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话：报告文学，历来用第三人称叙述。唯独在写这篇报告文学时，下笔之间，再三思索，以为用第二人称写来最为亲切。于是，我也就不顾惯例，写成这篇第二人称的报告文学……

密林中的日日夜夜

咔嚓！

在大兴安岭浓密的原始森林里，你按下了快门。

照片上的我，从头到脚，一身奇特的打扮：

头戴雪白的帆布遮阳帽，脸上像阿拉伯姑娘似的罩着面纱（不过，我罩的不是黑面纱，而是你那森林考察队发给的尼龙花纱巾），劳动布蓝工作服，裤脚管塞进齐膝的高统黑套鞋，腰间挂着绿色军用水壶。

我的身边是一座座鲜红、桔黄、银白、天蓝色的三角尼龙帐篷。

背后是你常爱说的“林子”，白桦、落叶松、红毛柳层层叠叠，像无边无际的绿色的帷幕。

林间，篝火冒出一缕淡蓝色的轻烟。

就在你给我拍照，我摆好姿势那一刹间，几架“微型歼击机”——蚊子同时向我劈头盖脑发起攻势。在尼龙面纱以及刚刚撒过的花露水（你给每个队员发两大瓶“百花牌”花露水驱蚊，说起比驱蚊油还香还管用），都无济于事。唉，这些该死的蚊子，连我拍张照片都不得不付出“血的代价”！

你呢？“咔嚓”之后，居然念起了顺口溜：

大兴安岭三件宝：

瞎蠓、蚊子和小咬。

早上是小咬，

中午是瞎蠓，

晚上是蚊子，

一天三班倒。

不对，不对。你给我拍照是中午，光天化日之下，成群的“微型歼击机”已经提前“上班”了！

什么？你看见我在受到“歼击”的地方擦万金油，笑了。你这“山里人”，不戴纱面罩，不抹花露水，还卷起袖子，敞开领口。

你林子里来，林子里去，进林子像鱼儿回到水里一样兴高采烈。

你还在笑。你是“五十而知天命”的人了，还常常像孩子那样率真、活泼，甚至有点顽皮。要知道，你是考察队的队长，一队之长哪！

是你，都是你，硬是把我“拖”进这“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

我记得，在黑龙江省北部新城——加格达奇林海宾馆里，我们第一次见面。你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名字太怪癖了。

你说你叫“卢喆”。你在我的手心，连写两个“吉”字。

“‘喆’，不就是‘哲’字吗？现在，有多少人认得你那个‘喆’字？写成‘卢哲’，大众化！”我说。

你摇头晃脑，仿佛孔乙己解释“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似的，说道：“我的名字，一定要写成‘喆’！因为我们家是个大家庭，同辈的名字取为‘朋’、‘羽’、‘赫’……都是取左右相同的字。我这‘喆’字沿用此例，简化不得，简化不得！”

说罢，你仰天大笑，笑得像个孩子。

你仿佛是大兴安岭森林的儿子——虔诚的“森林之子”。你三句不离你那“林子”。

你用富有煽动性的话，对我说：“我们这儿有句老话，‘没到过森林，也就是没到过大兴安岭！’正巧，我们有一架直升机要载考察队进林子。你跟我们一起进去吧，去看一看大森林！”

你特地在“森林”之前，加了个“大”字。

我呢？我正在计划北上漠河——我国的北极，在那里度过日不落的“永昼”、“白夜”。至于森林嘛，两个字加起来不过五个“木”字。上海的公园里敢有“木”。你那个“大森林”，无非“木”多一点罢了。

你简直是“森林迷”。你还是极力撺掇我进林子。你说：“要知道，这一次我们进的不是一般的林子，而是原始森林。那里除了犴达罕（驼鹿）走出的羊肠小道之外，没有路，汽车进不去，骑马也难进。只有用直升飞机空降，‘飞将军自重霄入’……在我们这儿，难得有坐直升飞机的机会。飞一次架次，要花5000元（注：当时的价格）！这次，我好不容易申请到两万元科研经费，才算坐得起直升飞机。对你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千载难逢？！”我的心，到底被你最后一句话打动了。

于是，1984年6月12日上午，当那架雪白的直升飞机从加格达奇简易护林机场起飞的时候，增加了名乘客。

飞行高度，两千米，我从飞机上鸟瞰，群山吐翠，无边无涯的绿色波涛。哦，“大森林”真的一望无际！当然，也有许多秃顶的山。你拉长了脸，对那些滥砍乱伐的人们的“德政遗迹”，投以鄙夷的目光。

在原始森林里住帐篷，吃野餐。尽管已是盛夏，夜里还要烤篝火，钻鸭绒睡袋。对于我这个住惯“大上海”的人来说，仿佛生活忽然掀开色彩斑斓的一页。

我跟你“三同”——同吃、同住、同考察。我发觉，你特别爱笑。比如，我看到遍地是落叶松树苗，就说：“到了上海，每一棵都可以卖十几元！”你笑了，说：“你做长途运输贩子吧，把大兴安岭森林搬到大上海去，准能发大财！”当我被鲜美的无鳞鳇鱼汤陶醉的时候，你又笑了，说：“我们亲手从呼玛河里打上来的这些鳇鱼，清朝的时候是进贡皇帝的贡品。今天你我享受的是皇帝的待遇！”笑，已经成了你的性格的组成“元素”。在林子里，你仿佛年轻了20岁！

