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是人的“品牌”

姓名，是人的“品牌”。取名，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名字，既包含着文学，包含着历史，也包含着家庭的教养，附丽着长辈的企望。

尽管名字只短短的两个字，甚至只一个字，比任何的诗句都精炼，却把深刻的内涵高度浓缩在里面。

正因为这样，探索这一两个字错综复杂的含义，可以折射出时代的光彩、文化的底蕴、思想的深沉、希望的所在。

中国人的名字，除了字之外，往往还有号。在家中，往往还有奶名。

在真名实姓之外，作家、画家还有笔名。演员则有艺名。从事特殊职业的（如地下工作的），有化名。

在中国，名字通常是父亲取的。也有个别是母亲、祖父或者教师取的。然而，笔名、艺名通常是自己取的。

有人不满意于长辈给自己取的名字，长大后改名。在中国，有两个特殊的“改名潮”：一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很多人奔赴延安之后，大都改名，甚至改名换姓，以免牵连尚在国民党统治区生活的亲友；二是在“文革”中，在破“四旧”的时候，改掉那些有着“四旧”意识的名字。

探索姓名的内涵和规律，已经成了一门学问，叫做“姓名学”。

我在采访中，常常注意被采访者的名字，喜欢“探源”。在这里，我把我在采访中所得到的种种故事奉献给诸位读者……

毛泽东在初识时常常从对方的姓名谈起

毛泽东非常注意姓名探源。毛泽东在与人初识时，常对对方的姓名进行一番探源，一下子就把双方的距离接近了。

芦荻教授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为视力渐弱的毛泽东读诗词、古文。

芦荻告诉我，她第一次进入中南海，见到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握着她的手，问道：“会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这首诗吗？”

她当时神经高度紧张，那思维还一下子无法运转到刘禹锡的诗上去。

这时，毛泽东慢慢地用铿锵之声吟诵起来：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这是芦荻异常熟悉的诗，经毛泽东用湖南口音吟诵，别具一番风味。

吟罢，毛泽东笑着问芦荻：“你的名字，是不是从这道诗里来的？”

芦荻笑了。她那紧张万分的神经，在谈笑中开始放松。

毛泽东指了指自己的双眼，说是患目疾，要请她代读中国古文，芦荻这才明白了请她来此的用意，松了一口气。

在她进入中南海两个来月，毛泽东的眼疾终于要动手术了。

考虑到毛泽东在病中，外出不便，手术就在毛泽东的卧室和客厅中间的小厅里进行。

为毛泽东施行手术的，是北京广安门医院眼科中年大夫唐由之。

芦荻告诉我，毛泽东在第一次与唐由之见面时，也背诵了一首诗；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毛泽东所背诵的，是鲁迅的《悼杨铨》，内中“花开花落两由之”一句包含“由之”两字。

毛泽东对唐大夫说：“你的父亲一定是位读书人，他可能读了鲁迅先生的诗，为你取了这个‘由之’的名字。”毛泽东的渊博和记忆力，使人们惊讶不已，也使唐由之感到非常亲切。手术很成功。一星期后，毛泽东一只眼睛复明，从此结束了六百多个视线模糊的日日夜夜。

我在西安采访了毛泽东机要秘书高智。他也同样记得，毛泽东头一回跟他谈话，就问起他的名字。

听说他的名字叫“高智”之后，毛泽东就说：“你很厉害呀！”

高智一下子不知所云。

毛泽东接着说：“你不仅‘智’，还加上个‘高’，当然很厉害！”

高智一听，哈哈大笑起来，打消了拘束感。

其实，高智的原名叫高占贞。高智告诉我，他属“占”字辈，排行第四，按“元亨利贞”命名，即占元、占亨、占利、占贞，所以叫高占贞。

15岁那年，他小学毕业，考入陕北的绥德师范学校，同学们便取笑他的名字，因为“高占贞”的谐音“搞战争”，他岂不成了“战争贩子”？于是，请同学们“参谋”，改个好听而响亮的名字——“高智”。

