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在南大读考古专业的时候，系里经常组织我们到城外山区古墓现场实地体验，有时也协助考古人员野外作业，主要是刷洗瓷片、清理陶器、为文物涂保护液之类的杂事，不太辛苦，而且每天能拿七毛钱补贴——这在80年代中期是笔不错的外块，可以吃到一碗馄饨加两个肉包，或者买本不错的。

大四上学期的一个星期天早上，班主任匆匆来到男生宿舍，说栖霞山南坡发现明代末期古墓，由于整理工作量很大，天气预报明天又要下雨，必须抢在今晚之前结束野外作业，急需人手协助，补贴提高到八毛钱。大家一听呼啦全涌下楼，老乡阿诚学的是生物专业，听说有利可图也混在里面上了车。

古墓处于南坡狭小的山谷底部，四面环山，只有一条相当隐蔽的羊肠小道与外面相连，几百年从未有人进去过，杂树丛生，野草茂盛，地表沉淀着多年腐烂的草土混和物，给考古工作带来困难。

大队人马抵达后专家做了分工，我和阿诚，还有四川籍学生徐耀分在一个组，负责在东面第七格区域探方内筛选——探方是指事先掘开的五米见方的土坑，主要用于探测古墓地下方向、位置和藏量，等探方连成片后还能方便统计发掘面积。

当时的情况是，最先打开的一号墓坑已确定不是主墓，专家以二号墓、三号墓为核心，根据墓室规格和走向挖了五个探方，各组在指定区域内筛选填土，等确认具体位置后再进行大规模行动。

我们拿着手铲在填土层清理和寻找线索，一旦发现陪葬品及时报告。探方里浓郁的土腥味夹缠着青草的芬香，每一寸泥土，每一个碎片都记录着历史的沧桑，考古，是最生动的时空穿越。

时间在寻寻觅觅中飞快流逝，不觉间夕阳西下，暮色笼罩了山谷，可整理工作还没有完成，工作人员在四面挂了几盏高亮度白炽灯，挑灯夜战。我们组开始是肩并肩一字排开，后来中间探方有人筛到一只陶器，阿诚跑过去看热闹，我和徐耀平行向前推进，相距不到两米。

我沿着事先画的石灰线一口气筛到土坑边，打算坐下来歇会儿，突然发现坑旁草丛里坐了个人，由于我们探方离灯源比较远，草丛又背光，只模模糊糊看到他很年轻，年龄不超过二十岁，衣服是纯白色，但没看清楚款式。

“喂，你是哪个组的？”我很奇怪，因为墓地现场除了阿诚全是考古系学生，没我不认识的。

他好像笑了一下：“我在等人。”

“等谁？我帮你叫。”我自告奋勇地说。

“没关系，我们约好了，他马上就会来。”

徐耀听我们说话也靠过来：“蹲了一天真有点累，谁有香烟就好了，来一根解解乏。”

那人说：“我没有香烟，不过有松子糖，要不要？”

当时松子糖很贵，价格和上海大白兔奶糖差不多，我们也不客气，接过来往嘴里一扔，不像想象中那么甜，还有点苦味儿。

“是松子糖吗？怎么味道不一样？”我说。

那人说：“自己家做的。”

徐耀问：“你是哪个系的，上午好像没看见你？”

那人朝几米外的大树后一指：“我在那边，风景蛮不错的，过去看看？”

我瞧那边黑乎乎一片，稍一犹豫，徐耀站起来说好哇，反正也没什么事，印晓飞，一起去吧。他一边说一边跟那人走了两步，还回头招手，我无奈只得慢吞吞地站起身。

“晓飞，你趴在地上干什么？”

身后陡然传来阿诚的叫声，我一愣：我明明站在这儿准备朝前走，怎么会趴着呢？就这么一激灵，那人和徐耀已失去了踪影，我脑中仿佛被抽空似的一阵晕眩，在阿诚的叫喊声中软绵绵倒下。

醒来时我已躺在医院，后来的事都是阿诚讲给我听的。

他说我昏迷了六天七夜，高烧曾达四十三度，医院方面一度开出病危通知书；我刚进医院时呕吐了很多黑糊糊的东西，院方检测结果是过期变质食物，但未能判断是何种食物。

他说徐耀失踪了，学校连夜组织两百多人在方圆不到五平方公里的山谷里搜索，恨不得挖地三尺，最后还是空手而归，后来连日暴雨引发山体滑坡，把通向明墓的道路封死了。那天傍晚他只看到我趴在地上拼命往地里钻，没见到徐耀和我说的那个人。

他说考古队在我们探方旁边大树底下挖出一具骷髅，经鉴定是明朝晚期的尸体，死者约十八九岁，双手被缚，姿势扭曲，显然临死前经历痛苦挣扎，应该是被迫殉葬。

他还说农村里有种说法，屈死的冤魂通常在草丛里等人替代自己，徐耀就是这样被勾走了魂，而我则在地狱门口走了一圈，不是他及时喝住也会没命。

我当然不相信他的话，可又无法解释那天发生的事，心里留下一道深深的坎。

出院后我对野外考古产生了恐惧感，继而厌恶起所学的专业，大学毕业后主动放弃分配到博物馆的指标，选择回家乡盐城面粉厂做会计，那时面粉厂是炙手可热的单位，收入比博物馆高，年终还有奖金。

阿诚也回到家乡，按专业对口原则分到食品公司，我经常找他买市面紧俏食品，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