“松排山面千重翠。”绿色的世界，彩色的生活。我开始尝到深山老林的滋味儿。

一天十几个小时翻山越岭。山上的雨说下就下，说停就停，刚刚把我们浇得从头湿到脚，太阳已从云端探出脑袋。你扒下桦树皮，找来干枝，随地点起篝火。当大家把衣服烤干，临走，你总是不忘叮嘱大家：“尿泡尿，把火浇灭，别烧了林子！”你撩拨死灰，一直到不见一颗火星，这才离去。没走几步，又是一场瓢泼大雨。在冷雨中你却笑了，请大家喝“香油”（在这里，我不得不把你的“联络暗号”公开：“香油”者，白酒也）。你的“海量”不大，却起“酒疯”来——当众朗诵起即兴而作的贡献给大森林的情诗！

密林里没有一个路标，没有一盏红绿灯，没有一个交警。四处全是树、树、树。还记得吗？那天我们在林子里迷了路，用你的“术语”来讲，叫做“迷山”。迷山，迷得好苦，走得双脚发软，弄不清大本营在哪里。我心急似火燎，你却还有心思在那里边走边采集植物标本，不断夹进标本夹子。用上海话来形容，那就叫“笃悠悠”、“穀介事”！你说，迷山，家常便饭！

跟着你，像杂技演员走钢丝一般，走过横倒在林间小河上的树干。我叫它“独木桥”，而你的“术语”是“倒木”。

跟着你，乘着橡皮船横流呼玛河上游。那水像琥珀一样褐黄、透明。就在即将到达彼岸的时候，上岸太急，船又太轻，底儿朝天翻进激流中，那只有六摄氏度的河水冻得我浑身哆嗦，你却说起河里的鳇鱼是属于“冷水鱼”！

……

风风雨雨，雨雨风风。你说，暴雨、迷山、翻船，都不算什么，有幸“拜会”黑瞎子（狗熊），那才够意思。可惜，我除了夜间在帐篷里听见过黑瞎子几声叫唤之外，竟无缘与它照面！我听你说起了整整30年前——1954年，你在大兴安岭钻林子时，你那森林调查小队跟黑瞎子的“幸会”：

“有一天，一位朝鲜族技术员在林子里调查，忽地轰然一响，紧接着钻出个体重千斤的棕熊！棕熊发怵了，为了自卫，它猛一巴掌扇将过来，把人打昏在地，又赶忙骑在他身上连抓带啃，等它完全放了心，才劈开树丛远去了。良久，他苏醒过来，只觉干渴，就一步一捱地走到小水洼旁边，趴在湿漉漉的林地上，大口大口地喝水。当他喘息的时候，水中的影子吓了他一跳！他的面部已经全然是血肉模糊的了！他镇静了一会儿，跌跌撞撞地走回原处，把散失的野外记录一页一页地收集起来。直到新月如钩时分，他才摸回帐篷。同伴们搂着他都哭了。可是他，这位韶华之年的朝鲜技术员，却在微笑呢……”

听了你的故事，我再看见那位随队警戒的森林警察小盛，明白他成天背着那支压上子弹的冲锋枪，决不是闹着玩儿的。

在林子里跟你一起度过的日日夜夜，使我懂得那句老话的真正含义：“没有到过森林，也就是没到过大兴安岭！”

不虚此行。迈着用高统套鞋“武装”起来的双脚，手持开山斧，在原始森林里披荆斩棘，哦，我结识了大兴安岭，结识了你——森林之子。

我不断地听你的队友说起你。他们总是亲热地称你为“卢工”。我吃惊地听说，你曾一度成了加格达奇的争议中心！整个加格达奇地区，总共只有两名全国六届人大代表，其中一名是地区领导，另一名便是你。你又是民革黑龙江省五届委员会副主席。几年前，你是这儿不名一文的山里人。你的人生道路上，也曾有过暴雨、迷山、翻船，以至黑瞎子的袭击。闲言碎语总是像林子里的蚊子那么讨厌，不论你走到哪里，它嗡嗡跟到哪里。不过跟莽莽苍苍的大森林相比，蚊子毕竟太渺小了。

我想像了解林子那样了解你。我要迈着用高统套鞋“武装”起来的双脚，手持开山斧，闯进你心灵的密林……

你最喜欢的颜色是绿色

走南闯北，我到过各种各样的城镇，采访过各式各样的家庭。当我从大森林回到加格达奇，走进你的家，以为跑进了邮局！

你的家里，绿地板、绿桌子、绿窗帘、绿被面、绿沙发、绿台钟、绿箱子、电视机绿罩布，就连塑料淘米萝、塑料牙签盒也是绿色的。邮局，也只不过是把邮筒、外墙漆成绿色。你的家，样样绿，处处绿！

平生，我还是第一次来到这种满眼绿色的家庭。

你说，在万紫千红、五光十色之中，你最喜欢绿。绿，森林的象征，春天的象征，生命的象征，希望的象征。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点睛之笔是一个“绿”字！

