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分两头。却说蒋介石飞去无踪，李宗仁扑了个空，同程思远、邱昌渭等人回到傅厚岗私邸召集左右共商大计，但凳子尚未坐热，却报傅泾波来了。李宗仁马上出迎，一个庆贺一番，一个答谢一番。寒暄过后，傅泾波道出来意：“司徒大使要我拜候代总统。”

“不敢不敢，”李宗仁笑道：“事情稍待安排，我当拜望大使，请教请教。”

“大使问，听说蒋先生的下野文告曾经经过修改，因此对蒋先生的引退性质不大了解，深表关切，请代总统当面告我。”

李宗仁未开口先叹气道：“承蒙大使关切，万分感激！这件事要从头谈起：蒋先生这次下野，要我继任，在步骤上和程序上都没有周密的安排与明确的交代。他在二十日决定下野，二十一日，就是今天上午才由吴忠信先生把他同我的文告草搞拿长给我过目。你老兄知道，那当儿我的智囊团都不在身边。这个草稿内容即有不妥，我实在也来不及加以修正和补充。”

“你就签了个名？”傅泾波微笑。

“一点不错。”李宗仁苦笑道：“他匆匆而来，我匆匆看过就签一个名，给吴忠信带回去了。今天下午两点钟，蒋先生召集国民党中常会在黄埔路话别，就提到了这个文告。当时cc的人主张把‘身先引退’一段删去，他也同意了。就这么回事。”李宗仁苦涩地加一句：“希望大使主持公道，老兄”傅泾波皱眉道：“那么这件事的确难了，名不正，言不顺，更别谈实行。我看还是把原稿发表吧，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否则李先生的处境和身分，可是含糊得很哪！”

李宗仁以拳击腿，叹道：“一点不错！”

“那得赶快想办法！”

“把张治中、吴忠信两位找来商量商量吧。”

“好好，”傅泾波道：“我先去报告大使。”

李宗仁以为美国是在支持他，喜孜孜把吴、张二人请来，商量补救办法。张治中摇头道：“这篇文告今天早上已经签字，下午怎能有所改动？如真的要动，只能请礼老通权达变，照旧加上原文，除此并无办法。”

“这个办法好，这个办法好，”李宗仁直搓手掌，对吴忠信道：“礼老，您多费神吧，这样一来，可以不至于拖泥带水了。”

吴忠信为难道：“这怕很难吧？”

“不难不难！”李宗仁道：“只要礼老动一动笔，把删掉的那句话加进去，不就成了吗？”

张治中也说：“现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礼老是有为难处，但面对事实，也不必考虑太多了。”

吴忠信横想竖想，蒋介石根本没有下台，李宗仁想说也扶不起来；助李倒蒋，这只饭碗可得敲破了，于是勃然变色，对张治中说道：“文白，你开我的玩笑！总裁交给我发表的文告，我无权修改！如果你们一定要把这个难题给我做，那么我这个秘书长，”吴忠信拍拍桌子：“只好不干了！”说罢匆匆而去。

李宗仁有如给淋了一盆冷水，也拍台拍凳发牢骚道：“这成什么样子！好象我这个代总统是私生子一样，他妈的！”

张治中也拍拍桌子叹道：“完了，这台戏这样唱法，我也犯不着夹在里头凑热闹了！”

“他们吵得很热闹。”傅泾波把一般情况报告司徒，司徒苦笑道：“由他们闹去吧，我们有我们的不变之计；如果李宗仁担当得起，由他来吧，我们不要姓蒋的！如果李宗仁担当不起，那么由姓蒋的回来搞吧，我们不要姓李的。”稍顿，他嘱咐：“不过为了表示支持李宗仁，你可以用私人名义给他出出主意。可是我提醒你：你这样做是有限度的。”

傅泾波忙不迭点头。问：“譬如这个名义问题，”司徒道：“你可以建议他，这是宪法的解释问题，应该请司法院长来商量！”