毛泽东很注意探索别人的名字，他给自己的子女取名，当然也就很“讲究”。

他的女儿，一个叫李讷，一个叫李敏，取义于《论语·里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毛泽东早年在上中学的时候，为了寻求志同道合的朋友，曾经张贴《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他自称“二十八画生”，是因为毛泽东三字的繁体字总笔画为28画。这“二十八画生”，是别出心裁的取名构思。

在放弃延安、转战陕北的日子里，为了保密，毛泽东为自己取了“李德胜”的代号。这个代号的构思同样别出心裁的。“李”的含意是双重的，一方面取义于江青的姓——江青姓李（正因为这样毛泽东的女儿姓李），一方面是“离”的谐音。“李德胜”，也就是“离”开了延安之后“得胜”。

我注意到毛泽东在写给他的儿媳、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的信中，总是称她为“思齐”。我在采访刘松林的时候，问起“思齐”这一名字的来历。

我说：“我从一些报道中看到，据说你父亲刘谦初给你取名‘思齐’，因为他是山东人，‘齐’即山东，‘思齐’也就是想念山东。”

刘松林回答说：“‘思齐’这个名字是双关的：除了思念山东的含义之外，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取义于成语‘见德思齐’、‘见贤思齐’，意即见到德行高尚的人，就想向他们看齐，学得与他们一样。”

刘松林的答复，使我感到，要对名人的名字进行“探源”，最好是请名人本人作出“权威”性的解释。关于“思齐”含义的第二种解释，几乎没有见诸于报道，幸亏刘松林本人对我作出了准确的说明。

“思齐”这一名字的双重含义，表明父辈在为子女取名的时候，把怀念与期望之情交织在一起。

陈云家中特殊的取名规则

按照中国家庭的惯例，通常是父亲给子女取名。我在采访陈云夫人于若木的时候，发现陈云家打破了这一惯例。

首先，我问起于家的取名“典故”。

于家是山东书香门第。于若木的父亲于丹绂是清朝末代举人，留学日本，是山东近代教育的先驱。于家有六子女：长子于道泉、次子于道源、长女于式玉、二女于式金、三女于式谷、小女于式坤。

大抵是于丹绂饱读诗书，所以在给子女们取名的时候，就十分“讲究”：于家兄弟按家族的排行，应是“道”字辈。又由于“于”与“鱼”同音，而“鱼”离不开水，所以长子、次子的名字都要带“水”——“泉”、“源”。

女儿们的名字，中间都是“式”字。三女于式谷，又名于陆华，进入延安后自己改名为于若木。小女于式坤到延安后，改名于陆琳。

笔者问起“若木”的含义，她说，那是在她从济南出发前，找了本《辞源》，从《辞源》上取了这个名字。“若木”出自《楚辞，离骚》：“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若木，按《山海经》解说，是一种“青叶赤花”之树，长在“日所入处”。她的父亲从小给她讲解《楚辞》，所以她喜欢《楚辞》，取了“若木”这个名字。

于若木与陈云结婚之后，怀孕了。陈云与她约定，生了儿子，由陈云取名；生了女儿，由她取名。

在1942年1月她生下长女，按照夫妻间的约定，由她取名“陈伟力”。她觉得这名字响亮，好叫，又有一定的含义，陈云也以为取得好。

到了1945年1月，于若木再度临产，妹妹于陆琳前来照料。

据于陆琳告诉笔者，一天夜里，于若木即将分娩。当时尽管立即派出警卫员，前往延安中央医院请大夫接生，由于路很远，来回很费时间。于陆琳记得卫生部长贺彪就住在后面山上，马上上山去找。山很高，又不知道贺彪住在哪一个窑洞。于陆琳就挨门挨户查问，最后终于找到贺彪。贺彪赶到时，孩子屁股已经出来了。幸亏他来得及时，顺利接生孩子。但是，孩子出生时，已经不会啼哭——这是相当危险的信号。就在这时，延安中央医院的大夫带着器材赶到，给孩子打了一针，孩子终于“哇”的一声哭了……