你也喜欢写诗，写绿色的诗。可不，你那首《山坡上，小河边》，就是一幅葱翠明丽的画：

多么好，这向阳的小山坡！

坡下，镶着弯弯曲曲一条河。

清晨，我踏着山花去坡上等他，

黄昏，他披着薄雾在河边等我。

放眼四野，一层层新绿，一层层墨绿，

分不清哪是他播的柳荫我缀的松果。

太浓太浓的绿啊，太浓太浓的爱！

此情此景，此时此刻……

一个绿色的梦在扩展，扩展到天际了，

我用手挡住他的口，不许他将梦打破。

你爱樟子松那油绿油绿的针叶，你爱红皮云杉墨绿墨绿的线形小叶，你爱“北国红豆”绿得发亮的卵圆形草质小叶，你爱偃松五针一束黛绿色的细叶……

你说，你最津津乐道——“我是大兴安岭人！”你说这话儿，有一股股搏动着的浓绿浓绿的乡情，涵蓄着你的诗、你的歌、你的生命、你的爱！

我在你那绿色的家，跟你聊天，仿佛我们依旧坐在大森林里的“倒木”上，坐在大自然的怀抱里。

我问你是何方人氏，你答道：“祖籍山东济阳，生在天津。祖父永祥是北洋军阀时的浙江督军。”

山东、天津、浙江，跟大兴安岭不沾边儿！

“我是大兴安岭人！”这话，从何说起？

你拿出又大又厚的像册。泛黄的照片，是历史的脚印。

我很仔细地看了那张大照片——你外祖父吕海寰（曾任驻德大使）八十五寿诞时摄于天津寓所。在挂满寿幛的大厅里，中座白髯长者。右溜男子，个个长袍马褂。左边一排女性，个个珠光宝气。膝下是一大排童男童女。

我数了一下，全家28口儿！

哦，原来你出生在这么个遗老之家，怪不得一见面，就得费一番口舌解释你那个“喆”字的来历。

那张大照片上还没有你。那时，你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

在另一照片上，我见到了童年的你：你母亲烫发，穿着呢子大衣，坐在你家的私人轿车里。你呢？小分头，拉链毛衣，乌亮的小皮鞋，一副阔少爷的派头，站在轿车前。

你说，你父母不和，离婚了。父亲分给母亲的财产是天津两条街的房子！

往事如烟，弹指一挥，逝如幻梦，一去不复返。

1950年，也就是你16岁那年，是你一生的转折点。你报考东北林学院林业班。在填写“你为何投考本校”一栏的时候，你不假思索，大笑一挥，写了五个字：“我热爱植物！”

是的，你曾再三地说过：“我自幼喜欢绿色，喜欢植物，喜欢大自然。”

正是“我热爱植物”这五个字，使你只身离开母亲，离开故乡天津，从此以大森林为家，东北成了你的第二故乡。

你给我看一篇你的文章，记述你第一次进森林的雀跃之情：

“1951年，我随林业部森林调查大队第一次踏进长白山的时候，真是惊喜欲狂！从老安图遥望迷蒙中一派银白的山脉；伫立长白山瀑布脚下，任水星儿飞溅在身上和脸上，以大智大勇的姿态跨越横在万丈深涧上的独木桥；为一刹那被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吓呆了的梅花鹿抢拍照片……多神奇，多风趣啊！”

1954年，你长驱直进，从沈阳北上大兴安岭。从那以后，你跟大兴安岭结下不解之缘，一次又一次，闯入这举世闻名的浩浩林海。特别是1957年，你登上大兴安岭的最高峰——海拔1404米的大白山。心跳、气喘、腿酸、挥汗，你全不顾，却忙着在山顶采集高山植物标本——岩高兰和黑果天栌。你写下你的绝顶所见：

“环视四野，近山和远山、深山和浅山、高山和低山、青山和绿山，视野所及，只有山，只有云，只有绿。云绕着山，山透着绿，无边无际，莽莽苍苍……”

那时候，你浑身充满青春的活力。你才23岁。

你把青春奉献给深山老林，奉献给绿色世界。你一年有六、七个月钻林子，住帐篷，你调查着祖国的绿色宝库中到底有多少宝贝。你采集了四百多种近两千号植物标本，堆起来比人还高，真个是“标本等身”！

你热恋着大兴安岭。你把真挚的爱，奉献给她。你深情地说：

“这里的每座山，每道水，一株树，一茎草，我都那么谙熟，我都那么喜欢！有时候，几个月没有到大兴安岭来，我便开始坐立不安了……自我第一次瞻仰了大兴安岭的壮丽风姿，对她一见钟情，这热恋和苦恋整整30个年头……”

人生道路上的风风雨雨

“身世沉浮雨打萍。”人生的风雨，泼向你这毛头小伙子。

你第一次挨浇，是由一首小诗引起的。

你爱诗。鲁藜的那首小诗《泥土》，引起你强烈的共鸣：

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

就时时有被埋没的痛苦。

把自己当作泥土吧，

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

你爱《泥土》，你愿做平凡、朴实无华、默默无闻的泥土，哺育那蓊郁茂林。你把《泥土》抄在纸上，贴在墙上，当作一面醒世的镜子，时时激励着自己。

然而，1955年“反胡风”那一阵子，报上点名了，说鲁藜是“胡风分子”。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尽管你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读者而已，你跟鲁藜之间从无联系，可是，你却在团内受到了“批判”：中国的诗多如牛毛，你怎么偏偏喜爱“胡风分子”的诗？你把它抄在纸上，贴在墙上，你的“思想动机”是什么？你的“阶级立场”站到哪里去了？！

