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看着女孩在店里晃动的身影，我这些无耻的念头就像在水底无法按住的气泡泡一样继续接连不断地冒出水面：她裸体时是什么样子？对周围毫无兴趣只顾着看书的脸上似乎还有些忧郁的她，在享受激情时又会是什么表情？

这样想着，脸上的灼烧一阵阵加剧，似乎比昨晚上还要冲动。

我回过头来，不去看她，努力去想别的事情。

可那些想法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慢慢形成画面，我甚至看到了她用上齿咬住的下嘴唇和紧锁的眉头。还有她扭动的身体。

难道我骨子里就是一个流氓不成？我叫店小二拿来一罐冰镇啤酒。

“这么早喝冰镇啤酒，你可是本店头一个。”店小二送上来啤酒时说。

“以前也喝来着，这在我可不是第一次。”我望着楼下寥寥无几的行人回答。

咕咚喝下两大口透凉的啤酒后，脸上的灼烧感才不再那么强烈。这时，我正想着是不是应该去小便释放一下内压时，一个与茶桌同高的小男孩从我身边挥舞着手臂快速跑过，突然右脚一歪，朝我的桌子倒过来。我急忙伸出左胳膊挡住。

小男孩跑得很急，我只抓住他的右胳膊，而他的头因为惯性狠狠地撞向了桌角。撞上去的瞬间，我似乎听到了玻璃碎裂一样的声音。

顿时，小男孩头部右侧的头发湿漉漉一片，鲜血顺着耳后根直流下来。因为那里没有大的血管，所以血流并不是很急。但伤害却可能是致命的。

我赶忙用右手捂住他的伤口。感觉小男孩的血似乎要比一般人的血黏稠很多，温度似乎也要高。而且不仅仅是高出一点，有些微微烫手。

小男孩张大着嘴，眼睛瞪得圆圆的，好似看到了我们看不见的什么东西，想把它说出来却又被什么阻拦了。我敢肯定，这绝非是瞳孔扩大的表现。我朝身旁的人大喊快叫救护车。

“谁是家长？”见有人打电话后，我一手捂住小男孩的伤口，一手抱起他四处问。

楼上总共五个人，三个中年男子，两个年轻少女，都不认识这个小男孩。于是，我赶紧抱着小男孩走下楼梯。

“是童童，我的童童！”一楼楼梯口，一位三十岁左右，保养得很好的卷发女士闻声跑过来，紧紧抓住小男孩的胳膊，吃惊地喊道：“童童怎么了？你把我儿子怎么了？”

“小朋友从我桌子边跑过时不小心摔倒，头撞到了桌角。”我向她解释说。

卷发女士不停地喊着童童，好像并没有听我的解释，并时不时用怀疑、仇恨的眼神看着我。难道我今天也要经历一回媒体上经常报道的那种做了好事不仅得不到感谢还要被冤枉成肇事者不成？

大概两三分钟后，救护车赶来。我把小男孩抱上救护车。这时我才想起来问：“通知他父亲了吗？”

卷发女士捂着嘴摇摇头。犹豫了两秒钟后，我留在了救护车里。

把小男孩送进医院的急救室后，我去洗手间。

手上全是黏糊糊的血，浓浓的，有些发黑。用洗手液洗了三遍后才洗掉。浅白色的恤胸口部位也染上了手掌大一块，用纸巾擦了擦了事。

回到急诊室门口，卷发女士正在护士的帮助下填表格。

我斜身倚靠在急诊室门口的墙上，双手交叉捂在胸前。刚好可以遮住血渍。

其实，我并非有意摆这么个姿态。在遇到突发事件时，我习惯这样把手交叉捂在胸前。这样能使自己冷静下来不至于乱了阵脚。

卷发女士填完表格后，仿佛一只找不到厕所的慌乱的小猫。一会儿埋头坐在椅子上，一会儿掩面蹲在地上，一会儿又站起来，双手抓住我的胳膊，望着我，那伤心无助的眼神，就像大雨天在路边找不到家的湿漉漉的卷毛小狗。

我没有说话，也没有安慰她。我知道，这时候的安慰，就形同在大白天燃放的烟花，能听到声音，却什么效果也没有的。

半小时后，一位浓眉大眼的医生推门出来。

“孩子右侧头颅轻微破裂。”医生说。为了我们理解轻微破裂的具体含义，他进而打了个比方：“就像一块镜子被小石子击打了一下，没有破成碎块，只出现了裂纹，”说着，他略一停顿，用右手指在自己的右边脑袋上画了一个小圈，“但这里毕竟是人体的重要部位，神经密集，希望你们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后果做好心理准备。”