于若木生下的是长子，便由陈云来取名。那时，发电报习惯于用韵目代日。陈云常拟电报，所以对电报韵目极为熟悉。长子是在13日出生的，13日的韵目是“元”，所以陈云就给长子取名“陈元”。这“元”字还有另外两层含义，即“元”月出生；“元”又是“第一”之意，也就是长子的意思。

1947年，于若木生下次女。按照陈云家的“取名规则”，该由于若木为次女命名。于若木考虑到次女出生在南满通化，就取名“陈南”。后来，又改名“陈伟华”，以与长女的名字相对应。笔者问于若木，这“伟”字是不是陈家的排辈之字？她说，跟排辈毫无关系，是她自己取的。

1950年12月，于若木在北京生下次子。这一回，轮到陈云取名了。由于陈云已给长子命名“元”，也就给次子相对应命名为“方”。

于若木说，也真巧，铜钱外圆内方，恰恰是经济工作的象征，而陈云正是主持中国的财经工作。曾有很多人问陈云，他给两个儿子取名时，是否有这层意思？其实，虽然陈云是在1944年调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但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从此就“定位”在财经领导工作上。长子是在1945五年出生的。所以，陈云只是按电报韵目给长子命名而已，后来的事情纯属巧合罢了。

更巧的是，长子长大后，竟然也从事财经工作，以至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职务。

有趣的是，陈云在“文革”中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当时，“上面”要陈云改名，陈云就临时取了个名字叫“陈元方”——用两个儿子的名字组成。他风趣地对别人说：“还好，我没有改姓！”

胡乔木夫妇的名字出自同一诗句

我在写《胡乔木传》时，来到胡乔木家中，采访胡乔木的夫人以及女儿、儿子，内中也涉及胡乔木一家名字的来历。

我从胡乔木夫人那里得知，胡乔木夫妇的名字与众不同，竟然取自同一诗句！

胡乔木原名胡鼎新，取义於成语“革故鼎新”。

在进入延安的时候，按照当时的习惯，必须改名，以免牵连尚在国统区生活的亲友。胡鼎新改名胡乔木。胡乔木是“秀才”，他这“乔木”之名取自《诗经·小雅·伐木》中：“出自幽谷，迁於乔木。”

乔，高也。乔木，亦即高大、挺直之树。

类似的话，还见於《孟子·滕文公上》：“吾闻出於幽谷迁於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於幽谷者。”

他的夫人叫谷羽。她的名字常被人误写为“谷雨”，其实那是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

我问起了“谷羽”的含义，她告诉我：她原姓李，名桂英。据她说，“谷羽”这名字，是她跟胡乔木结婚时，胡乔木为她取的。至於“谷羽”的出典，就是指“出自幽谷，迁於乔木”的鸟。羽即鸟。

也就是说，胡乔木夫妇之名，皆出於“出自幽谷，迁於乔木”一句之中，可谓“秀才本色”。

不过，胡乔木给孩子取名，却是“大白话”：

长女曰“胜利”，生下她时盼望抗日战争的胜利；

长子曰“幸福”，希冀在胜利之後过着幸福生活；

次子曰“和平”，企望世界和平。

1963年夏日，胡乔木带三个孩子来到中南海游泳池，跟毛泽东一起游泳。

毛泽东问起了三个孩子的名字，然后加以一番“评论”：

“‘胜利’当然很好，‘幸福’也不错，只是‘和平’不‘和平’！”

毛泽东随口而出的戏言，使“和平”心中不安。回家之后，这孩子宣布自己不再叫“和平”，而是改名“海泳”——取自“中南海泳池”，以纪念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说的那番话。

此后，“胜利”学弟弟，也自己改名——虽说毛泽东说“‘胜利’当然很好”。她改名“木英”，“木”取自胡乔木，“英”取自李桂英（母亲本名）。

“幸福”步“胜利”的后尘，自己改名“石英”。

如此这般，我在跟胡乔木夫人以及子女交谈，弄清了他们一家名字的来历——只是那位“海泳”没有参加谈话，他在“文革”中不幸去世。

刘少奇替陈其五取名

我在写《张春桥传》的时候，曾写及当年张春桥在上海如何想方设法“干掉陈其五”。

陈其五年长张春桥三岁，是个“老宣传”，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与张春桥当时在上海的地位旗鼓相当。

