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所谓时代主题，是对较长时期内世界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基本问题或中心任务所作的科学分析和理论概括。随着历史的变迁，世界矛盾和形势的发展变化，国际关系的基本问题和人类面临的中心任务是会发生变化的，因而时代主题的性质和时代的主题不是一成不变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世界主题，是执政党正确对待国内外形势、处理国内外事务的重要依据之一。邓小平对当代世界主题的认识至今仍然是我们判断国际形势的重要理论武器，只有正确掌握这一武器，才能对当前国际形势有正确的了解，才能制定出正确的国内外战略、策略。

一、邓小平对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在时代和国际战略策略问题上，邓小平既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又根据变化了的国际情况和条件，以无产阶级战略家的眼光，立足于现实，立足于国内，又放眼当今世界，作出了独特的发展和贡献。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复出工作时，中国面临的最大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就是如何使我们的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深重灾难中走出来，跟上时代潮流，使中华民族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不仅需要对当代中国有深刻的了解，而且要对当代世界有深刻的了解；不仅能立足中国大地，而且能面向世界。“文化大革命”把我们与世界隔开了，使我们与世界的差距拉大了。尽管毛泽东晚年已觉察到时代变化的某种迹象，提出了着名的“三个世界”理论，为制定我国的外交战略作出了贡献。但由于他没有能够从“三个世界”的格局变动中深入研究时代主题正在变化的踪迹，追寻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因而他没有能够充分利用已开始改善的国际环境，及时调整国内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邓小平在为我们党制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时，始终关注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对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对中国如何赶上时代的潮流，都作了深入的思考。这一理论思考过程的开端是邓小平关于战争问题的判断。

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在谈到战备问题时阐述了国际形势变化的新特点，第一次提出“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的判断。为什么“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呢？”他认为，从主观方面讲，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上的反霸斗争。客观方面，有两条重要理由：其一是“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其二是“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邓小平的这一结论，很显然是继承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首先，邓小平在分析战争的可能性时，依然把美苏这两个第一世界的超级大国作为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因而他首先考察的是美苏两家战争准备的态势；其次，他认为，只要搞好了国际上的反霸斗争，就可能牵制战争的爆发，这也延续了毛泽东寄希望于第三世界人民的革命来制止战争的思想。但是，邓小平用“三个世界”理论来分析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得出了毛泽东晚年没有得出的新结论，即“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这一判断，在当时的条件下，无疑是对毛泽东强调的战争不可避免，且迫在眉睫的思想所作的第一次重大的调整。正是基于对战争问题的这一判断，时隔一年，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并且为了加深全党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新的政治路线的认识，邓小平从国内和国际背景论证了这一转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邓小平认为，毛泽东迟迟没能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原因之一是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失误。他指出，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邓小平还认为，毛泽东没能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多地认为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因而，“忽视发展生产力，忽视经济建设”，这就把党的中心工作的确定与对国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统一起来。在相当长时期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夸大战争的危险性，对经济建设造成了严重后果。60年代上半叶，全国经济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取得一定成效，却因过分担心打仗，而不敢把资金投入到最需要最合理的地方，而去投入“三线”建设，不顾资源和交通条件，片面强调“山、散、洞”的布局。这不仅加剧了国民经济的紧张，而且使我们不能自觉地追随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潮流，对产业结构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进行调整，反而强化了原有结构的不合理。到60年代下半叶，我们更采取了要准备打仗的战略方针，使国民经济进一步背离了国际经济发展的潮流。

与夸大战争危险性相联系，我们长期以来还把支援世界革命当作外交政策的重点。

为大力支援世界各国的反帝反修斗争，作出了极大的民族牺牲，客观上使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受到影响。20世纪70年代上半叶，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这一战略虽然改善了我国的国际环境，但主观成分较大，影响了我国对国内经济建设问题的注意力。

二、邓小平的新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从“国情”和“世情”相结合的高度，得出了当今世界时代的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的结论。提出全面对外开放，将中国现代化事业纳入世界经济大潮，寻求发展的机遇和条件，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行“不结盟”的对外战略，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确立了以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最高准则，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来处理国家与政党关系等等，构成了邓小平在国际问题上严整的战略思想和策略原则。

