条溃败时的逃生道路，他明确地断定敌寇今日的狂妄行动是日暮途穷、计无复出的最后一掷。

蒋介石很自信自己的判断，他认为日本当前没有这个实力。蒋总司令坐在重庆，等待着史迪威反攻缅甸，打通滇缅国际交通线，从而获得更多的援助。国民党军的精锐之师，一部调往西南准备远征，剩下的要监视陕北的共产党军队。他脑子里想的，全是抗战胜利后，如何对付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一些地方的抗日武装。他无论如何，都没有预料到日军在中国东线战场会先发制人，并且攻势会如此地猛烈。

日军投入兵力达50余万人。东条英机称一号作战为“玉碎作战”。台湾的史书则称它为“破罐作战”，即孤注一掷，成败在此一举。

湘西会战起于1945年4月9日止于6月7日，是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战，双方参战总兵力28万多人，战线长达200余公里。

要想全面了解和认识湘西会战，必须首先了解和认识日本大本营的一号作战，湘西会战其实就是一号作战的次生品，是豫湘桂会战的最后结局。此战在日本战书史籍里称为“芷江攻略战”，因为日军大本营一号作战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摧毁西南地区的军用机场，而地处黔川咽喉的芷江，正是中国战区中美苏空军发挥巨大威力的地方。

历史给蒋介石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豫湘桂大会战使他陷入内外交困的危险境地，不仅仅是丢掉了几十万大军和大片国土，还有同盟国对中国的尊重与信心。为此，蒋介石差点丢掉中国战区总司令的宝座。吉人自有天相，眨眼之间，蒋介石便在湘西会战中，还国人一个自新的印象，重树了世界四巨头的形象。

历史像变戏法的老人，常常把蒋介石搞得无所适从。

2兵败河南

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按照大本营的《一号作战纲要》，开始制订平汉路作战计划。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是个杀人魔王，在中华大地上犯了滔天大罪。他从自己的辖区抽调出65个大队的兵力，企图血洗河南中原大地。主力军为第62师团、第110师团和战车第3师团、骑兵第4旅团和4个独立旅团。

日本陆军建制单位从大到小依次为：总军、方面军、军、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小队相当于排，中队相当于连，大队相当于营。联队相当于团，旅团相当于旅，师团相当于加强师或军。这是同中国军队的建制相比较而言的，一般来说，日军的建制都比中国军队的人数多，比如大队是营级，但日军一个大队人数都在千人以上，并且是多兵种的配置，战斗力远远超过中国军队。在通常情况下，中国军队要以六倍的兵力才能取胜。

中原河南地区中国军队，隶属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副司令汤恩伯，共有8个集团，1个兵团，17个军，41个师，总兵力大约在40万人以上。而侵华日军华北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的攻击日军不过6万人马。按照常规，中国军队对于河南会战是有胜利把握的。

但是当日军在河南附近频繁调动的时候，第一战区副司令汤恩伯竟然没有弄清日军的战略意图。用李宗仁的话说，汤恩伯是个草包。在火烧眉毛的这一刻，他既没有周密的作战计划，也没有切实的应变措施。第一战区汤恩伯的这种状态，是受最高统帅部错误判断形势所造成的。

美国驻重庆的武官认为，日军在河南的攻势，只不过是春季演习，日军很快便可退回原来的防地。史迪威断言，日军没有具备在华大举进攻的能力。蒋介石也有如此的判断，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接连取得胜利，中国军队配合盟军大反攻的日子不会太远了。他在上个月的军事会议上说，中国军队在完成准备后即发起进攻，必须堂堂正正地实行反攻，并把反攻的时间定在1944年的五六月间。

蒋介石基于这样的判断，从第一战区抽调兵力去新疆维护社会治安，还抽出部分兵力去陕甘宁围困共产党的中央机关。但是战争的局势发展却证明美国军事顾问部和中国最高军事统帅部犯了很大的错误，他们显然低估了日军孤注一掷发动全面攻势的决心和能力。

日军的意图，早已被八路军总部侦察到，他们从大局出发，及时向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通报敌情，同时多次向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通报，以期引起蒋介石的重视。然而他们对八路军总部传来的情报置若罔闻，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