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不管李宗仁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多么厉害，他们的想法和作法多么不同，但是，对于争取喘息时间，有朝一日反扑过来的目标却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和谈上。

“希望他们谈得好，”司徒对李宗仁道：“希望他们谈得如漆如胶，把军事行动忘记了！”他苦笑道：“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不过希望他们能够谈得来，谈得拢，谈得有味道，就行了。”

“是有好消息，”李宗仁道：“他们一到北平，第二天晚上就有一个盛大的招待会。他们用丰富的筵席招待我们的代表，宾主有两百多人，热闹极了！据说周恩来他们的态度不坏，谈笑风生，气氛融洽。”

“很好很好，”司徒道：“没有人骂美国吧？”

“没听说，”李宗仁道：“倒是那些民主人士，对我们不满意极了，就在酒席上骂起我们来。吃完饭看戏，演的是《白毛女》，戏台上下有许多标语，十分触目，我们都给骂在里面。周恩来特别和代表们解释道：这些标语是用在街头宣传的，他的意思很明白，是声明这些标语本意不在刺激我们的代表。”

“哦，”司徒极感兴趣道：“还有什么呢？譬如说，他们一到，谁去欢迎了？”

“说是聂荣臻他们。”

“咳啊！”司徒笑道：“邵力子、张治中两位，同他们己经谈判七八年，这回又谈上了。”他接一句：“不知道先谈些什么？”

李宗仁道：“还是老问题：先谈战犯问题和渡江问题。我们的意思是既然和谈，战犯这个字眼很那个，算了吧。可是他们认为非谈不可，因为这次内战的主因，是因为有一批人主张‘戡乱’的缘故，他们说，对于这次发动和执行国内战争应负责任的本党政府方面的战争罪犯，原则上必须惩办，但依照两种情形，可以分别处理。一种是：一切战犯不问是谁，只要能够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司徒皱眉道：“好厉害！还有呢？”

“还有，”李宗仁想了想：“他们说：一切战犯不论是谁，凡属沽恶不悟，阻碍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不利于和平方法解决问题，或策动叛乱者，应予从严惩办！其率队叛变者，应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予以讨平！”

“我的上帝！”司徒道：“中共难道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快要来了吗？难道不晓得你们的武力还没有完结，还可以守住长江吗？”

第二天（四月三日）下午六点，李宗仁驻北平的联络官黄启汉回京报告。李宗仁连忙把他让进客厅，听他报告北平的情况。

“代表团到达北平以后，受到北平市副市长徐冰，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和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等人的欢迎。当天晚上，周恩来设宴招待代表团全体人员。宴会以后，双方就进行了商谈。一开始，周恩来就很严肃地质问张文白，‘你为什么要去溪口请示蒋介石？你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地位，起了混淆视听、破坏和谈的作用，同时充分证明了蒋介石所谓下野是假的，实际上他还在幕后操纵一切。’”

“周恩来真厉害啊！”李宗仁倒抽了一口冷气，“张文白怎么回答的？”

黄启汉接着说：“张文白仓卒间只是解释说，他不能不去溪口，既不是蒋叫他去的，也不是代总统让他去的，因为蒋虽下野，但实权还在他手里，再说他还是国民党的总裁……文白反复解释，也没有使周满意。”

李宗仁道，“文白兄去溪口，我也不大赞成，但碍于情面，又不好不让他去。这事我也有责任。”

黄启汉又说：“今天上午，周恩来在六国饭店单独接见我说，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较量，蒋军的主力部队已经歼灭殆尽，剩下的不过是打扫战场而已。为了尽快地收拾残局，早日进行和平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在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基础上进行和谈，我们还是欢迎的。本来我们对蒋介石及其死党，就不存在任何幻想，倒是希望那些错跟蒋介石的人，应该认清形势，猛醒回头了。”

李宗仁默然。

“周恩来要我向代总统转达几条具体意见。”

“什么意见？”

“第一，”黄启汉道：“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可以暂不渡过长江。但和谈以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解放军也要渡江。”

李宗仁两眼发呆，有如五雷轰顶，他的“划江而治”的美好设想，象肥皂泡似的破灭了。

“第二，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部队，应先撤退到花园以南一线。”