我采访了陈其五夫人，问及陈其五名字的来历，她的答复使我惊讶：陈其五其实不姓陈，“陈其五”这名字是刘少奇取的！

陈其五本名刘毓珩。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北平爆发时，21岁的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在学生运动中成为学生领袖——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副主席。

1938年2月，刘毓珩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受刘少奇的派遣，前往国民党卫立煌部做地下工作。

“你的名字要改一下。”刘少奇提醒他，“国民党对你的名字太熟悉了。”

“改什么好呢？”他问。

“你母亲姓什么？”刘少奇问道。

“姓陈。”

“那就取一个封建一点的名字，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刘少奇思索了一下道，“就叫‘陈其五’吧。‘五世其昌’嘛！”

这样，刘少奇给他改了名字。从此以后，“陈其五”叫开来了，以致他的真名刘毓珩几乎很少为人所知。就连他的子女，也都姓陈。

在解放前，陈其五历任新四军团政委、四师政治部宣传部长、华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第三野战军前委委员、政治部宣传部长兼新华社华东前线总分社社长、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

1948年12月，当杜聿明部队陷入重围，那篇以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发出的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初稿便出自陈其五手笔。后来经毛泽东审阅，作了几处修改，发出。此文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文革”中，《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牛鬼蛇神”们“天天读”的“课本”，就连被打入“牛棚”的陈其五也要背诵此文，实在可笑也！近来发现此文最初的手稿，下面有两种笔迹，毛泽东的笔迹人们一望而知，那是作了几处修改留下的，而通篇的笔迹是陈其五的。

江青名字的“考证”以及她的改名“癖好”

我在写《江青传》的时候，对于江青的名字进行了一番“考证”。

江青，生于山东诸城东关街。她的祖父李纯海，本是拥有一百多亩土地的地主。但是，到了她父亲手中，已经破落了。她的父亲名叫李德文。他开了一个木匠铺，雇了小徒弟，自己也做木匠活。后来，在诸城城关开了爿旅店。

李德文的元配妻子生了一子一女。儿子名叫李建勋，后来改名李干卿，生于1901年3月13日。女儿名叫李云霞。

李德文五十多岁了，嫌发妻年老色衰，娶了一个比他小20多岁、颇有姿色的女人作妾。这个小老婆在1914年3月生下的一个女儿，便是江青。在30年代，曾有不少报导说江青本姓栾，名淑蒙。其实，她的母亲姓栾，山东临沂人。按照中国传统的“命名法”，她的母亲便叫“李栾氏”。江青出生时，父亲已60岁。

据说，本来李德文盼望生个男孩，事先取名“李进男”。可是，待孩子出生，方知是女孩，便以李进孩作为她的乳名（后来，江青的摄影作品署名“李进”，便源于她的乳名）。

另外，由于这个女孩是第二个女儿，在家中也叫“二妮子”。

除了乳名李进孩之外，江青的正儿八经的名字叫李云鹤。

大抵由于她向来张嘴就说，今天说的跟昨天说的常常不一样，关于李云鹤这名字的由来，她自己曾有过两种不同的“版本”。

“我原来的名字叫李云鹤，我很喜欢这个名字。你想，蓝天白云，仙鹤飞翔，多美！你听说过中国有句成语叫‘鹤立鸡群’吗？鹤不仅站在那里比鸡高，而且鹤能从鸡的头顶上飞过去。鹤是出众的！”这是江青在美国维特克面前絮絮叨叨说过的一段“台词”。

她颇健忘。在此之前，她曾如此说过：

“我上小学的时候，还没有‘大名’。看到我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薜焕登先生给我取了个名字，叫‘云鹤’。”