“着啊！”李宗仁对傅泾波的提醒大为感激，立刻召请司法院长王宠惠。王到后据实陈报道：“蒋先生这个下野文告，是应该有‘身先引退’等字样，否则走了又不象走，不象走可是真的走了，你瞧多难办。只是蒋先生辞去总统职务并末经过国民代表大会批准；副总统的继任也没有获得国民代表大会的追认，因此，您的名义只好用代总统，作为代行。”

李宗仁一听有理，却甚难堪。蒋去李来，无法召开国大会议是事实，但总得想办法补救，于是同王宠惠驱车同访张群，诉说苦衷。那张群岂是寻常之人，当时便劝李宗仁不必过分认真，反正是这般模样，由它去吧。李宗仁道：“岳军兄知其一，不知其二。按照蒋先生的文告，我根本无权进行超越蒋所提的五项原则以外的和平谈判，我这个总统还有啥当头？”

张群也作为难状道：“是啊，那怎么办才好啊？蒋先生己经走了。”

在李宗仁再三央求之下，张群不得不同远在杭州的蒋介石通了个电话：

“总统吗？我是岳军，身体很好吧？”

“很好很好，有什么事吗？”

“李副总统同王院长在我这里，要请示总统，关于名位问题……嗯嗯，咳咳。”

电话很快搁断，李宗仁焦急地问：“他怎么说？”

“他说文告已签字，不必大动干戈了，代总统就代总统吧。”

“那么文告中的字句呢？”

“他没谈到，已挂断了。”

“不理他！”李宗仁左右齐表气愤：“他发表他的，我们发表我们的，别理他！”

“先研究他的原文吧！”众人各把文告一看再看，再三淮敲。只见未涂改前的原稿上蒋介石这样说道：“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易其有极，因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销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经过李宗仁左右删改后，最后公开发表的文告之中变成：

“总统蒋公，为促成和平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文规定，代行总统职权。……所望我全体军民，抒诚合作，文武官吏，尽忠职守，精诚团结，一德一心。……”李宗仁以为做总统的瘾可以如愿以偿了。

事实上当无此顺利。

当天下午六时，李宗仁正在傅厚岗私邸伤脑筋，忽报孙科求见，两人寒暄甫毕，孙科就说明来意：辞职。

李宗仁故作惊奇道：“这可难为我了，哲生兄知道，我今天才开始视事，对哲生兄倚畀甚殷，何必辞职？”

孙科道：“武汉方面早有建议：内阁必须调动。健生兄等的意见很好，我要辞职，应该批准，让文白兄来组阁，代总统在上月之中也会同吴忠信、张群等先生商议过更动内阁的问题，并且还议定了四项原则，但未得蒋总统同意，事情也就搁下来了。”孙科冷冷一笑：“现在，蒋总统已经走了，他当初所料置的那个决定，目前可以实施了，我也赞成，因此前来当面请辞，务请赐准，实为德便。”

李宗仁甚窘，碍于初初上台，还摸不透对方的底牌，只得勉其留任，“共负时艰”，凭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好说歹说，总算把孙科勉强留住了。

却说蒋介石的文告发出之后，“中央社”又奉命更正了两点：其一是删掉了文内“感格共党”一语，改为“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销兵”，便于李宗仁同孙科进行和平攻势；其二是把“李副总统”改为“李代总统”明白表示他并未辞职，只是暂时出去走走，李宗仁是暂时代上一代而已。

“我实在恨透了！”李宗仁一筹莫展：“黄金白银全运走，长江以南各省军政也在他行前做了通盘部署；科仔更是向着他，不听话，你们说该怎么办！”

左右们彻夜讨论，最后还是决定由李宗仁发表一个声明，表示愿意商谈八项条件。洋洋数千言，作痛哭流涕状，千言万语归根结底是不能再打了，和平最重要，好象十几年来，一开始中共就主张动武一样。

另外，李宗仁再给李济深、沈钧濡等去信，“邀约北方维护民主和平人士共同命驾来京，共商策进。”同时致函章伯钧、张东荪，请求“赞助和平”：“先生等奔走和平，备历艰苦，举国敬仰！尚望一致主张，力加赞助，和平能早日实现，弟也得早一日还我初服。”这还不算，还派出甘介侯去上海，分访孙夫人宋庆龄、张澜、章士钊，张君劢、黄炎培、罗隆基等人。