李宗仁默然。

“第三，希望代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够争取更多的军政大员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代总统的安全，希望调桂系部队一个师进驻南京以防万一，如蒋一旦攻击，只要代总统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开进南京……”

李宗仁痛苦地摇了摇头。他苦心经营、寄以全部希望的“和谈”大局，竟让对方一眼就看透了。他已经日暮途穷：士气丧尽，人心失尽，力量耗尽，内部又分崩离析。靠他自己那点桂系实力，能干什么事？和，和不了，打又打不下去。他应该怎么办？

黄启汉还在报告：“今天下午我在回京以前，李任公（济深）和邵公（邵力子）先后来六国饭店看我。他们让我转告代总统：务必当机立断，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决裂，向人民靠拢。他们认为，以蒋为首的死硬派是没有希望的。他们只希望桂系在武汉、南京、广西局部接受和平解决……”

不知道黄启汉是什么时候走的，李宗仁只觉得头昏眼花，眼前只是白茫茫的一片。

翌日，秘书又来报告：“北平广播了重要社评，题目是《南京政府向何处去？》。”

“内容是什么？”李宗仁很着急：“谈判没有破裂吧？”

“那倒没有，”秘书道，“可是口气很那个，咳，很那个……”

“又骂了我们？”

秘书道：“北平广播说，有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和美国政府靠拢，一条是向人民靠拢。前一条路是继续与人民为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与蒋介石同归于尽；后一条路是你们和美国和蒋介石决裂，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怒和谅解。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别听他们的。”李宗仁道。

“北京的广播还说，”秘书继续念道：“时至今日，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自赎为好。免得逃难，免得再受蒋介石死党的气，免得永远被人民所唾弃。只有这一次机会了，不要失掉这个机会。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欣军总是要前进的……”

“算了算了，”李宗仁烦躁地挥了挥手，“他们的意思我已经清楚了。别念了。”

“是。”秘书唯唯而退。

然而，不好的消息还是接踵而来。当晚，秘书又来报告：“中共又在发表谈话，说这次和谈并不认为南京还代表中国人民，只是因为南京还保有着一部分力量，因此中共愿在毛泽东所提的八项条件基础上进行谈判，目的只是为了缩短战争时间，减少人民痛苦。

“他们说，他们明明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可以用解放天津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武力，但为了缩短战争，以苏民困的缘故，特意给我们开放了一条经过谈判方式获致和平出路。举行这样的和谈，既不是有爱于国民党主战派，也不是为了彻底消灭我们的残余势力，还有什么没法解决的困难……”

李宗仁狠狠地说：“去他的！”

“是的，”秘书道：“他们太气人了！竟然说：明白地告诉国民党，不论是依靠外力或者依靠自力，想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已经不可能，所以除了为国家人民之外，为了减免自己的罪想，我们的面前只有傅作义的那条路！他们还特别强调：说我们手里已经没有任何王牌，怎么叫喊都是空话，说我们还在耍花样。”

李宗仁道：“花样？”边说边伸过手去：“我自己来看。”接着从秘书手里拿过电文，皱着眉头默读道：“南京反动派明知没有力量打了，为什么还要喊‘平等的和平’，还要作‘以和备战’的妄想呢？这一方面是因为反动派决不会自愿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背后的外国主子，正在妄想发动新的世界战争！最近是布置所谓反苏防共的‘太平洋公约’，所以他们就想利用这一次和谈来拖延被消灭的时间，把僵蛇复话的希望寄托在未来的世界大战。譬如，这一次宋子文、张治中的相继和蒋介石密商，接着宋子文飞到法国去推进‘太平洋公约’，张治中在赴北平之前公然宣称毛泽东的八项条件中有三项难于接受，这都是他们已经有了决心来抗拒真正和平的解决，死心塌地把自己的命运，倾注在第三次大战的缘故。”

第二天，司徒来访，不断给李宗仁打气加油。李宗仁叹道：“我在南京出任代总统已近三月，本想为不可收拾的残局尽最后一点努力，把死马当成活马医，期望息兵，达成和平局面，解人民于倒悬。古人云：尽人事而后听天命。然而，最近和谈的发展……”说罢摇头叹息。