薜焕登何许人？在诸城，是一位知名人士。他是江青读书的那个小学的校董。

相比之下，第二种“版本”显然离历史的真实要近得多。

其实，“云鹤”倒也有出典之处。清代蒋士铨所作传奇《临川梦·隐奸》出场诗为：

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

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

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

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

这“翩然一只云间鹤”，不断地“飞来飞去”，后来“飞”进了中南海！

江青进入上海影剧界，取了艺名蓝苹。

据说，因为她平常喜欢穿蓝色衣服，而她来自北平，取名“蓝平”。可是，在跟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签约时，有人建议她改为“蓝苹”——“蓝色的苹果”，别出心裁！她也觉得“蓝苹”新奇，也就从此以“蓝苹”作为艺名。

于是，人们也就称她“蓝小姐”。熟悉的人则喊她“阿蓝”或者“阿苹”。

她在进入延安之后，改名“江青”。有人说“江青”是毛泽东为她取的，这不符合史实。因为她1937年进入延安之初所写的干部自传，便署名“江青”（原稿现存在中央档案馆），当时毛泽东还不认识她。

对于取“江青”这个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据云，含义有二：

其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苹也。也就是说，虽然江青“出于”蓝苹，却立志要干出一番“胜于”蓝苹的事业来。

其二，“江青”出典于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一诗：

曲终人不见，

江上数峰青。

后来，成为“第一夫人”的江青曾在自己拍摄的一幅庐山云雾照片上，洋洋得意地题诗一首：

江上有奇峰，

锁在云雾中。

寻常看不见，

偶尔露峥嵘。

显然，江青反钱起之意，写了这首诗。

在“文革”中，江青踌躇满志，再不是“偶尔露峥嵘”了。

江青成为“中央首长”之后，有个癖好，那就是替人改名。她以“左”的目光看待别人的名字，喜欢将别人的名字改成“革命化”。

比如，江青为著名京剧演员钱浩梁改名，说是“革命不要钱”，去掉“钱”姓，改名“浩亮”；

又如，江青以为著名钢琴演奏家殷承宗这名字“封建意识太浓”，改成“殷诚忠”；

笔者在采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的时候，他说，江青也以为他的名字“太封建”，“光宗耀祖是封建思想”，改成了“张耀词”。无可奈何，他只得从命。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张耀祠恢复了原名。

江青在“文革”中领导了“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一时间，全国上下刮起一股改名风，“东方红大街”、“工农兵广场”之类名字满天飞，造成极大的混乱。后来经周恩来总理制止，这股喧闹的改名风才算渐渐平静下来。

陈伯达竟然有二十三个名字

我在着手采访陈伯达之前，曾经仔细研读过他的著作。我发现，他的笔名非常多，就连他传世之名陈伯达，其实也是笔名。正因为这样，我在采访他的时候，请他逐一回忆，竟然多达23个名字。我请他解释了这些名字、笔名、化名以及“假名字”的含义：

陈伯达的哥哥叫陈声诜。陈伯达的本名叫陈声训。

上私塾的时候，老师给他改名，叫陈建相，字尚友。

据陈声诜之子说：“声”，是按家族辈分，即“世振家声，云曼肇祥……”；“相”，是按全乡排辈，“金玉其相，忠信为宝……”。所以，“声”实际上与“相”同辈。陈伯达的两个名字——“声训”、“建相”，是分别按照家谱和乡谱取的。

陈伯达去世的时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遗体告别会用的是陈建相这名字，外人不知那就是陈伯达。

建相，陈伯达有时也写作“健相”。

后来，他的不少文章署陈尚友和尚友。

“陈伯达这名字是怎么来的？”我问他。

“那是我在莫斯科留学的时候，有一回看了电影《斯巴达克思》，非常崇敬这位古希腊的奴隶起义领袖。后来，就从他的名字中取了两个字‘巴达’作笔名。为了更像个中国人的名字，改为‘伯达’。没想到，‘伯达’这笔名，后来竟成了我的名字。”陈伯达说出了“伯达”的来历。

