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刚来的时候，老核桃居然离家出走了，那个从来不会离家半步的核桃居然不见了。李爷骑着三轮车，翻遍了附近的街道。他一声声喊着：“核桃，核桃……”他像个小贩一样游街，最终只找到了核桃脖子上那一小串山核桃串起来的狗链儿。

从此以后，李爷把核桃脖颈上的那串小核桃链戴在了手上。这串小核桃，像一根长线，将一家人的岁月与时代牢牢地串在了一起。

很多年以后的一个暑假，我蹲在姑妈家的院子里吃西瓜。李爷躺在藤制的摇椅上，直愣愣地看着门口。外面温度有些高，风吹过去一阵灰，飘起的东西构幻出许多缥缈的样子，又迅速散去。李爷好像想起了什么，手中的扇子停了下来，一个人看出了神，轻轻地叫了一声“核桃”。他似乎觉得还会有东西从门后蹿出来，摇着尾巴趴在他脚边。但是那一声呼唤，跑出去，就变成了缥缈的风声，脆弱而单薄。

李爷愣了好一会儿神，手中的扇子越扇越慢，渐渐地睡着了。

没过多久，一个小丫头牵着一只小黄狗歪歪扭扭地走进院子，用充满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房屋，最后将目光锁定在李爷身上。她一小步一小步地挪过去，轻轻地摇了摇椅子。

李爷吓得一个激灵，一转身看见那孩子桃花一样的小眼睛，杏核嘴，眉毛像是山腰的月亮。

李爷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想要摸，却不敢摸。孩子主动把红扑扑的小脸探过去放到李爷的手里，瞪大了眼睛瞧着李爷。李爷把脑袋往后仰，调了调焦距凝神望着那张小脸，小黄狗在旁边使劲地摇尾巴，呜呜地哼着寻找存在感。

烈日下许多光晕和紫外线绕在李爷的椅子周围，夏虫突然不敢叫了，烤焦的青石板安静下来，升腾出暖烘烘的温柔味道。

只听那孩子轻轻叫道：“姥爷，回屋睡吧。”

李爷掀起衣衫擦了擦头上的汗，拍了拍脚边的小黄毛狗，兀自一人熟稔着反复说：“像啊，可真像啊，可真像啊。”

爷儿俩抱起小狗起身进屋，门关上那一刻，我好像听见了岁月温柔的一刀。

那年的我们

路上转过身忽然想起那一年，自己还觉得命运就握在手里，那一年理想和肉体一样年轻，那一年我们并不知道理想和青春一样，都有自己的寿命。

在北京学画的日子，是我目前为止的人生中最清苦，却也是最有意思的一段日子。相比日后大学的散漫与堕落，那时的我们真是异常勤奋。

我的画室一天要上四节课，每节课三个多小时，每天都要画到半夜才算完。而最后一节课之前的一个间休，我们总是搞一些奇怪的娱乐活动来缓解疲惫。

比如男女生经常围坐一圈，玩真心话大冒险。有一次，大脸妹和男生们一起吃雪糕。快吃完的时候，大脸妹问：“你说要是我用力照你们裆部弹一下，棒棒和蛋蛋哪个更疼一些？”

男生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方抢答先说：“棒棒疼。”张仕平说：“不对，是蛋蛋疼。”最后，夏斌特别理智地回答说：“要看你怎么弹。”

大脸妹叼着冰棍，用带着长指甲的手指“啪”的一声弹了我一个特别清脆的脑瓜嘣说：“就这么弹。”

在场的男生都打了一个冷战，伸手去摸自己的裤裆。

张仕平、大方和夏斌是我们画室有名的复读三人组。三个人一心就想考中央美术学院，别的学校录取了他们，他们也不去。那时的央美，在我们心目中是一个殿堂般的存在。我参考那一年，已经是他们第三次参加高考了。他们都算是我的半个同学，也算画室的半个助教，因为他们经验多，画得也好，而且我们的家都在长春，所以有事没事我就和他们凑在一起。

画室开在一个小区内，虽然比较隐蔽，但我们知道方圆几里，仍然隐藏着许许多多我们所不知道的小画室。我清晰地记得那时候晚间休息时，我们会一溜烟窜到顶楼去扯淡，抽烟的抽烟，撩闲的撩闲。后来无聊的时候，大方喜欢朝着天空吼两嗓。

结果第二天画室被人投诉，说是扰民。警察来了就把老师带走了，大家就撒开欢了玩，没人正经画画。后来，老师回来以后哭丧着脸说：“长这么大第一次进局子，各位大侠放我一马吧，你们都是交了学费的，我要是进去了这钱也退不了啊。”