司徒笑道：“贵总统不必太悲观吧？据我所知，国防部已经向政府保证，长江天堑至少可守半年；而京沪线作战，也有把握打三个月到六个月，贵总统为什么反而……”李宗仁忙道：“大使明白，汤恩伯等几位悍将，我实在毫无办法。”司徒接着说：“他们在打共产党这一点上，同贵总统立场完全一致的呵！再说局势不管怎么发展，如果贵总统决心把这副担子挑起来，我想大家不会眼巴巴看中国闹笑话吧？”李宗仁一听心头暗忖：这些时候向司徒直接求助，都没结果，顾维钧从华盛顿送来消息，又说美方这回极可能隔岸观火。总以为美国有了什么变化，如今司徒分明有所暗示，不禁大喜。当下给结巴巴问道：“大使此言当真？”司徒点点头道；“如果贵总统能够真正领导***战争，我想美援还是继续，而且再加强也不一定！”李宗仁闻言长揖道：“大使太好了，大使太好了！老实说，如果只是国防部撑我的腰，我对他们稍获喘息便恢复自信，感到可怕！但如果是贵国援助，情形就不同了。也许这匹‘死马’，真能‘复苏’过来。”

司徒走后，李宗仁和他的智囊团研究再三，觉得不能太“软”，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便于当晚（四月七日）晚十一点给北平去了个电报。

电报全文如下：

北平。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有道：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排恻之忱，谅蒙贵党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既已遵邀莅平协谈问题，也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此忧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己饥已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愿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再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诸希亮察。

弟李宗仁。四月七日（卯阳）印

看着李宗仁的“卯阳”电，傅泾波笑着对司徒道：“大使先生，这个李德邻还真有两下哩！”

“是的。”司徒道：“他的智囊团也真不错，这个电报确实妙极了。第一，电报表示了和平诚意，自称‘排除万难，决心谋和’，‘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第二是表示战犯问题，措词虽委婉，但用意则甚明。‘宗仁懔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此忱及和谈困难之焦点……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这话说得多妙。一句话，就是希望取消八项条件的第一项。下面一句更绝：‘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表面上淡的是两党台作的大计方针，实际上是说，如果彼此都同意遵照孙先生遗嘱办事，则宪法与法统不必废除，政权不必更迭，官僚资本不必没收，只要‘国共合作’，‘同守此义’，则其他问题自可迎刃而解……”

“大使高见。”傅泾波道，“这个电报，也不知他们是怎么想出来的，有软有硬，软硬兼有。的确让人回味无穷。表面上看，给人一种感觉，李宗仁在认错谢罪了。其实不然。李宗仁模样很可怜，但口气之间，已经表示拒绝投降，愿同中共一起建国，并无中共所希望的悔悟诚意。这个电稿拟得太好了。”

司徒道：“不过，这样的电报是瞒不过中共眼睛的。”

果然，第二天，毛洋东对李宗仁的“复电”很快就回来了。电文如下：

南京李德邻先生勋鉴：卯阳电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本年一月十四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八项条序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的解决。战犯问题，也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人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知。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

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

司徒雷登一读再读，把抄件一掷，颓然道：“毛泽东的气度真不是蒋介石所能学得到的，你瞧他这个电报，以搏得一般人的同情心而言，将发挥多大威力！”

傅泾波苦笑道：“新华社的按语真是俏皮极了。新华社说毛所以回李一电，为的是‘与人为善’。说李宗仁的电报‘尚有许多阿q语调，对于自己吹擂，颇饶兴趣。所谓国共合作毫无界限，使人心头作呕。但在根本上说来，李宗仁在全国人民的督促下，似乎已增长了某些希望和平的诚意。是否如此，且看将来。’他们真厉害！”

且不说司徒和傅泾波对毛泽东“复电”的议论。却说李宗仁收到了毛泽东的“复电”，免不了召开国民党和谈指导委员会会议，研究磋商一番，并由何应钦出面，于四月九日给张治中发去了“卯佳电”，“卯佳电”根据国民党中常会的决议，要求张治中坚持以下各点（这就是后来国民党宣布的“有关和谈之五项原则”）：