“你什么时候开始用‘陈伯达’这笔名？”我又问。

“大约在1934年左右。”他答道，“我记得，我是在北平的时候开始用‘伯达’这笔名。”

他说了一桩笑话：

“就在我用了‘陈伯达’这笔名之后，有一天，打开北平的报纸，上面登着‘陈伯达医生’的广告！嘿，跟我‘同名同姓’哩，好在他是个医生，不写文章，我也就由他去了。抗战期间，我在重庆的报纸上，也看到‘陈伯达医生’的广告，大约北平陷落以后，那位‘陈伯达医生’跑到‘陪都’重庆去了。不过，在我1943年发表了《评〈中国之命运〉》以后，国民党报纸骂我‘陈逆伯达’。我想，一定给那位在重庆的‘陈伯达医生’带来意外的麻烦！”

陈伯达哈哈大笑起来。

陈伯达用过不少笔名，我顺便请他一一说明笔名的含义：

“史达”——这笔名同样取义于“斯巴达克斯”。尽管中国“百家姓”之中有“斯”姓，但“斯达”不如“史达”更像一个中国姓名。

有时候，他从“陈伯达”、“史达”这两个笔名中，取一两个字，署“史”、“达”、“伯达”、“斯达”。

“梅庄”——他当年曾在家乡梅山小学读书，由此取笔名“梅庄”。他给女儿取名“岭梅”，便是从“岭头村”、“梅山小学”中各取一字。

“志梅”——也是从家乡梅山小学衍生而来。

“周金”——这个笔名是他常用的，从30年代一直用到《红旗》杂志。这个笔名的来历，倘若他本人不说，很难“考证”，他解释道：“那时候，我很敬重郭沫若，而郭沫若是考古学家，‘周金’这个笔名就是考古的意思——‘周’朝‘金’文嘛！”

在他的种种笔名中，“史达”有同名同姓者，1928年第二期《文学周报》上的《王静庵先生致死的真因》，署“史达”，曾被误为陈伯达所写，其实不是。

从1938年以后，他的文章绝大部分署“陈伯达”或“伯达”。尤其在解放以后，几乎不用别的笔名，但1959年第七期《红旗》杂志《关于领导农业生产的问题》一文，署“周金”。

陈伯达还用过“陈万里”作为笔名。据云，那是因为他看了学者赵万里的文章，一时借用，也就取了这一笔名。

我注意到，他在晚年来所写的文稿中，用了两个新的笔名。

一是“纪训”，取义于“纪”取教“训”。

另一个笔名是“程殊”。“程”乃“陈”的谐音。“殊”则取义于文殊菩萨——因为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佛学中顿渐两派的论文。

此外，陈伯达还有两个不大常用的笔名：

曲突——过去一般用于党内通讯。取义于成语“曲突徙薪”。突，即烟囱。曲突，弯曲的烟囱。

徐明华——随便取的。

陈伯达有一个假名字，是他1931年4月突然被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侦缉队逮捕时，在几秒钟之内随口取的——“王通”。这个假名字从此被记载于国民党的审案记录之中，但他从未用“王通”作过笔名。

“‘王通’这名字有什么含义吗？”我问。

“随便取的，没有什么含义，因为我是突然被捕的，特务马上问我姓名，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说自己叫‘王通’，哪有时间顾得上什么‘含义’！”陈伯达答道。

另外，陈伯达写了一个条幅送我，落款为“仲晦”。“仲”与“伯”相对，“晦”与“达”相对。

如此这般，我终于弄清楚陈伯达的一连串名字、假名字及笔名：

本名：陈声训、陈建相、陈尚友；

化名：王通；

笔名：陈伯达、史达、梅庄、周金、曲突、徐明华、仲晦、纪训、程殊、陈志梅、王文殊、陈万里、斯达、伯达、史、达等。

总共20个！

其实，还应加上他在苏联取的一个俄名文字——“巴里诺夫”，共21个。

如果把他有时把陈建相写作陈健相、把陈声训写作陈生训，共23个！

这23个名字，充分反映了陈伯达历史的复杂性、曲折性。

此外，陈伯达还有两个雅号：

一曰“老夫子”——夫，大夫；子，敬称。往昔，人们称孔老二为“夫子”，因为他当过鲁国大夫。至于陈伯达被称为“老夫子”，已无法“考证”起于何时、出于何典，只是这个雅号于他十分传神，就连毛泽东在会议及各种公众场合，也直呼他为“老夫子”。