唉，那时你才21岁，不得不唱起“是我错”的调调来。

两年之后——1957年那场政治风暴，把你浇得浑身水湿。

有人搜索枯肠，找出你的一大堆“右派言论”。你胸前那枚金光闪闪的团徽，被摘掉了！

从团支部宣传委员，一下子撸到底，落到个“开除团籍”的地步。尽管你的父亲给你取个双倍“吉”利的“喆”字作名字，也无法使你逢凶化吉。

恰恰相反，你每一次作“思想检查”的时候，必须深挖“思想根源”，把你的“右派言论”跟“反动家庭”之间划上等号。

23岁的你，毕竟是新叶嫩叶，怎经得起疾风猛雨的敲打？你一度“迷山”了：你上理发店，把头发烫成一个个羊毛卷儿；你上服装店，做了一件大花格子衬衫；你离开了大森林，把时间消磨在哈尔滨那松花江畔的林荫道上……

然而，当你从镜子中看到自己的形象，你无限羞愧。你扪心自问：何必这样作践自己？何必如此自暴自弃？

你又记起了那首《泥土》。镜中的你，难道是泥土的形象？

大森林在呼唤，大兴安岭在呼唤。你又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中。

绿谷寻幽你我也，

雨袖草香满几霞。

细雪流云吉嶂隐，

危崖断壁五色花。

几度沧桑几度曲？

多少天地多少话？

江山喜看娇如此，

仰对朝晖赋新华。

你爱大森林，大森林爱你。你依旧爱诗、写诗，借诗抒怀。你把痛苦埋在心灵深处，你把整个身心扑在绿叶丛中。搏风击雨，你慢慢地成熟起来，不再“迷山”了。

1961年，你带着在大兴安岭采撷的绿色宝贝，来到哈尔滨，向正在那里工作的著名植物学家斯克沃尔措夫教授请教。

一个身穿邋遢的“坦克棉衣”、戴着夹鼻眼镜的瘦小老头儿，接待了你。

你几乎很难相信，面前的就是那位鼎鼎大名的斯克沃尔措夫教授。当你参观了他的整整三个房间的植物标本，你折服了。

他很赞赏你采集的近两千号植物标本。你至今还清楚记得他的话：“努力吧，年轻人，成功在向你招手！”

在他的指点下，你把标本分类、整理。一次又一次，跟他学了几个月。

你终于写出了论文《大兴安岭植被概况》。这是你的第一篇献给大兴安岭森林的论文，也是我国第一篇比较全面论述大兴安岭植物的论文，受到著名植物学家侯学煜教授的好评。

抚盖千里丽雪轻，

冰凌憧憬绿更浓，

冷雾迷蒙万山醉，

松苗欠伸忽有声！

你的论文，你的诗，唱出了你对大森林的恋歌。

“我送你一朵玫瑰花”

“万绿丛中一点红。”这红，不是别的，是一朵玫瑰花！

你哼起了那支新疆民歌《你送我一朵玫瑰花》。你坐在绿色的沙发上，沉醉在幸福、甜蜜的回忆之中。

你说，那是1961年的一个星期天，你实在闲着没事可干，去听“星期音乐会”。

大幕拉开，一个浑身穿着雪白连衣裙的姑娘，像大兴安岭的雪花，飘上了舞台。她戴着一副金丝边墨镜，风度翩翩。等暴风雨般的掌声止息以后，她引吭高歌：

你送我一朵玫瑰花，

我要诚恳地谢谢你，

哪怕你把自己看得像个傻子，

我还是能够看得上你。

……

歌声拨动了你的心弦。连你自己都没办法说清楚，你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那歌声不是唱给满座的观众，而是单单唱给你听的。

“我热爱植物！”

“你送我一朵玫瑰花！”

玫瑰花，不就是植物？

于是，你被她的歌声迷住了。每个星期天，你总是要去听“星期音乐会”，她必定登台，必定唱那首《你送我一朵玫瑰花》。

每次从歌舞剧院回来，你的耳边还响着那不息的歌声。灯下，你铺开信纸，把思念倾注于笔端。

说是写信吧，信上没有台头。

不是信吧，那分明是在向一个人诉说蕴藏在心灵深入的爱慕之情。

就这样，每星期日写一段，顺序编号，一、二、三、四……

你也真能写，几个月内写了五、六十页。不过，一页也未曾寄出去。

一直到你结束了在斯克沃尔措夫教授那里的工作，你向他告别，也向另一位姓周的中国教授告别。周教授邀请你到他家里。你惊讶的发现，墙上挂着那位抒情女高音歌唱家的照片。原来，她就是周教授的女儿！

她叫周琪华。从14岁起，视力减退。当她登台演出之时，已经双目失明，所以总是戴着一副金丝边墨镜。

从周教授家里回来，你辗转难以入眠。你终于提起笔来，在那五、六十页上的“无标题音乐”上，加上了标题：

“我送你一朵玫瑰花！”

你还附了一封短的致周琪华的信，仿佛是那洋洋数万言诉长信的“序”。

第二天，就在你动身去牡丹江的时候，你寄出了一封超厚超重的挂号信，信封写着：“黑龙江省歌舞剧团周琪华同志收。”信封上贴着漂亮的纪念邮票。

我的天，直到这时，你还没有跟她当面说过一句话！她，也还不知道天底下有个人叫“卢喆”的！

你纯粹是“单相思”！就像你把你的房间、家具全都弄成绿色的一样，你总是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在思索、在生活，在走着人生道路上的一步又一步棋。