“一、为表示谋和诚意，昭信国人，在和谈开始进行时，双方应即下令停战，部队各守原防。共军在和谈进行期间，如实行渡江，即表示其无谋和诫意，政府应即召回代表，并宣布和谈破裂之责任属于共方；

“二、为保卫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以践履联合国完章所赋予之责任，对于向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之外交政策，应予维持；

“三、为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应停止所有施行暴力之政策，对人民之自由权利及其生命财产，应依法予以保障；

“四、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件之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其整编方案，必须有双方互相尊重同时实行之保证；

“五、政府之组织形式及其构成分子以确能保证上述第二、三、四各项原则之实施为条件。”

收到何应钦的“卯佳电”，张治中、邵力子等人只能苦笑、摇头、叹息。他们心里清楚，划江而治的希望己经破灭，要求双方停火实际上自己招架无力，只是请求对方停止进攻，对方难道是傻瓜？最大的困难是关于战犯问题，这一条得不到解决，则和平条款不可能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即使谈妥了也无法签订。他们深知国民党已经无力再战，希望中共让步，争取尽可能好的条件。经过几天紧张的讨论，四月十三日，中共方面送来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的草案，经过代表团成员的彻夜研究，提出了四十多处修正意见。四月十五日，中共方面接受了代表团的许多修正意见，某些方面作了些妥协，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明确指出：四月二十日，是《国内和平协定》签字的最后期限。

双方的谈判到了最紧张的阶段。石头城里的美国使馆也到了最紧张的阶段。来自华盛顿的密使刚刚进门，就和司徒大使闭户密谈。

“你可以回复总统先生，”司徒道：“我此刻的心情，比溪口的蒋，南京的李、汉口的白都沉重，我这一辈子的精力花在中国，而目前却出现了一个使我都将无立足之地的局面！”

“大使，”密使婉劝道：“大使的心清，我是可以想象的，目前总统所急需知道的是：南京和溪口对毛泽东的八条二十四款接不接受？”

“看样子不可能接受。”

“大使的意思是蒋、李两人不赞成呢？还是国民党中普遍不能接受？”

“地位越高越反感，”司徒老泪纵横：“蒋、李、白等几个人己经表示对方条件太苛；而李、白之间，李宗仁还有兴趣，白崇禧坚决不赞同，白崇禧还在昨夜给有关方面去了一个通电：说言和者要枪毙！”

密使摇头道：“桂系也分裂了！”

“不，”司徒长叹：“整个国民党已经七零八碎，目不忍睹了。”

“大使，”密使再问：“据您看，这局棋能不能拖下去，不战也不和呢？”

司徒摇头道：“不可能。北平对南京上海志在必得。您该记得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就政治影响而言，关系太大了。”

“大使以为共产党能攻下南京吗？”

“他们那股劲值得我们担心，”司徒道：“但他们没有海军、没有空军，因此还可以让我们保留一点点的乐观，”他马上补充：“一点点，只是一点点。”

密使长叹：“长江水涨这件事，他们已经知道了吗？”

“他们知道，”司徒道：“再拖一阵长江水位一涨，那对固守有更大的帮助了。”

“是的，”密使长长地透了口气：“不过这些都不是叫人乐观的。目前的问题核心是和谈，能拖一天是一天，大使以为”

“主意乱得很，”司徒道：“李宗仁告诉我，他的目的是能够得到划江而治的偏安局面，计划再派于右任等几位元老到北平去。他之所以要派于右任北上，主要是怕邵力子、张治中轻易接受对方条件。国民党及右派人士，对邵、张等人始终不信任，不合作的。”

“那么于右任他们几时去呢？”密使急道：“要去，该早点去，就象拔河比赛一样，在和平谈判的节目中加重一点我们的力量。”

“难啊！”司徒长叹：“于右任表示不想去。这个老头子时局势己经灰心绝望，特别是戴季陶之死，给他的刺激是无法弥补的，他说要回到陕西三原养老，不想为蒋介石、李宗仁作无谓的奔走了。”