老师真是不容易，可还是没人听话啊。那时候，只要是不想在画室里待着了，就串通大伙到天台去唱歌，等着看老师被带走。

那时网吧特别流行一个游戏，叫跑跑卡丁车。我和大方、夏斌，我们仨经常一起比赛。

大方老是输，永远是最后一名，我俩经常对他的游戏技术嗤之以鼻。

可是那天晚上的大方状态特别好，玩了几轮，每次到终点的时候都甩出我们很远。后来那货越来越得意，笑得越来越大声，扰得整个网吧都闹腾。

俗话说乐极生悲，大方的笑声突然在某一刻戛然而止了。突如其来的安静让我和夏斌都觉得有点别扭，于是我们不约而同地转脸看大方。这时的他张着一张大嘴，正眼泪汪汪地看着我俩，“啊啊啊”一直叫，不说话。夏斌走过去伸手一摸，转脸对我说，坏了，这货下巴脱臼了。

凌晨的望京西不太好打车，我们一路小跑找医院或者诊所。我和夏斌一边跑一边忍不住笑，而大方只能一只手托着下巴张着嘴“啊啊啊啊”地跑，吃了一肚子的午夜雄风。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还有医生值班的小医院，大夫一边给大方接下巴一边问：“孩子啊，和别人打架了吧？这下手也太狠了，脱这么彻底。”我和夏斌在旁边使劲憋着笑。

大方这人的确天生放荡，画画也是豪放派，塑造能力也是极强。从他的素描中就能看出来，笔触粗糙，但是人物特点鲜活清晰。哪知道这粗人，心思却比任何人都细腻，柔情起来却也真是要人心疼。

大方原来有一个女朋友，是他复读第一年时，在北京火车站画速写时认识的。两个人同时在候车室内注意到了拿着速写本和大卫炭笔的对方，不约而同地笑了笑。彼此熟悉了才了解到，原来都住在花家地，而且离得还很近。两个人在候车室画了一夜后，第二天早上结伴去看升旗。

看升旗是一门技术活，去早了不行，去晚了也不行。两个人挤在人群里怕散了，于是手牵着手，靠着大方宽厚的肩膀，愣是挤出了一条路。看着仪仗队整齐的步伐和冉冉升起的红旗，两个人的手就再也没有分开过。

那一年高考，女孩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而大方还是中央美术学院。女孩再来北京时，大方去接她，又把她送到了学校，两个人看上去和以前也没有什么不同。后来女孩开学了，大方也开始画画了。两个人联系越来越少。

有一次，我、大方还有夏斌，结伴去动物园附近买东西，有说有笑地走着，突然大方就怔住了，转身就跑。我和夏斌莫名地也跟着跑，直到一个胡同拐角的时候，大方躲到了墙后面。我和夏斌停住喘匀了就问：“你犯事儿了啊？跑什么跑？撞鬼了啊？”

这时，大方慢慢地探出头，往街道的那一边看去。我随着他的目光望去，正好撞见他的女友和几个女孩一起有说有笑地走着。

夏斌眉毛拧到一块儿说：“你看见她，你跑什么啊？”

大方蹭了蹭身上的油画料说：“你看我现在这样，咋见她？让她同学看见，多替她丢人。”

随后大方又补了一句：“要是迎面遇见了，因为尴尬而装不认识，那样更难受，还不如我先跑。”

听完后，我眼眶有些温热，大方一直盯着他女朋友离开的方向。我们一直躲着，谁也不出声，谁也不说话。

后来，女孩校里校外上课，大方也忙着画画，两个人的时间怎么都凑不到一块儿去。久而久之关系也就淡了，或许他们对于这样的维持早就心知肚明，只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捅破，眼看着渐行渐远的彼此在对方的生活中，一点点消失。

那年高考以后，我考上了一所普通的学校。而大方、仕平和夏斌一如往常地轻松通过了央美的专业考试，但是因为他们文化课太烂，再一次与央美失之交臂，他们仍然选择复读。

第四次高考和第三次一样，大方和夏斌的文化课成绩甚至比第二次和第三次更低了。

成绩公布以后，三个人绝望了好一阵子。后来听夏斌说那是他人生中最低谷的一段日子，他每天都不敢回家，怕面对父母，怕看见他们失望的眼神，怕面对亲戚的询问，没钱了也不敢朝家里要，只能在长春的一些画室做做兼职赚点零用钱。无数个夜晚，他坐在画板前想着也许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心中的圣殿，永远也只能是海市蜃楼，以后自己只能以盲流的身份，去挤央美的公共讲座了。

三个人颓废了一阵子以后，突然有一天，仕平叫大方去火车站候车室。大方不知道为什么约在那儿，也没多想，兴冲冲地就去了。到了以后，仕平递给大方一罐啤酒，两个人坐在候车室里静静地喝着，等对方先开口找话题。

几罐下去以后，仕平问大方：“方子，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来火车站画速写吗？”