二曰“小小老百姓”——这是他在“文革”中经常自称的。后来，“小小老百姓”竟成了他的“专有名词”，成了他的“雅号”！

我以为，向陈伯达本人问清了他的这诸多名字，除了要写入我的《陈伯达传》之外，同时也为后人鉴别、研究陈伯达著作提供了方便——因为陈伯达毕竟是一位有着广泛影响的名人。

名字与命运的巧合

有人说，一个人的名字之中，往往“注定”了一个人未来的命运。

记得，我在1980年采访著名数学家苏步青的时候，我问他：“苏老，听说你父亲给你取名苏步青，是希望你长大成为数学家——因为苏步青的谐音是‘数不清’。”

苏步青听罢，哈哈大笑起来：“哪里，哪里。我家很穷，我父亲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成为数学家。他给我取名‘步青’，就是希望我长大了‘平步青云’嘛！”

苏步青讲出了他父亲给他取名的原意。至于在他成为数学家之后，人们望文生义，把“苏步青”跟“数不清”联系在一起，则纯属“哥德巴赫猜想”了！

不过，从苏步青的答复中可以看出，父亲给儿子取名，那名字寄托着父辈的殷殷期望。

如果说把“苏步青”引申为“数不清”，从而把他的名字跟数学联系在一起，这确实有点牵强，但是作家白桦和作家叶楠的名字与命运紧相连，却几乎不可思议。

白桦跟叶楠，是孪生兄弟。其实，白桦不姓白，叶楠也不姓叶。白桦、叶楠，都是笔名。他俩都姓陈，1930年11月20日出生于河南信阳的大户人家。先出生的孩子被命名为“陈佐华”，也就是后来的叶楠；后出生的孩子被命名为“陈佑华”，也就是后来的白桦。

白桦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命运坎坷，而叶楠则安然无恙。

我曾开玩笑地对白桦说：“你一生下来，就注定了‘佑’！”

白桦哈哈大笑。

白桦、叶楠的名字与命运的关联，当然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不过，这种巧合实在太奇妙了。

我在采访《求是》杂志总编辑邢贲思的时候，对他的名字发生兴趣，问邢贲思是不是笔名？

他告诉我，他的本名叫邢承墉。后来，他改名邢贲思，这名字是他自己取的。

我问“贲思”的来历。他说，取义于《诗经》中的“佼佼白驹，贲然其思”。

我又问，这“贲然其思”，是不是意味着他从小就喜欢思辨，要当哲学家？

他大笑起来：“我小时候喜欢文学，所以从《诗经》中取了‘贲然其思’，希望文思如涌。至于我后来致力于哲学，是组织上分配的结果，我事先根本没有想到过——我是学外语的，毕业后分配到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的前身）。当时，学校里缺哲学教师，组织上要我教哲学。我服从分配，学起哲学来……”

1985年1月3日下午，我去拜访作家黄秋耘。

我问他：“向来只有春耘、夏耘，你怎么叫‘秋耘’？”

他答道：“我原先不是作家，而是职业军人。很晚，直到50年代，我才开始创作。别人是在春天耘草，我却是在秋天——别人已经在那里收获，我才开始耘草，所以叫‘秋耘’，意思是起步很晚的意思。”

他“秋耘”不息，后来成了颇有成就的作家。

我在北京采访百岁老人罗章龙，他很风趣地说起了中共名人的名字与“路线斗争”的关系。

罗章龙说，1971年毛泽东在巡视大江南北的时候，曾历数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第一次犯路线错误的是陈独秀，第二次是瞿秋白，第三次是李立三，第四次便是罗章龙……