像你这样的恋爱方式，世界上很难找出第二个！

你回到了牡丹江。那时候，你在森林调查大队工作，队部设在牡丹江。你整天坐立不安。尤其是邮递员送信的时间快到的时候，你总翘首以待。

终于，一个橘黄色的信封，飞到你的手中。看得出，那信封是用上好的纸制作的。信封下端的落款是“黑龙江省歌舞团，周”。

你迫不及等的拆开了信封，你不知道招来的会是一顿臭骂还是别的什么。

信是这么写的：

卢喆同志：

看了你似的书信，想象你是一位很有才华的青年，希望你把你的全部精力用到植物事业上去。

你对我的赞扬，我不敢当，我还只是一个文艺小兵。

至于你在信中表示的那种感情，我实在无法接受。我觉得我还年轻，也很幼稚，何况我也懂得起码的持重，我能向你说什么呢？

既然你是我爸爸的学生，如果你出差到哈尔滨，能抽空到我家里作客，当然欢迎。

……

你不知把信看了多少遍。你觉得这封信是那么得体，又那么严肃，既没有责怪你的唐突，又没有作出轻易的许诺，每一句话都是那么恰如其分，滴水不漏，可以看得出她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女性。

你也有你的自尊。从此之后，你再也没给她去信，因为她已经明确说过，“我实在无法接受”你在信中所表示的那种感情。可是，你总是常常思念着她，耳际回响着《你送我一朵玫瑰花》。

真是千里有缘来相会。一天，《牡丹江日报》上的一条消息，搅得你心绪不宁：“省歌舞团来我市演出……”

你是工会宣传干事。同事们推举你去联系包场的事儿。你却言不由衷地说：“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跳几个舞，唱几支歌嘛？”

就在你推托不干的时候，有人给你送来一封信，信封下端落款又是“黑龙江省歌舞团，周”。

你感到万分意外。你赶紧拆开信封，里面没有信，只有两张票。

你简直比兔子跑得还快，跑去联系包场了。你办好公事，壮着胆子上后台去看周琪华。你的借口是向她致谢——她送你两张票！

就这样，你和她第一次正式见面（虽然你在台下见过她许多次）。你这才发觉，她很随和、热忱，一点也没有信中那种矜持的语气。你和她一口气聊了个把钟头，一直到有人找她排练，你才离去。

从那以后，你那神奇的恋爱有了急速的进展。

你喜欢写信，喜欢写长信，几年之中，给她写了几百封信。

你知道周琪华是在大兴安岭长大的，她爱北国的雪。你最爱的颜色是绿，她最爱的颜色是白。当你从大兴安岭森林中采集了一百种不同的白花，制成标本，献给她，她欣喜若狂，接受你这位植物学家的最珍贵的礼物！

当“白雪公主”和“森林之子”相恋的消息传开以后，人们感到震惊。

周家的人说，“好女不嫁探测郎”。你三天两头进森林，怎能照料双目失明的周琪华？何况，科学跟艺术不沾边，你的植物学跟她的抒情女高音，风马牛不相及！

你家的人也反对，你这么个仪表堂堂的小伙子，干嘛找个瞎子？美妙的歌声，并不等于美妙的生活、美妙的结合！

在人生道路上，你一旦看准的目标，那就笔直向前，用十头牛也拉不回头。

经过三年多的恋爱，你和她建立起真挚的爱情。1964年12月16日，你们举行了婚礼。

这时，由于森林大队队部搬到哈尔滨，你也就在哈尔滨建立了美满的小家庭。

结婚以后，只要你在哈尔滨，你总是时时、处处极端细心地照料着周琪华。你送她上班，一直送到后台；当她演出结束，你又扶她回家。

她喜欢，但是眼睛看不见字。你就坐在她的眼前，给她有声有色、抑扬顿挫地念，你把厚厚的《红楼梦》从头到底，你把厚厚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也从头念到底……你常常念到深夜，直到她睡去。一大早，就又要忙着买菜、烧饭、洗衣服……

不论是歌舞团的朋友，还是你的同事，都称赞你是一位“模范丈夫”！

1966年夏天，你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就在这个时候，一场狂风恶雨，席卷中国大地……

蜗居“黑三角”

另册有烙印，

妻儿远离分，

事业化好梦，

书桌暂栖身。

卢喆，你的这首小诗，很概括地勾画出你的风雨如磐的年月中的遭遇。

你作为“封建遗少”，加上当年的“右派言论”，受到了“审查”。你被“隔离”了九个月！

你的盲妻擅长演唱西洋歌曲，被当作“洋喇叭”批判，整整十年不准登台演出。

你的母亲在天津，多次给你来信——她总是叫你乳名“大麟”，诉说“我是魂梦中都在想念你”，“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期望有一天到哈尔滨“含饴弄孙”。然而，她抵挡不住风暴的摧残，在1967年饮恨去世。你去天津奔丧，不得不把异父同母、无依无靠的十岁的幼弟，带回哈尔滨。

1968年寒冬，盲妻又生下你的女儿。她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料理，怎能照顾这小小的生命？你只得把女儿用棉衣裹紧，抱进“牛棚”，把奶瓶塞进她嗷嗷待哺的小嘴。

家里，剩下盲妻、一周岁的儿子和你那不懂事而又淘气的幼弟。哭声、闹声、吵声，代替了往常娱心悦耳的歌声。

你的工资无端被扣，只剩下十几元生活费。全家只靠妻子的工资维持艰难的生活。

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之下，本来那么美满的小家庭，分崩瓦解了。你和妻子离异了！

十年浩劫，妻离子散，你尝够了人间的辛酸。

你把房子、家具都留给了周琪华。你说，她双眼漆黑，更需要这些。在离异的时刻，你还是个“模范丈夫”！

你孤身一人卷起铺盖，走了！

你说：“也好，无挂无牵，正好搞事业。我一个人滚打去吧！”