孙科也没闲着，他的内阁同样展开了和平攻势。蒋走后第二天下午，在“行政院四十次会议”上，孙科自任主席，商讨和平谈判问题，决议：“政府为促成和平之实现，特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等五人为代表，并指定邵力子为首席代表。”

“邵先生，”一位新闻记者闻讯前往访问道：“邵先生今天出任和谈首席代表，请问有些什么感想？”

邵力子谈道：“我感到十分惶恐，这一次的任务很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双方的冤仇太深，这道裂口恐怕一时不易弥补得好。”

“邵先生听见过中共的广播么？”

“还没有。”邵力子道：“请你说一说。”

那记者微笑道：“中共广播说，南京并无和平诚意，邵先生以为对么？”

邵力子反问道：“你们以为南京有没有诚意？”

那新闻记者苦笑道：“我们的话无足轻重，还是听听人家的话吧。中共认为蒋先生的引退只是一种冬蛰的表演，不等于他的政权终结，也不等于人民革命的战争已达目的。中共的看法是：他的军队垮光，本钱输得差不多，南京已经直接暴露在中共攻势之下，他最亲信的干部也不肯为他卖命，他的后台老板也已经对他厌倦，不再支持池，甚至认为他的存在，是美国企图保持在华势力的绊脚石，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对他都没有好感，他于是不得不走了。邵先生以为如何？”

邵力子叹道：“我此刻还不能发表意见。中共还说些什么？”

记者笑道：“中共对这件事情，不可能有使蒋满意的答复，因为蒋行前所作所为，使中共感到不能满意。”

“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从华盛顿和蒋的立场来说，蒋的引退有些什么企图呢？简单说来，他除了想去掉一个争取喘息时间的障碍之外，还想避开中共所提的八项条件，再来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和平攻势，以便更多一点保存美国的和他的元气。他从元旦文告一直到引退文告，可以看出南京并无悔悟的诚意，而且还作了一些继续战争的挣扎，从过去一个时期到蒋介石临上飞机的一瞬间，蒋对长江以南的各省军政作了一个通盘的调整，如以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蒋经国出任国民党省党部的主委；朱绍良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方天任江西省主席；余汉谋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任广东省主席；张群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等等，都是在走之前安排的。而且还在临行前召见海军高级将领‘朂勉尽忠职守’毫无疑义，这些布置不可能是为了和平，而是为了战争。”

邵力子再叹息。

“他们还说，”那记者使劲抽烟：“蒋、李之间的什么总统、副总统、代总统、宪法多少多少条等等争论，也说明了蒋最后还在极力维持他的‘法统’。所以只要南京还闪避中共的八项条件，还想尽可能保存实力，那么不管蒋出走也好，李‘求和’也好，张治中、邵力子等人飞延安也好，这些不同的形式只有一个相同的内容。”

“什么内容？”

“他们说南京毫无诚意谋求真正的和平民主，南京今后还会发动更多的和乎攻势，其目的是：一切为了战争！”

邵力子叹道：“我难过极了，我难过极了，如果蒋、李真无和平诚意，我们辛苦奔走又为什么！”

那记者再问道：“那么邵先生是不是还要风尘仆仆，为这一种‘和平’奔走呢？”

邵力子皱眉道：“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应该奔走，至于以后如何，我当然有我的决定：去做大家认为正确的事情。”

这几位和平使者的奔走，显然得不到广泛的支持。邵力子、张冶中等到达上海拟访孙夫人，但宋庆龄立场坚定，以血压增高医嘱谢绝见客，未予接见。民盟主席张澜及黄炎培、罗隆基等同邵力子、张冶中以及李宗仁的特别助理甘介侯商谈两小时，张澜坚决反对民盟在这种情况下参加讨论。甘介侯的活动十分紧张，从孙夫人到何应钦，从民盟到其他人士他都访晤过，还让黄绍竑悄悄地去香港活动，但彼此都无满意结果，怏怏返回南京，向李宗仁诉苦。