密使低声问：“今日之下，舍蒋而外真的没办法了？李宗仁真的没有办法了？”

“是的。”司徒声音沉闷：“这件事我考虑了好久，李宗仁原是一把好手，手里也还有点实力。不过，靠他那点桂系实力实在不顶事，而且，从最近的发展看，桂系内部也开始分裂，白，出尔反尔，不满李宗仁向共方妥协，反而向蒋介石讨好。主张集中力量对付共党。”

“有根据吗？”

“是这样的，”司徒叹道：“据北平广播说，中原人民解放军四月一日在平汉路花园市西周家庙地区的战斗中，缴获了南京第三兵团司令张淦在今年二月二十五日转发白崇禧二月十八日的一分机密电报。这个电报说：吾人今日为爱护五千年历史文化，为保障人民自由的生活方式，应在三民主义共同信仰基础下，不分畛域，不问党派，团结一致，作殊死斗争。尤当支持中枢，作有效之决策。否则人自为谋，分散力量，古今多少失败惨痛历史教训，转瞬落到吾人头上矣！”

密使道：“这口气不小，上次听说蒋派人找他，瞧模样白崇禧同这个冤家又搞在一起了！”他顿脚：“他会吃亏的，他会吃亏的，蒋对他不可能信任。”

“可是白对蒋忽然信任起来了，”司徒道：“在这个密件里白还说：窃谓中共今日幸胜，皆为我政治上有重大缺陷所给予。军事既少协同奋斗，整个时期政治又无适合民生之措施保证，致影响所及，民心离散，士气消沉，大江南北，逐渐沦陷。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总计我方现尚拥有西南、东南、西北各省，民众而地广，物资也丰富。默察国际形势，同情我国者尚大有人在。我辈能团结一致，振兴力雄，先从本身健全，则外援不患不至，人心士气不患不振，转危为安，事在人为。华中地当前线，且为西南各省之屏藩，崇禧任重才轻，明知艰巨难胜，惟既以身许国，也当未雨绸缪。故以樗栎之材，作友声之求，诸公明达，尚希共起，速作图存救亡之计。”

“这个人，”密使听完白崇倍密令之后叹道：“真是个英雄！只足不懂他为什么反而向蒋表示好感，难道李宗仁真的不中用到极点，他准备领导桂系，同蒋分庭抗礼么？”一忽儿又说：“这个人领袖欲很强，大概明知前途危险，到北平去没有资格坐第一席，才决心同北平为敌了。”

“您估计得很对，”司徒道：“以目前的情形来说，他表现得比蒋、李还积极。白崇禧这一阵炸毁了平汉路长台关淮河大桥，又到大别山区剿共，准备水淹汉口沙市一带，派人到共区袭击，共产党恨透了！”

密使摇头道：“中国的事情真复杂啊！”

“是的，”司徒道：“昨天有一位大学教授来找我，他当然不知道美国的真实意图。他看出我在南京是为了等候中共到来，因此闲谈间他对这一点感到十分兴奋。”

“是中大的林教授吗？”

“听我说，”司徒道：“他说他发现南京政府里有三种人，三种人分两大派唱对台戏。南京唱的是‘和’戏，是文戏，是和平谈判，是谋和，是红脸；而广州唱的是‘打’戏，是武戏、是反对投降，是备战，是黑脸。可是据他说，不管怎么样，后台的导演只有一个：老蒋。老蒋一手牵南京，一手牵广州，双方如有大事，都得到溪口请示。”

“有他的看法！”密使苦笑。

“他还说，但在京穗唱对台戏时，南京城里同样有双簧。总统府在谈和，国防部在戡乱；一方面和谈代表飞北平，一方面军官们痛打学生，”司徒忧戚地说：“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两套做法还是一样的，谋和只是为了备战。”

两人越谈越伤神，不料傅泾波气急败坏进门，报告了一个更伤脑筋的消息：黄绍竑同屈武两人自平飞宁，除了带来一分《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还说明中共对国民党的限期是七十二小时！

正是：是福还是祸？是“祸”躲不过。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