你要到哪儿滚打？

不言而喻，你要到大兴安岭去！

你又一次显示你那特殊的性格：哈尔滨，人称“东方的莫斯科”，多少人巴不得把户口挤进那里。

你呢，却几次三番主动向组织上请求，调到大兴安岭工作，做一辈子“山里人”！

在那年月，尽管你一而再、再而三前往大兴安岭。可是，对方一看你的档案，吓得不敢要你哩：在你的亲戚们的名字后面，注明在美国以及在香港、在台湾……大兴安岭地处中苏边界，谁敢要你这个打着许多问号的“黑五类”！

一直到春风又绿兴安岭，你终于得以实现夙愿——1978年初，你孤身一人，调往大兴安岭的呼中林业局。你随身所带，除了一个铺盖卷儿，剩余的行李是一大堆林业书籍。

呼中，处在大兴安岭腹地，大森林的中心，地僻人稀。然而，四周一片浓绿，使你心旷神怡，如鱼得水。

你在集体宿舍住了个把月，说什么也要搬家。

你往哪里搬？你看中了底楼楼梯底下那个放杂物的斜顶小间。放进一张小床、一张小书桌，小屋里就转不过身来了。那楼梯又是木头的，人走楼梯响，成天响在你的头顶上。

人们觉得你是一个不可理解的人，戏称你的“新居”为“黑三角”——确实是个黑咕隆咚的“三角”，连一扇窗也没有。

你呢？你一点也不嫌弃这个“黑三角”。你图的是清静。

躲开那宿舍里嘈杂的打牌声，可以安心看点书，可以研究植物标本。你决心要写出一部《大兴安岭植物志》。

你爱刘禹锡的《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你对生活的艰辛，报以淡淡的微笑。你以“蜗居海样宽”自慰、自诩、自乐、自在。

你写下这样的小诗：

平生爱万绿，

松果情最深，

莽莽兴安岭，

迎我作主人！

异国他乡恋霜林

你，我们的全国六届人大代表，就在那只有三、四平方米的“黑三角”里蜗居了三年多！

一点也不假，那时候，你在大兴安岭，在加格达奇，不名一文。

那些习惯用“左”眼看人者，把你这主动申请投入大森林怀抱的植物学者，硬说成是被哈尔滨“踢”出来的！更有甚者，说你为是了准备“偷越国境”！哦，照这么说，可以拍一部惊险片《黑三角》的续集了！

1981年春天，在这大山深处，爆出一条“重大新闻”：“黑三角”里居民，要远走高飞，前往美国！

“左”兄们纷纷打听，卢喆怎么会去美国？

你呢？你觉得这个问题本身，问得出奇！

“左”兄们不是常常说，你的社会关系、海外关系太“复杂”啦，此人“不可靠”。

然而，也正因为社会关系“复杂”，也正因为你有许多海外关系，才会有美国亲友邀请你呀！

你说，这一回，邀请赴美探亲的，是你的十姨父母袁家璋、吕师竹。

十姨吕师竹是你母亲吕曼祺的胞姐。她和袁世凯的嫡孙袁家璋结婚，受到家人反对，便于1938年，和丈夫袁家璋前往美国定居。

十姨跟你母亲之间，一直保持密切的通信联系。你母亲去世之后，联系中断了。

袁家璋的胞弟夫妇袁家骝、吴健雄，是美国著名的科学家。粉碎“四人帮”以后，吴健雄博士频频来华访问。在她的帮助下，“接通”了你和十姨父母之间的联系。吴健雄博士亲自给你去信，告知了你十姨父母的信息。

你不仅拿出吴健雄博士的亲笔信给我看，还拿出此后你十姨父母的许多封来信。这些来自太平洋彼岸的信，倾注着浓烈的思念之意、骨肉之情：

“希望你能早来美国，咱们就可以好好的团聚了。分离四十余年，想不到真有一天能看见我最亲爱的亲人了……你到了华盛，住在我们家，一切都有我担保。”（十姨，1980年8月26日来信）

“亲爱的大麟：真开心，收到你的1981年1月30日的信，想不到这么快得到签证！不是做梦吧？咱们真是要见面了！我高兴得手都发抖啦……”（“最爱你的十姨”，1961年2月10日来信）

一封又一封信，催促你快快起身。十姨父母都已是七旬老人，无儿无女。风烛残年，异国他乡，多么盼望与你一聚，共享天伦之乐。

然而，你迟迟未能成行，拿到签证还是走不成。

为什么？原因非常简单——你没钱买飞机票！

向十姨父母开口吧。你总觉得，你有你的尊严。你的尊严，又和祖国的尊严紧密相连。你不愿开口——尽管十姨父母是你的至亲！

你终于向组织上说了，你觉得毕竟组织上更亲近。你提出要求，请林业局借一笔钱给你买飞机票，或者请林业局把你赴美探亲期间的工资，预先支付给你。

这样的事，当然得研究研究。一研究，一个来月还没有下文。你在你的“黑三角”里，“听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为什么，原因也非常简单——怕你一去不复返！

有人很仔细分析了你的处境：你已经妻离子散，孑然一身，无牵无挂；多年来，你不时挨整，心中有股怨气，巴不得早点离开祖国；你眼下的处境仍不好，你住“黑三角”，怎不见异思迁？