李宗仁的牢骚更多，除了上台前门口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这些情形有所改善外，其他重要事项无一是处。孙科内阁不管三七二十一，决定搬到广州，内阁会议也告休会。立法院长童冠贤接到国防部长徐永昌的通知，说南京在三五天内将闻炮声，于是立法院自二月一日起的例会就无法在南京召开。粮食部的人马大都疏散到华南一带；交通部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在东撞西碰，外交部情形更乱，人员与文件齐告他去，部里只剩下一架电话机；财政部人员全部离京；新闻局人去楼空。国民党大小机构撤退公务员及其眷属，忙乱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走也不成，不走也不成，其中不知发生了多少悲惨故事。撤退路线是京沪路沪杭路浙赣路粤汉路，以广州为终点。只有李宗仁心不死，想在南京城里等待奇迹。邵力子、张治中、刘维炽等自沪返京，一下飞机便去找李宗仁报告上海之行，再到孙科家里会商，“办法”是有的，但绝无信心，又无下文。

李宗仁心头沉重万分。

“他们的回电来了，”李宗仁要秘书把中共的广播记录给众人过目：“新华社陕北二十五日电：据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中央社二十二日报道，这个反动政府的行政院已于二十二日推翻了它自己在十九日所作若不先行停战便不愿念进行谈判的那个荒谬决议，而重新决定派遣五个代表是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中共发言人讲：我们愿意在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声明的基础上和南京反动政府谈判和平解决的问题。”

人们透口气读下去道：

“……如果这个政府有感于自己已经完全丧失人民的信任，有感于它手里的残余反动军事力量已经无法抵抗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而愿意接受中共的八项和平条件的话，那么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使人民少受痛苦，当然是比较好的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最近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是一个实例。”

“……现在南京反动政府方面，放出了许多虚伪的装腔作势的和平空气，企图欺骗人民，以达其保存反动势力，获得喘息机会，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之目的。全国人民应有清醒的头脑，决不可被那些伪善的空谈所迷惑。谈判的地点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后才能确定，大约将在北平。”

“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主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是一个战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

“唉哟！”李宗仁迫不及待道：“你们都看过了，有什么锦囊妙计么？”

“这个，”邵力子迂缓地说：“这回答虽说是简单得很，但够得上‘义正词严’四个字。它首先重申了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关于时局声明的主旨；接着要我们明白认识，必须负起发功内战的全部责任；第三是指这里早已没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允许派出代表谈判并不等于承认这里的法统。”

李宗仁长叹道：“为什么必须负担起发动战争的责任？我的天哪！”

“那是很明显的，”张治中道：“从先生撕毁政协决议和发动‘戡乱’的时候起，中共代表曾不止一次警告过我们说：‘假如你们一定要打内战，必须接受因此而引起的后果和应有的责任。’这些话我还记得。”

“嗤！”李宗仁气愤道：“那还有什么可谈的！打就打罢！还提什么法统和资格……”

邵力子叹道：“他们也说得够清楚的了；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使人民少受痛苦’。”

正说着电话响，李宗仁越听越紧张，终于颓然跌坐在沙发里说：“糟透了！北平驻军大都出城，各机关今天可以完成移交准备；晋缓一带我军考虑投降；瓜洲浦镇己经失守，镇江我军仓皇筑防，一切都来得太快，”他大叫：“太快啦，太快啦！”

突地门口人声嘈杂，李宗仁紧张起来。

卫士立刻进来报告道：“市民为物价飞涨，金元券贬值前来请愿。我们有足够力量镇压，代总统下必惊谎。”李宗仁跳脚道：“这些事情也要找我？要他们找有关人员得啦！”接着叹气：“瞧！他留下来的就是这副烂摊子！”

“据我看，”邵力子沉重地说：“前方越来越糟，后方也越来越混乱，这都不是好兆。代总统据长江天险打下去的做法，我斗胆上言，这样做恐怕不能获得对方的谅解。”

李宗仁一怔，旋即强笑道：“不过不这样做也不行，‘能战才能言和’，这句话我相信。”他不安地踱着：“再说，释放政治犯的命令也已发了下去，监牢里的共产党员和其他政治犯是不是能够放出来我不敢说，但张学良、杨虎城二人一定可以出来。这就表示我同蒋的做法不同，中共方面应该有所谅解吧？”

