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读郁达夫的散文“钓台的春昼”，便想去富春江一游。乘着欸乃的浆声，拨开芜杂的草木，在严子陵的钓台里，就着满林的鸟声，吞饮一壶炽热的高梁。

梦与酒一样，愈藏愈香。去钓台的游梦，折磨了我二十多年。今年春上才得以梦想成真。但梦到真时，存于梦中的那种温婉的感觉，却是消失殆尽了。

在中国的文化中，渔父始终扮演着智者的角色。“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何其闲适，又何其逍遥。渔父成了隐士的代名词。历史上，的确有两位智者因成功地扮演了渔父而名垂千古。一位是在渭水垂钓的姜太公，另一位便是持竿于富春江畔的严子陵了。

姜太公直钩垂钓，本无意于鱼。后来，他果然辅佐周天子，成功地钓起了青铜社稷一统江山。而蛰居桐庐的严子陵，因拒绝汉光武帝刘秀盛情发出的做官的邀请，而为后人景仰。刘秀与严子陵是少年同学，相处日久，情谊甚笃。他之邀严子陵做官，既可美誉为用贤，亦可讥刺为营私。因为，严子陵除了拒绝当皇帝的同学发出的做官邀请外，于文学、于政治、均无功绩见诸史志。不过，仅拒绝做官这一点，严子陵也是值得称赞的。官场之浊，但浊中有荣华富贵；山水之清，但清中要安贫乐道。严子陵选择了后者，他是真心愿意当一名渔父的。

因为以上的想法，对于富春江边的这一座钓台，更是心向往之。

那天，我驱车从千岛湖出发，本可以轻轻松松赶到杭州，就因为想看桐庐的钓台，便投宿到了富春江小镇。此日恰好是旧历的四月十五，暮色苍茫，我在江边徘徊，想去钓台踏月而不得，因为码头上已歇泊了所有的游船，陆地又无路可通。那一夜，卧在价钱昂贵却又设施奇差的旅馆里，除了猜想钓台的景致，却也无事可做。

翌日，我起了个早床，几乎是乘坐头一班游轮到达钓台的。从码头到钓台，最多不过三公里，但水路的感觉，却是比陆路要远了许多。郁达夫游钓台，已是七十二年前事。他说，船近钓台，江愈窄而山愈峻峭。钓台给予他的最强烈的印象是萧条，是太古的寂静。这种感觉，对于后来者的我，是完全体会不到了。

由于富春江在钓台下游约四公里处筑了大坝，江面变得宽阔，黛绿色的江面，水波不兴，倒像是晴日下的长湖。湖之两岸，青山数朵，时花簇簇，绿树翠竹丛中，偶见白墙青瓦的人家。立刻，我体会到恬静的诗意。

在浅浅的白雾中，或者说在若有若无的岚气里，游轮靠拢了钓台。游客蜂拥上岸，犹如寂静的林子里突然落下了数百只喜鹊，存在于我脑海中的关于钓台的一点点神秘，刹那间荡然无存了。

旧时的严子陵钓台，在半山上，而今日的钓台就在水边。从垂钓的角度，今日之钓台更接近真实。这倒不是后人把钓台搬下山来，而是筑了大坝后的富春江，水位上涨了几十公尺。钓台旁的严君祠，香火甚旺。国人的习惯，每进庙宇祠堂必焚高香。严子陵若泉下有知，恐怕也会惊讶，他仅仅就做了一件事――拒绝做官，就在这国脉粗壮的二十一世纪，受到如此之高的礼遇。是国人精神品格突然间全都高雅起来了吗？我看未必。如果说古人敬香，是出于宗教的虔诚；今人敬香，多半是入乡随俗的游戏心理。

未到钓台之前，我曾私下猜度，这钓台前必定安排了许多钓竿，让游人在山光水色中，体会一下严子陵的垂钓之乐。如今站在钓台前，除了看扫拂江面的柳丝，除了看茶社的招饮的旗幡，除了听电喇叭里播出的流行音乐，除了避让游人的匆匆的脚步，我哪怕想当五分钟的渔父，却也成了一种奢望。

既来之，则安之。在瞻拜了严子陵的塑像之后，我开始在碑廊漫步。这碑廊是新建的，今人的诗碑多过古人。一首首读过，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有两首，录如下：

百寻磴道辟蒿莱，一对奇峰屹水涯。

西传杲羽伤心处，东是严光垂钓台。

岭上投竿殊费解，中天堕泪可安排。

由来胜迹流传久，半是存真半是猜。

郭沫若《访严子陵钓台》

伯夷清节太公初，出处行藏岂必同。

不是云台兴帝业，桐江无用一丝风。

刘伯温《过严子陵钓台》

这两首诗，一对钓台的真伪提出质疑，一对严子陵的做法褒中有微讽。郭沫若与刘伯温，在中国历史上，都非等闲人物。他们于此生发的议论，无不含蕴了自己的人生体验。

漫步钓台，沐浴在春山的空翠之中，我也诌出了四句，题目且抄郭老的，也叫《访严子陵钓台》：

不钓江山不钓龙，子陵原不是英雄。

我今来到桐江上，笑看山花别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