“左”眼看你，得出结论当然是十分荒谬的：“借钱给卢喆干吗？他一走，还会回来？借钱给他，等于白扔！”

一拖再拖，姨母着急了，来信询问：“你为什么迟迟不来？是不是有什么变故？”

到了这种地步，你不得不婉转地答复：“手头一时较紧，机票钱还没有凑齐。”

姨母生气了，复信责备你：“你母亲已去世，我就等于是你妈妈，有困难怎么不早说？我是你的亲人，我们有骨肉之情！”

姨父母把钱汇给了纽约的民航公司，请他们打电报到北京，给你直接订了飞机票。

1981年3月25日，你在北京国际机场，登上了波音747宽体客机。

在西装革履的人群中，你又一次显示出你的独特性：你的出国“礼服”，竟是一件印有“呼中”字样的蓝色劳动布上衣，一条蓝色劳动布长裤，一双三紧鞋，肩挎“呼中护林防火”小背包！

你说，你在原始森林里，便是这么一副打扮。如今出国，保持平日的模样才好！

你随身带着咖啡底色、烫着金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护照上印着这样的一行行说明文字：

卢喆（luzhe）

出生年月：1934715

婚姻：离婚

本护照有效至1985年4月25日

持护照前往下列国家和地区有效：世界各国（allcounriesinheworld）

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省公安局1980425于哈尔滨

在华盛顿，你终于见到你的十姨父母！

你是这么叙述见面的情景：

“当我出现在姨母家门口的时候，她老人家把我一把抱住哭了。我们一直说呀说呀，说到天大亮了，还有许多许多话要畅谈个痛快。她们以为我历次运动受到冲击，应该是个束手束脚、语言呆滞的人，可是他们见我无拘无束，谈笑风生，开始很惊讶，然后才一切放心了……”

你在美国的生活，跟“黑三角”有着天渊之别。你的姨父母花八万美金，买了一座大楼里的一套单元，有卧室、书房、餐厅、客厅、厨房和两个带洗澡间的厕所。屋里装有空调设备。卧室和客厅里各摆一台彩色电视，还设有同一号码的三台电话。厨房里，有洗碗机、烤面包机、切片机、搅拌机。地上，铺着地毯，找不到扫帚，十天、半个月用吸尘器吸一次灰尘就可以了。没有热水瓶，因为厨房、洗澡间、洗脸池都有冷热水管，热水是开水，冷水也经消毒灭菌，可以直接饮用……

你拿出一盒磁带，让我听了你和姨父母在美国聊天时的录音。我感到惊讶，他们在美国住了将近半个世纪，乡音未改，一口纯正、流利的天津话！

你拿出一大叠发黄的信让我看。那是你母亲和你姨母之间数十年的通信。你姨母把这些信件当成珍贵的纪念品收藏着，无限乡思、无尽深情在其中！当她把这些信捧交你的手中时，她的手颤抖着……

我很仔细地读了这些充满姐妹情义的书信。隔着大洋，你母亲把对“竹姐”的思念，倾注在花笺上，每封信都很长，洋洋数千言。虽然十分遗憾，信末大都只写月、日，未写年份，但是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得出，大都写于解放前：

“你们走的时候，许多人都十二分不赞成，但是现在你们这对有志气的夫妻到底成功了，我真替你们庆祝了。现在如能在美国作点事，最好先不要回来，因为你们回来不但找不到工作，恐怕净是用钱的地方。整个中国没有一个地方生活程度是高的。这样的岁（月）真难过活……”（6月21日）

“咱们一家子，现在属你最幸福了。美国之行无异登天堂一般，不然在津愉快不了。下一个星期你过寿，我在这里给你遥祝吧。”（12月23日）

“天津这种万恶的社会，我真不愿住下去。可是我带着三个孩子，往哪搬呢？我现在因有孩子太痛苦了。你还是别盼有小孩。你想，你们俩多么自由。假使有了孩子，你们的责任一定比现在重吧。尤其在这个年月，一个人死了也不足惜……”（11月8日）

天大的喜事，接着你们的长信，信虽然很长，但我看来总觉得不能畅意。满纸姐妹情长，令我读完鼻酸！八年啦！八年的光景，咱们骨肉分散到各方，因为各人的环境不同，所以生活也各异。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亲族也陆续的回归，多年没见着的也可以从红笺上相慰……给你写回信，心也乱了，手也颤了……”（1946年1月4日）

一封又一封长信，诉说着看了这张寄来的照片后的感想，谈论着彼此的生日，我给你鞋子，你给我寄皮包，报告天津的电影院在上映什么片子，报告大麟已经有多高了，报告哪个亲友家娶了什么样的新媳妇，哪家夫妻不和终于闹离婚，谁得了肺病，谁的生意又亏了本……

家常话，道不尽；手足情，隔不断。真个是“长情短恨难凭寄，枉费红笺”，“山远水远人远，音信难托”！

半个世纪过去，你母亲已成故人，你十姨父母也满头飞雪、双鬓染霜。时过境迁，唯有这些泛黄的信笺乡情绵绵。

你的十姨父母膝下无子女，两老平素很少出户。你的到来，给老人陡增无限欢乐。你请的探亲假期是半年。你的护照有效期是五年。只要你愿意，你完全可以留在美国，照料你那高龄的十姨父母。

