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话说蒋介石读到cc系统所掌握的报纸《申报》台北特派员江幕云在《为台湾说话》中所写“二二八”事件，煞费沉吟，只见上面写道：“民国三十六年的‘二二八’事件，是台湾的大悲剧，历史上的大悲剧。这个血泪写成的悲剧，教育了台湾人，也教育了从大陆来的外省人。这个悲剧否认了行政长官陈仪管理台湾的政策，但反而选择了更坏更糟的政策。”cc在围攻陈仪，而此人却在肯定陈仪，未知何故。再看到所谓理性的公正的批判，作者的看法是：“二二八”事件，自开始至结束历时十日，其影响不仅及于外省人与本省人、政府与人民，甚至影响了国际间对于台湾的看法。本省人与外省人的交恶，政府与人民的对立，党团与政府意见的分歧，国际间的野心家就利用了这一事件夸大渲染，曲意宣传，直接间接影响了国际间对于中国光复台湾的观念。”

“以死伤的惊人数字，和普及全台湾各阶层而论，实在不是一个平常的地方事件。当局虽在开始即想以地方事件谋救解决并图封锁消息，可是事态的愈演愈险，终至非用兵难能解决，其发展出乎地方政府的意想。中央一面用兵，一面宣慰，双管齐下，使动乱终至平息，社会的秩序又恢复正常，这似是一种手法。但这不能消除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疑忌，武力的制服相反地加深了双方感情上的距离。姑不论其后果，且先谈谈对这事件的看法。不同的看法，由于所取的角度各异，所以论调也有些出入。第一种看法，是潜伏的共产党煽动起来的。官方说是：‘台湾光复后，共产党又死灰复燃。该党于民国十七年成立，初称为台湾民族支部，受东京日共中央指导监督，十九年复与上海共产国际东方局，及中国共产党首领瞿秋白发生关系，继续在岛内组织各种工会联盟，扩大活动。二十一年为日本警署检举，该党首要份子谢雪红、林日高、潘钦新、苏新、王万得等五十人，被判徒刑。光复后，谢雪红等在台中市组织人民协会，王万得等与蒋渭川组织政治建设协会，屹立南北，遥为呼应。一面强化组织，一面争取新的群众，扩充力量，潜伏活动，势力滋大，遇事生端，伺机窃发……’又说：‘回想各地的暴动，就时间说，自北至南，逐渐蔓延，相隔半日或一日。就形式说，杀人抢枪，攻占政府，如出一辙。可知幕后有政治阴谋家及奸伪的指使操纵，乃是一种有计划的叛乱，实无疑义。’‘奸伪最有计划，只是力盘单薄，缺乏领导，在幕后操纵……’‘台湾少数共产党及野心家，在台颠倒是非，造谣惑众……’‘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一部分青年学生，也受了他们的煽惑，起而盲从。’”

“第二种看法，是流氓的捣乱。‘日本统治时代之“御用绅士”及倚靠日本人而生存之爪牙，光复时一时销声匿迹，嗣以政府宽大为怀，彼等乃死灰复燃，施展惯技，到处散布谰言，以资恐吓……彼辈以政府为可欺，遂益滋长其胆大妄为之观念。此外过去流落省外之台湾浪人（台语鲈鳗）……光复后初返家乡，劣性未除，盛倡打倒外省人，台人治台，及高度自治之口号。’‘流氓来势凶残，持着刀枪到处示威，集团行动如置于战地，似此不见减轻，反益加扩大。军宪警表现得力量薄弱，于是流氓暴徒，便开始作有组织性的全面暴动。’”

“第三种看法，为的争取政治民主。有道：‘光复之初，台湾同胞欢天喜地，因为他们以为解放了，解放的意味，是自作主人。他们想：政治该自由了，经济该好一点了。讵知事与愿违，中国统治一开始，在台湾人眼中，就是另一殖民地统治方式，不过日本人换来外省人而已。’‘大权紧握在外省人手里……贪污舞弊不免，官僚习气不免，行政无效率，技术尚空谈，只见公文来，公文去，纸面计划一堆，开口理论一套，实际做事却极其低能。’‘土地、银行、房屋、工厂、交通工具……统落在政府手里，可知掌握台湾人的命运，已由日本人易为中国政府了。’‘光复后台湾贸易虽仍保有出超（？），但那是有出无入的搜括，宋子文向台湾要糖、要媒、要米、要……’‘台湾人民对长官公署开始是存着极大希望的，他们希望生活安定，物价不要太波动，政治上轨道，社会秩序安宁，可是事实却违反了他们的心愿……’‘台湾人民怨恨政府，部分是由于贪污政治所激成。’‘台湾的政府有着妨碍人民生活的措施：一、失业人数增加；二、各业统制，斩断人民的生计；三、米粮外溢，引起粮食恐慌；四、限制进出口商，使商业停顿；五、烟酒印刷业的统制……这些是台湾政府对台人致命的打击。’‘台湾人民走到了生活的绝境，他们不得不斗争，这是千千万万人民的要求。倘使有人问，是什么人组织他们，我可以说：唯一的组织者，就是不良的政治，他们的斗争方式是多方面表现的……’”

“这三种看法都记录着，让大家理性的作公正的判断吧。台湾人有其缺点，亦有其优点，他们乐于守法，善于要求，具有热带民族的现实主义的性格。说‘二二八’是台湾同胞有组织有计划的反执政府的暴动，不如说由缉私发端，将各阶层所有借对政治不满，从而鲁莽的提出了关于改革现实的要求。”

“打头阵的流氓死掉了，代表流氓之流氓的知识分子，一部分隐姓埋名地跑了，一部分委屈地呆下，供利用，捧捧场。事件使这批人倒下去，成了可怜的人。还有共产党人，要求高，倒给机会让他们表现象传奇中的人物一样，他们退到深山里去，流亡到海外去了。多数人民则黯然无言，沉默了。”