张治中道：“根据蒋先生的一贯做法，监牢里的人不一定能出得来；如果真的出不来，对于李代总统的威望大有损害：一个总统竟不能释放政治犯。至于张、杨二人的前途，我也不敢乐观。”

李宗仁问：“为什么文白兄对释放张、杨不乐观？”

“因为我自己碰到过。”张治中苦笑道：“年前我去台湾，曾到新竹井上温泉去看过汉卿，还拍了好多照片。可是离台那天，全部软片还没冲晒全告失踪！蒋先生还问左右：‘谁叫文白去找张学良的？’左右说是魏道明批准的，他很不高兴，马上下手谕，说从此以后，如未经他亲笔批准，谁也不能去见汉卿。”

李宗仁直搓手道：“如果连张、杨都放不出来，那我真是下不了台，唉！”

众人商议半天，李宗仁终于竭力装作可怜的样子，给毛泽东去了一个电报，要求立即派代表开始谈判道：

“润之先生大鉴：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钧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惟在谈判之前，不能先行执行某项条件。尚请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

“关于‘某项条件’，”李宗仁沉吟道：“他们一定可以猜想到，是惩办战犯问题。他们肯不肯这样做，听回信再说吧。”

回信没有等到，李宗仁就已经坐不住了。这个坐在火炉上的代总统，的确不是好当的。四处碰壁，八面撞墙。无奈，只好再访问司徒雷登。

李宗仁道：“今夭拜访大使，实在不好意思。我德薄能鲜，视事没多久，困难接踵而来，难堪之极！”

“邵力子、张治中几位先生都去了吗？”

“还没有去。”

“为什么？”

“他们有太多的顾虑。”

“顾虑什么？”

“怕碰钉子。”

“除了这，还有什么困难？”

“还是老问题。”李宗仁哭丧着脸道：“皇帝不差饿兵，何况我不是皇帝？薪饷发不出，部队在前线喝西北风，大使您看这还行吗？”

司徒把灰绿色的眼珠骨溜溜一转：“这个，这个不是我不帮忙，美国实在也伤透了脑筋。据报告，台湾码头上武器弹药堆积如山，黄金美钞堆满仓库，坦克车到处乱放，履带上都结了蜘蛛网！请问总统先生，你们有这么多东西搁着，还有必要向美国伸手吗？台湾这么多东西，难道不是美国援助的吗？”

李宗仁倒抽一口凉气，心想这厮可恶，便说：“大使所言甚是！不过大使比我更清楚，这些东西运去台湾，绝非我的意思！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巧媳妇难为无米炊。如今承贵国瞧得起，要鄙人出面收拾这个烂摊子，我不知厉害，挑上肩了。可是我拿什么开销？拿什么去喂饱剿共将士的肚子？贵国的一番好意如此，而蒋先生存心捣蛋又如彼，我姓李的并无金矿可掘，贵国又不肯援手，请问大使，请教大使，我如何善其后？”

司徒笑道：“总统先生有什么高见？”

李宗仁哭丧着脸道：“大使，我还有什么高见低见？目前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前前后后都伸着手问我要钱、钱、钱！我真是寸步难行啊！农历年初一，我想出去看看部队，振振士气，巩固首都防卫！可是我的身分，不能空着两只手去看他们，总得带点慰劳金，是吗？”

司徒点头。

“可是我哪儿找慰劳金去？俞鸿钧只肯把黄金美钞往台湾运，对我的命令一点不买账，您说我能对他怎么样，派兵去抢吗？”

司徒笑了。

“年尾年头头寸紧，造币厂的机器日夜没停。他把钞票空运前方喂他的部队去了，把我当成阿木林，大使请设身处地想想，我这台戏怎能唱得下去？”

司徒不笑了，紧皱着灰白的眉毛，叹道：“总统先生，我很同情你的处境。”司徒一顿，“以我之见，你不妨跟他明说，请他以剿共的大局为重，拨给库存金银”