罗章龙笑着对我说：

“陈独秀的名字中有个‘独’字，所以成了党内第一个‘机会主义头子’；瞿秋白的‘瞿’字有双目，也就成了第二个‘机会主义头子’；李立三的名字中有个‘三’字，成了第三个‘机会主义头子’；至于我，姓‘罗’，头上顶着个‘四’字，成了第四个‘机会主义头子’……”

罗章龙当然是在开玩笑。不过，这玩笑把姓名跟党内路线斗争联系起来，倒是一种“发明”。

在我的采访经历中，遇到最奇妙的一件事，要算是“八三四一”部队这一名字了。

众所周知，“八三四一”是中央警卫团的代号，被海外称之为“红色御林军”。这一名字竟然与历史有着那么神奇的巧合：

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正好“八三”岁；而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从1935年的遵义会议到1976年去世，正好是“41”年！

关于“八三四一”的来历，海外流传着神乎其神的故事：据说，1949年毛泽东初入北平，住在香山，遭遇香山老道。毛泽东问老道，这支“红色御林军”的番号以什么数字为好，老道只答“八三四一”，对于这一数字中的“天机”只字不提……

在采访“八三四一”部队负责人、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将军的时候，我很详细地问及“八三四一”这一番号的来历。

张耀祠将军说，他是中央警卫团团长，实际他是师长——这个团实际上比一个师还多。

他回忆说，在延安时，就成立了中央警备团，负责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的保卫工作。那时，是团级建制。进入北京之后，担负警卫中央党、政、军首脑机关及重要民主人士的任务，一个团显然不够，于是扩充成中央纵队。中央纵队下辖两个师，张耀祠在二师。抗美援朝时，一师调往朝鲜。留在北京的二师，改称中央警卫师，但是很快又改称中央警卫团——为的是不让外界知道实际的兵力。

1953年5月，张耀祠被任命为中央警卫团团长。这个团，后来发展到八千多人，人数比一般的师还多，而且全是精兵。

中央警卫团，亦即著名的“八三四一部队”。

我问起“八三四一部队”代号的来历，张耀祠笑道，那流传的故事属巧合。早在50年代，中央警卫团成立之初，战士们写家信时，问及收信地址该怎么写。解放军总参谋部经过研究，以为写中央警卫团某某人收，诸多不便，规定以“北京八三四一部队”这一代号对外。

在“文革”中，“八三四一部队”闻名遐迩，人们才渐渐知道这是一支不平常的部队——中央警卫团。

“八三四一”这一番号，是毛泽东主席命名的。“八三四一”，其实是在井冈山时毛泽东使用的一支手枪的号码。毛泽东当年非常喜欢这支枪，就用枪号作为中央警卫团的番号。

至于这个番号与毛泽东的命运如此紧紧相关，那只能说纯属巧合。

关于我自己的名字

在历数种种关于名字的探源之后，顺便提一下关于我自己的名字的来历……

我的名字叫“叶永烈”，曾有人“考证”，说是取义于叶挺将军的诗“在烈火中永生”——叶挺之“叶”，永生之“永”，烈火之“烈”。

其实，我出生的时候，还没有叶挺将军的这首诗。所以，这一“考证”纯属想当然而已。

我的名字实际上很普通，其中“永”字为辈分。据父亲说，他给我取名“永烈”，是“永远轰轰烈烈”之意。如此而已，并无更深的含义。

另外，据父亲说，“永”字有“水”，“烈”字有“火”，“永烈”这名字也就“水火平衡”了。

我对父亲给我取的名字，最感满意的一点是迄今尚未发现一个与我姓名完全相同的人。

不过，我的名字倒有一点小小的“应验”：小时候，每到冬天，我常常手脚皲裂，我的同学们便取笑说：“怪不得叫‘叶永裂’！”

至于我的书斋取名“沉思斋”，则取义于“历史在这里沉思”。

信笔写来，把以上的一颗颗“珍珠”串在一起，算是一篇“务实”的序。

。?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