在《怀念诚笃淳厚的老人》题下，副题竟然是“怀念陈仪”：

海外有孤岛，厥名曰台湾，成功手开辟，约三百年间。

民多闽粤籍，筚路启荒山，众族耕斯土，其乐也闲闲。

甲午清师潜，城下盟马关，珠崖轻扬弃，直弃一弹丸。

弃民如逐臣，时日望赐环，已酉寇降伏，合浦庆珠还。

沦夷五十载，重视汉云冠，扶者兼携幼，竭诚迎上官。

台地原富庶，民情亦易安，倘得贤良吏，卧治夫何难。

奈我诸新贵，叔宝无心肝，大吏作威福，小吏逞凶残。

大小交渔利，攘夺生事端，因夺淡巴茹，杀人若等闲。

老妇命殉此，横死在市圜，群哗诉大吏，漠视不相干。

卫士猛如虎，灭此朝而餐，伏尸数百辈，流血色斑斑。

视民如草芥，乱草例同删，官实遏民变，全台卷狂澜。

一倡而百和，妇稚同揭竿，贪人尚尸位，四出肆其奸。

鸣呼我执政，御吏何其宽，袒吏而诬民，民心安未安。

这是粱纪水的《哀台民》，读了有无限感慨。有人在为行政长官陈仪叫屈。陈仪长官亦为“二二八”事件而牺牲，他带走了满腔热望，也带走了他的五年计划。陈仪长官临去曾坦白地陈诉他内心底隐痛。他引用历史的事实来说明反动势力的滋长，他列举秦汉宋各时代的历史，当推行新政策时，例必遭遇大反动，虽然新政策还在推行。他指出有三种人：其一是有作为的改变时代环境的前进的人物。其二是坏人、权奸，其三是多数不大不好，写写漂亮文章，说说牢骚话的，这种人在两千年来的旧环境里，不打紧，可是现在就不行，要讲宽大，要进步。他更以英国为例，说明多数人民具有力量。苏联政府，亦可以约束人民。而在中国，一种为多数人民谋福利的政策，不一定能得到多数人民的拥护，如与少数特殊阶级的地主士大夫发生利害冲突，这种反动势力的力量却相当大。他更坦白地说，应付日本时代的御用绅士、皇民会分子、坏的流氓，和走私一样，没有更好的办法。中国没有法律可以作为从严处罚或象日本人放逐他们到火烧岛的根据。送进法院，拘留二三个月，便释放了。这样只是迫使大家不认真处事，马马虎虎，这样的坏下去了，要求政治革新是不容易的。陈仪长官没有希望台湾弄得不好的理由，他有理想，他理想着海岛真正实现三民主义，作为三民主义的实验园地。

他要在一个目标和一个组织之下，使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获得全般的配合，使海岛成为一个真正的乐园。他采取建立经济防波堤的办法，在经济上以专卖贸易政策弥补省库的财政，以独力来挡拒中央对台湾的索求，以政府经营的工厂发挥生产效能，运用大量资金，从事复兴建设，也企图以政府的土地交给佃农集体耕种……。他反对台海驻兵，他绝不希望而且不必要以军队来增加台湾人民的麻烦和负担，认为这不是征服的土地。他有理想、有计划、有魄力，他应该欣受台清人民的拥护，而事实竟不尽然。他亦坦白地承认，他揭橥的政策，所走的路线，他的干部不尽了解。他为台湾辛苦，个人不谈享受。他信任他的干部，干部却不能个个都成为他的能干的执行者，少数干部更看准他“用人不疑”的弱点，滥用职权，只为自己打算。虽然他不时教诲下属，但多是枉费苦心。“二二八”事件最紧张的时期，他接见好些青年学生。经由李择一顾问交谈时，学生愤愤然地要求改革省政，后他化了一小时时光，向学生解释三民主义的理论。这不是一种战略，故作镇静，而令人感到他是一个诚笃的淳厚的老人。

且看台湾人吃鸡蛋的方式。台湾气候酷热，鸡蛋容易变坏，吃鸡蛋的时候，鸡蛋要一个个的分开来打，倘不如此，就是到了打下一个坏蛋，便将全部好蛋都冲坏了。陈仪长官知道吃鸡蛋，但还未知道台湾人的吃法。也即是说，多数干部帮助了他，少数不成器的干部，却将所有的都冲坏了。这是李择一的看法。陈仪长官有他的苦衷，干部不完全能执行他的政策，不能贯彻他的意思，尤其是下级干部。举个例：他说“专卖局查缉私烟发生误伤人命的不幸事件……缉私的技术尚欠注意，查缉人员没有遵照我屡次不准带枪的命令，以及警政机关，事前不能防患未然，临事又不能断然作应急的措施……”

处理皇民会分子，和海外送回来（被日阀征兵）的台湾同胞，使他犹豫一些台湾问题对策的决定。他曾迭次请示中央，中央对于他始终未有指示，动乱的危机在滋长，社会秩序一下子被破坏了，摧毁了。

台湾财政不仰给中央，中央却要海岛的物资，接收时就是一笔十五万吨的糖……物资运出海港去了，岛内的经济萎缩下去了，厄运把人民的幸福带走了。陈仪长官要建立一个经济的安全地带亦不可能了。陈仪长官临行时说：台湾同胞慢慢地会怀念他的。不错，在目前的倩形下，已有人在怀念他这位诚笃淳厚的苦干的老人。……蒋介石对上述似有所悟，又似无所动，只感到越来越头痛。

正是：陈仪为蒋背黑锅，沉重痛苦没法说。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