医生说完看看我，见我没有反应，然后又看看卷发女士。她也同样没有反应。奇怪！我想，她至少应该说句求求医生尽力救救孩子的话吧。可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像刚才望着我那样痴痴地望着医生。

医生见我们都没有反应，戴上口罩转身返回急诊室。

急诊室的门关上后，卷发女士瞥了我一眼，然后坐在靠墙的椅子上，低头再也不动。

“大姐，”沉默了一会儿后，我开口说（本打算称她太太或者女士的，但转念一想，还是叫大姐合适），“医生说只是对可能出现的后果做好准备，不用太担心。”

卷发女士没有抬头，也没有回应。

“是不是应该通知孩子的父亲？”我接着问。

卷发女士还是低头不语。我看了一下手表，9点10分。

在上海某个阳光灿烂的初夏的某天早上的九点十分，我站在某家医院急诊室的门口，安慰一个与我毫不相干的陌生卷发女士。这是偶然，还是上天早已安排好的必然？

十分钟过去后，急诊室大门还是紧闭没有动静。卷发女士也依旧深深地埋着头。细细长长的卷得很精致的头发从头两侧直垂下来。

这期间，有几个小护士从我们面前快步走过，冷冷地看了我们一眼。这样的场面她们肯定早已司空见惯。

“孩子没有父亲。”不知多长时间过后，卷发女士突然低声说（没有抬头）。语气中性得就像整点报时的钟表：现在9点25分。说完，继续沉默不语。

毫无疑问，暂时我已无法逃避。于是，我在卷发女士旁边坐下。

卷发女士虽然穿得简单，但很雅致。短袖荷花边灰色低腰衬衫，腰上一根蛇皮样十厘米宽的腰带。褐色休闲裤，中跟黑色皮鞋。她这样低着头弯着背，身后露出一大截白皙的后腰。

我想问问她家里的情况，问她是不是应该叫她的亲人过来。她的亲人过来了，我就可以走了。我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做。

我正准备开口时，急诊室的门再次打开。我和卷发女士同时迎上去。

当我意识到作为旁人的我表现得有些过分热情时，我已经抢先卷发女士开口问道：“孩子怎么样了？”

“淤血已经清除，伤口也包扎好了。不过，现在孩子还处于昏迷状态，很可能伤到了神经，先在重病房观察几天，再制定下一步的治疗安排。”

重病房里，小家伙静静地躺在床上，脸色红润，小嘴巴偶然轻轻蠕动一下，像在熟睡一样。床头的仪器显示屏上显示呼吸血压心脏跳动以及脉搏都很正常。只是体温稍偏低一点。

卷发女士坐在病床旁的椅子上，紧紧握住小家伙的双手。泪眼蒙蒙地盯着小家伙的小脸蛋。

卷发女士就保持着这种姿态，没有说话，没有流泪，也没有抽泣。我想，她多半可能已经忘记我还在病房里了吧。

病房正对门的墙上有一只圆形挂钟，显示已经9点50。于是，我用询问的口气轻声说：“大姐，我还有点事要去办，先走了？”

卷发女士转过头看着我，两三秒钟后，轻轻点下头。

点头的瞬间，两滴眼泪从她长长的睫毛上滚落下来。

出来时，我把门轻轻带上。

刚才卷发女士说孩子没有父亲，到底什么意思？一个人怎么可能没有父亲？可能是她太伤心，本来是想说孩子的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吧。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走出医院大楼。

在出租车招租牌前，招了三次手，可能是见我胸前那块醒目的血渍，打着空车的出租车从我面前略一停顿，然后急驰离去。第四次，终于拦停一辆中年女性开的墨绿色的士。

“太平洋路54号。”关上车门后，我说。

“刚才做好事了吧？”女的士司机回过头看了我一眼后问。

“为什么这么问？”

“你先回答！”她拉了拉身前的安全带，踩下油门。

这算是做好事吗？我想了想，然后点头道：“算是吧。”

“呵呵，又中了一个！”她满意地一笑，然后用水笔在挡风玻璃的最底部画了一条一厘米长的黑色竖线。那里已经有了长长一排同样的竖线。这不禁使我想起某些恐怖组织每除掉一个目标后的做法。

“现在该你回答了？”我看着那一排短竖线问。大概有二三十条。

“猜的。”她有些得意地说。

“理由？”

“第一，你不像坏人。第二，你的身体不像受伤。第三，就只能是在帮助别人时留下的痕迹了，而且还是在医院门口。”

她的推测虽然简单，但仔细一想，除了这三条理由，还真找不到另一个在医院门口让一个人胸前染这么大一块血渍的原因。

“你刚才画的那条短线表示什么？因为我被你猜中了？”

“你的判断也不错嘛，”她看了一眼后视镜里的我，“你是第二十九个被我猜中的对象。”