李宗仁心头一动。回去以后，立即给远在溪口的蒋介石拨了个电活。不想，李宗仁又碰了个大钉子。

俞鸿钧把李宗仁来电话的事告诉了蒋介石。

“别理他别理他！”蒋介石狞笑道：“金元券已暴跌到一万一千合一块美金，军政费用均感枯竭，要我拨给库存金银，发给军饷，以期提高士气，巩固军心。他说得又可怜又好听，别理他！”

“是是。”

“运台的金钞三亿多美元，照海外比值如何？”

“报告总统，那当然要高得多。全部库存黄金是三百九十万安士，各种白银值七千万美元，外汇价值七千万美元，总值不止三亿多美元，那是依据公开市场的行情计算。”

“好好好，”蒋介石有了笑容：“你多辛苦吧，这件事要办妥当，不要拆烂污。”

“不会不会，”俞鸿钧道：“不过央行保管的战时没收的大量珠宝，恐怕运不走了。”

“为什么？”

“李宗仁已派人看守，这些珠宝在另一个仓库。”

“值多少钱？”蒋介石急问：“我知道大约值一百多万美元。”

“最多也不过两百万美元。”俞鸿钧道：“万一运不走，也算了。”

“尽人事吧！”蒋介石恨恨地说：“最好让他一个铜板也摸不着！”

“是是。”

蒋介石再找孙科接电话。劈头便问：“搬家问题怎么徉啦！他还反对吗？”

“啊啊，”孙科说：“他还反对，他不赞成把行政院搬到广州办公，他说他要守住长江，留在南京。”

“由他一个人守长江吧！”蒋介石道：“那你的行政院几时搬？”

“快了，现在大部分已经搬空，我大概在二月五日动身。”

“好好好！”蒋介石道：“哲生兄记着，你此刻在南京，前前后后喊过好几次和平；但你到广州之后，一定要表示态度，重申戡乱到底的决心，让他一个人喊和平，要他唱独脚戏！”

“是是！遵命！遵命！”

蒋介石打完电话，累了，如象打了个大胜仗，可没一点儿“大捷”的滋味。蒋经国岔开道：“打电话很累，已经让他们快点弄好强力电台。”

“不错，”蒋介石疲乏地说：“我要在这里住三个月，交通通讯问题该快点解决。”

“已经动手了，”蒋经国道：“本来可以早点弄好，就是这徉做，亚伯的行踪消息就不能保密，不大好。”

蒋介石起立道：“嗯嗯。”接着往外走：“到外面去走走吧。”

“不必了吧，亚伯，时候不早，该休息了。”

“我还不想睡。”蒋介石朝窗外望去，只见侍卫疏疏落落地在屋外放哨，溪口本来不是大城，如今来了蒋介石，入夜倍感凄凉。“你告诉陈仪，”蒋介石喃喃地说：“任何人不许到溪口来。在杭州路口上，就该安排好，除非我同意，否则任何人都不许到溪口来。”

“是的，亚伯。”

蒋介石立在窗下目送一条野狗夹着尾巴在寒风中瑟缩而过，说：“至于陈仪，我越想越不妥。这个老头子倚老卖老，敢当面教训我。”他又沉吟久之，半晌惶恐地说：“经国，你说，他会不会对我来一手？我不安极了！”

蒋经国连忙安慰他道：“防是要防的，但陈仪不可能有什么花样，他也没有兵。”

“恩伯同他的关系大家知道。”蒋介石似有重忧：“西安事变的教训我忘不了！想陈仪同汤恩伯在上海那一段日子，两人常常面对面下围棋；陈仪的日本太太病了，医药费开支大，卖掉了一个冰箱，那时候恩伯也不断帮他忙，他对他本来当寄父看待的。现在陈仪一再劝我‘提得起放得下’，我看里面是有文章。”

蒋经国再劝：“也可能他这一阵子闭门读书，脾气变了。”

“也不，”蒋介石烦躁地踱着：“他一向如此，有时候好象坚决***，有时候常同我抬杠，他的班底气味好象又不同，这这这”

“不要紧不要紧，”蒋经国道：“我们只要加强他同汤恩伯之间的监视，再钉紧他的部下徐学禹，就不可能有什么差池。”

正是：只要你敢“背叛”我，亲生爷娘也勿管。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