然而，在你的人生道路上，你再一次作出常人不可思议的决定：回国！你，在美国只住了50天……

你为什么要急匆匆地回国？

《祖国母亲，我不能没有您》，你的文章中，讲得情真意切，道出了你在异国他乡的心境：

“我喜欢在华盛顿那些美丽的草坪上打滚，闻着一阵阵飘忽而来的清香；我更爱钻进美国一片片保持着原始环境的‘微型森林’中徜徉，在那里采集植物标本。每当这时，我会突然产生置身于大兴安岭的幻觉。它令我心往神驰、梦魂萦系。我终于感到我是离不开大兴安岭的。我坐在宁静而明亮的房间里，伏案疾书，一封封信件寄往哈尔滨、寄往大兴安岭。我请求呼中林业局的同志连连来信，说工作太忙，急需我回去。我给两个孩子写信，让他们快快回信说想念爸爸，要我立即返航。我以此为借口，向年迈的姨父姨母吐露去意。老人越是亲我疼我，我越是难以启齿啊！此时此刻，我想得太多太多。我特别向往骑着自行车，自由自在地跑向大兴安岭任何一个所在；我非常渴望吃一顿热气腾腾的窝窝头，用小葱蘸着大酱；我格外欣赏坐在暖烘烘的火炕上，闻着松木棒子燃烧的烟味，和同志们大说大笑……我比较着，我怀念着，我思考着，深深地深深地感到，我须臾不能没有祖国母亲的疼爱！我决不愿‘独在异乡为异客’，更不愿意飞往台湾去依靠巨富的伯父享福。唯有在社会主义中国，我才是扬眉吐气的有尊严的公民，才是被党和国家器重作为工人阶级一员的中年知识分子。”

你的急急离去，使十姨二老惊讶、不解、留恋、惋惜。

在回国的途中，你正巧和女作家黄宗英同机。她知道你的经历，你的决定，非常赞许。她自称“踏遍中华之志未酬”，表示要到大兴安岭走一遭，采访你。

你回来了，你又回到密林深处，仍旧隅居于那个“黑三角”！

在你看来，爱植物就是爱事业，爱大兴安岭就是爱祖国。你愿终身与花草树木为伴。

你又发了诗兴，以诗言志：

美的哈尔滨，

富的华盛顿，

都会虽鼎沸，

乡恋在霜林。

孑然在边陲，

心花总是春，

半百正风流，

前程簇簇锦。

权且算作“开场锣”

你的匆匆归来，在深山老林，又成了“重大新闻”！

“左”兄们怎么也无法理解你的行动。那些本来断定你“一不复返”的人，如今又进行新的猜测：

“卢喆一定是不受他的十姨父母欢迎，在美国混不下去，急急忙忙回来了！”

唉，天底下总有这么一些人，“无往而不胜”！反正你怎么做，都能挑剔出你的毛病：你不回来，他们当然有的是词儿；你回来了，他们又有另一番说词儿！

你没有理睬他们，依旧在“黑三角”里，埋头于你的研究工作。

其实，你只消把你的十姨父母在1981年7月12日的亲笔信拿出来，就足以使那些闲言碎语像瓦上的霜一样化得一干二净。

那封信，写得多么动情——

亲爱的喆甥：

你知道我是多想你呀！一直到现在，我老觉得你还是在厨房吃面条哪！可惜你住了两个月，实在是太少啦！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的肚子痛。你的信上没提，现在你回到呼中后身体如何？下次来信多告诉我一些回去一路上的详情为盼。你买着电视（机）了吗？

一共收到你两封信，对我嫌不够。因为你很会写信，我若有你的百分之一的本事就好了……

说你闲话的是居许多？一定有人嫉妒你。出国探亲游历，有多少人有这样的福气？人的天性就是‘嫉人有，笑人有’。我一生做人，就是耿直、忠厚待人，最不怕旁人的议论。希望你能学一点涵养，最好不要介意。无聊的事，置之一笑，可也！

……

再有三天就是你生日啦，祝你生日快乐！

爱你的姨父母手泐

说你“不受欢迎”、“混不下去”，只不过是“左”眼看了、胡编一派罢了。

“千磨万志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你一向喜欢走自己的路，朝着太阳飞奔，把黑影踩在脚下。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加格达奇地委尊重你的赤子之心，尊重你对科学的追求和对大兴安岭的挚爱，改善了你的政治、科研、生活条件。你终于离开了“黑三角”。你被任命为大兴安岭林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你搬进了加格达奇的三居室新楼。1983年6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同志接见了你，亲笔给你题词：“为青山长在永续利用而共同奋斗！”

你正开足马力，穿梭于8万平方公里的大兴安岭林海。你正在植物分类学家朱有昌副教授的协作、帮助下，为完成《大兴安岭植物志》和《呼中自然保护区》两部专著而全力以赴。

你在全国六届人大会场，写下了《满江红》，是你50年人生道路的缩影：

半生坎坷，一瞬间。无改乡恋：采不尽喷香松塔，炫目杜鹃，醉中贪饮千般绿；晨昏遍晨万仞山。挂喜泪，将层峦安排，酬夙愿。

张双臂，拥林海，挥热汗，注河川。叹慈母，重给赤子爱怜。豪涂肝脑无返顾，颠倒神魂亦向前。贾余勇，教兴安处处桃花源！

卢喆，我们在林海新城邂逅，在大兴安岭共度考察生活，又在那独此一家的绿色新居中长谈。我还采访了你的儿女、你的弟弟、你的领导、同事和周琪华。这篇报告文学，算是“开场锣”吧，把你——北国的森林之子，粗略地介绍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