真是个有意思的司机！

“我不可能是第二十九个胸前染有血渍的乘客吧？”我半开玩笑地问。

“当然不是。”

“那我之前的二十八个乘客都被你猜中了什么？”我对她的这个游戏产生了兴趣。

“年龄、职业、爱好、家里的宠物、住房的楼层、是否离过婚、家里是男孩还是女孩，等等。”

“可都不是简单的问题。”

“太简单了没有挑战，不好玩。”

“为什么这样做？”

“取悦自己，”她略微耸耸肩回答，“因为世界不取悦我！”

“取悦自己？”我看着后视镜里正向上扬起眉头的她，想了一下说，“全世界的的士司机里面，恐怕唯独你有这样的想法了。”

“不一定！”她摇摇头，“全世界这么多人，存在两个完全相同想法的人难道没有可能？我就时常这样想着，在地球的某个角落里，肯定存在一个与我同样生活、开同样的士、有着同样想法的人。每次一这样想，我就感觉整个世界很有意思、很好玩，也就不再觉得孤单。是不是莫名其妙的人生？”她把两只手脱离方向盘一秒钟，手心向上抬起说。

“有点儿。”我回答。

此后，我们便沉默不语。她可能在回忆以前被她猜中或没有被猜中的某个乘客，也可能在想象地球某个角落里与她同样生活的开同样的士的司机。我呢？我在回味她刚才的游戏。

世界多姿多彩，每个人的活法也各有不同。有的靠物质取悦自己，有的靠权力取悦自己，有的靠地位取悦自己，也有的靠别人取悦自己，可很少有人像这位女司机一样靠自己取悦自己。物质、权力、地位、别人，总有一天会离开自己，唯独自己是永远与自己相陪的。真是个聪明的女士！

回到家里，把染血的恤扔进洗衣机。胸前的皮肤上也浸染了小家伙的血迹。紫黑的血渍。用湿毛巾使劲搓，皮肤都搓红了，血渍还是没有消尽。后来涂上香皂才总算把它蹭掉。

换上新恤后，喝下半罐冰镇啤酒。看一眼床头的电子钟是：12:17。

这时，我突然想到，人一生当中到底要看多少次时间？似乎如果没有它们，就不敢确定自己的存在一样。人，只能通过那不停变换的数字来确认自身存在，这点使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以往每天的这个时候，我肚子早已叫开了。可今天除了感觉困得厉害，一点饿意也没有。把剩下的半罐啤酒一口喝完。胸口一阵灼热。困意也更厉害了。

一头倒在床上，还没来得及把毛巾被拉到胸口，我的意识即与现实断开了链接。

梦十三（刚刚开始）

我缩成一个点后，穿过窗户，升到空中。越过上海上空，来到海边。钻进海水，发现吃精神的海蜇好像多了几只。细数一下，共有八只。

进到洞里，只见洞内的摆设也有了变化。两排放头骨的大架子被靠洞壁放在了一边。洞中间只留下一个长凳样的长架，上面只剩下五颗头骨。概念女孩不在，只老人在读精神。

“您好，”我首先开口说（每次都是我先开口，他们从来没有主动打过招呼），“外面的海蜇好像多了几只。”

“这只是刚刚开始，”老人还是和以前一样不紧不慢地闭着眼睛说话，“以后会越来越多。”

“那这与我在现实中的行为有关系吗？”我轻轻停在老人左肩上问。

“有，”老人回答，“而且是亦步亦趋的关系，这说明你在现实中又向前进了一步。”

现实中，我监视杨菲正常发展没有任何异常啊。

难道，与那对母子有关？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对母子身上一定藏有与要我在现实世界里去完成的那个重要任务有关的线索了。可除了正身受不幸之外，那只是一对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母子。

也许，是与那个载过我的中年女的士司机有关。这个可能性或许更大。因为，她不是一位普通的女的士司机。可这么大一个城市，我醒来后又去哪里找她？即使找到她，我又该如何办？我想咨询一下老人，但马上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老人肯定又会说那是我的任务，必须得靠我自己的努力去探索去完成。简直与天机不可泄露如出一辙。

梦中的我想，要是我醒来后还能记得梦中发生的事情就好办多了。或者我现在身上有个口袋也行，这样我就可以把要我在现实世界里去注意的事情写在纸条上带回去。可狡猾的上帝，它早就防范到了这一点，它让梦中的我只是一个点。

“那您的任务进展如何？”我离开老人的肩膀，飞到他身体右侧，在离他耳朵十厘米远的水平地方停住。

“进展正常，没有突飞猛进，也没有停滞不前。”

“那……”我略一犹豫后，说，“以前有过失败的先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