大方微有醉意，双眼通红，记忆一下子回到刚上高中的时候。他们第一次来火车站写生，所有人都在拼命展示着自己是艺术生的那种奇怪的虚荣心理，没人好好画画，第二天早上大家根本拿不出几张像样的成品，只有仕平、大方和夏斌拿出了好多好多速写。三个人早早就暴露出了自己异于常人的绘画天赋，那时的他们在画室里受老师疼爱、受同学膜拜，简直风光极了。而如今同一届的高中同学大学都快念完了，他们这三人却还是无处安身。

想到这儿，大方悲从中来。

这时，仕平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录取通知书，上面赫然写着四川美术学院几个大字，大方吓了一跳。随后，仕平又从座位底下掏出一箱行李和车票说：“后天是最后一天报到日，如果不去，档案就会发回原籍，还有一个小时火车就开了。我爸妈逼我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拿不定主意了。”

隔了一会儿，仕平又说：“我不太想去，可是，我真的不想再考了，真的不想了。”

说到这儿，仕平揪着自己的头发，捶着胸开始哭。

大方的脑子轰地一下就炸开了，他心里明白，这一场战争多年打下来，三个人都没认过，但是人总有崩溃的时候。这录取通知书就好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给人希望，却也灼人肝肠。

大方平复了一下情绪，对仕平说：“平子啊，你还记不记得那年春节，我们住在望京的地下室都没回家，除夕我们窝在一起涮火锅。地下室就好像一个昏暗的小世界，你每次出去上厕所都会迷路。后来，夏斌特意给你找了一条绳子，你每次出去上厕所都在脚边系上这条绳子才能找到回来的路。现在这条绳子，还系在你的行李箱上。”

仕平回头看了看行李上的麻绳，泪珠滚着往下落。

大方说：“我们吃过的这些苦，你都忘了吗？你能说放弃就放弃吗？你要是真的迷茫了，就再看看这条绳子，它能把你拴着再走回去。”

说到这儿，大方开始止不住地喝酒，一罐完了又一罐……

火车要开的前十分钟，仕平的母亲和舅舅风风火火地赶到了候车室，远远地看见仕平以后，平妈大声地喊：“小兔崽子你还不上车，你是真要气死我啊？你是不是故意不想去报到？”

这时，大方一把拽起仕平说：“平子你快跑，今天这火车咱不能上，你妈我帮你拦着。”

于是，大方冲过去拦住平妈和平舅说：“叔叔阿姨，你们别生气，仕平他还没想好，你们再容他想想。”

这时，大方一回头，看见仕平还在原地站着，根本没有跑。他也一直怔怔地看着他们，看着妈妈和舅舅冲过大方的防线，跑过来扭送他上车。

大方目送着仕平走过检票口，他清晰地看见仕平脸上还挂着泪，但是脚步却没有任何迟疑。

那一刻，大方忽然明白，最难过的并不是现实胁迫你放弃，而是你在心里，早已经放弃了自己。

第五次高考，大方和夏斌破釜沉舟，结果双双被中央美术学院录取。

得知结果的那一天，我和大方、夏斌坐在坐在一个小餐馆里围着一张方桌喝酒。大方举杯对着夏斌说：“来，敬你我高中七年的情谊。”

饭馆服务员吓一跳，瞪圆了眼睛看着我们仨。

我为了撇清关系慌忙说：“不是我，不是我，是他们俩，他们高中就硕博连读了。”

大方一个巴掌挥过来说：“去你的。”

我们三个人哈哈笑作一团，笑着笑着就安静了。其实本来该是四个人坐在这儿，或者说，本来应该是三个人，但这其中不该有我。

喝到最后，我们三个人都趴在了桌子上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这时，大方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只听仕平在手机的那一边喂了几声，大方颤抖着嘴唇说：“考上了，我和夏斌都考上了。”

随之而来的是电话挂断的嘟嘟声，随后三个人都倒在酒泊中，一醉不醒。

我好像还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一群意气风发的脏孩子，他们背着画板和画箱，讨论着马利和马头哪个牌子的颜料更好，他们省下饭钱只为了买几盒辉柏嘉的铅笔。他们似乎都不知道接下来的每一次考试，都像是一道分水岭，把曾经紧紧贴在一起的人，划分给不同的世界。大家只能彼此相望，互不打扰。多年以后，习惯在网络或是手机的两端，为了寒暄而彼此点赞。

那时的我们哪知道后来的生活是如此艰辛，甚至没有过多的选择，非得到不得不妥协的时候才明白，其实自己根本就没有认真抗拒过。年轻时所有的鲁莽，也只是为了反抗，才去反抗。路上转过身忽然想起那一年，自己还觉得命运就握在手里，那一年理想和肉体一样年轻，那一年我们并不知道理想和青春一样，都有自己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