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对国内经济建设的国际环境极为重视。

他在80年代初多次指出，我们改变了“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切的看法。“现在根据新的观察、新的分析，下决心一心一意搞建设。”我们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还是建立在对战争问题的新的判断基础上的。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荷兰首相吕贝斯时的谈话中明确地表示：“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们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1978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在邓小平看来，早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就形成了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判断，这是他对毛泽东关于战争问题看法的又一次重大调整。之后，邓小平对当代世界主题的判断越来越明确。

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第一次概括了世界两大突出问题：“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同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把这两个问题提高到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来看待，他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朋友时，对和平问题和南北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对世界问题以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关系，要从两个角度看，一个是政治角度，一个是经济角度，“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也就是说，邓小平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直至90年代初，认真、细致地考察了二战后世界局势的变化，特别是70年代末的变化以及在这一变化中所呈现的时代特征，超越了原有的认识水平，并及时地调整了国际国内的战略、策略。指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这个时代的趋势，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制约战争的力量也在发展。提出了全面的对外开放政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指出“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我们要抓住机遇，办好自己的事，面对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汇入世界经济大潮，在国际事务中提高中国的威望和声誉。邓小平在各次谈话中，都称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为“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真正大的问题”、“非常突出的问题”、“关系全局的问题”等等，没有直接把这两大问题概括为当代世界的主题。直到党的十三大把和平与发展概括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党的十四大则更加明确地把“和平与发展概括为时代主题”。这完全符合邓小平的本意。

三、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判断

国际形势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自身主题，这是由该阶段的世界基本矛盾决定的。二战结束以来的近半个世纪，国际社会风云变幻，扑朔迷离，世界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这些变化不仅表现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上，而且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和外交各个领域。邓小平正是根据这些变化和事实作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判断的。

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前人未曾预料到的资本主义制度同社会主义制度长期共存的政治格局。开始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后来（即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开始）这种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体系逐步瓦解，出现了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逐渐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第三世界”；第二，战争中受到严重创伤的西欧、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衰落，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开始分裂，欧洲国家不再那么听从美国的指挥，独立性越来越显着；第三，前苏联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引起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烈不满，特别是苏、中两党和两国关系的严重恶化，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亦不复存在。因此，到70年代初，世界政治格局已由原来的两极向多极演变。所谓多极格局，主要是由以上三种类型的国家组成，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最主要、最突出的是“东西关系”和“南北关系”。

东西关系是指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其实质就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南北关系则是指地处北半球的发达国家同地处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发展经济的问题。南北关系不仅关系到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发达国家的再发展问题；而东西关系则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发达国家再发展的和平环境问题。一句话，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发展和安宁问题。“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正是对东西南北这一国际格局的准确概括。

二是二战后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对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产生着而且日益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有力地推动着世界各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组织的变革，推动着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和经济合作；另一方面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科技的发展，特别是核技术和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完善，使战争手段空前的强大了。核武器的破坏力及其爆炸后给地球造成的无法控制的灾难性后果（即所谓“核冬天”）是任何一方都不能不考虑的问题。核武器的出现，使战争的手段已经很难达到战争的目的，客观上成为自发的约束战争爆发的因素。在这里正显示了唯物辩证法的正确性和威力。战争手段越先进、越强大，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小，维护和平的可能性就越大。更为重要的是，各个国家的竞争，越来越成为科学技术的竞争。

三是二战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出现了既相互竞争，又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错综复杂的局面。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孤立起来，都是不可能发展的。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生产、贸易、投资、信贷等方面，既相互激烈竞争，又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经济上的一体化、国际化即经济全球化趋势有了明显的加强。如欧共体的建立就是典型事例。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又一特点是跨国公司的大发展，因而当资本主义各国之间有了矛盾和冲突，就可以不用战争的方式而用协商、谈判、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另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可以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来协调它们之间的利害关系。还有就是发展中国家如果继续处于贫困落后状况，发达国家的商品和资本就没有出路，没有市场。它们也不愿意放弃发展中国家丰富的资源和广大的市场。

四是二战后的另一个基本事实是第三世界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二战后，一大批原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国家拥有世界34的人口，也拥有很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了发展经济，维护独立和自身的利益，争取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许多国家还联合起来建立了不同类型的协调组织，诸如不结盟运动、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东南亚联盟等等。第三世界的兴起，是促进世界多极化的主要因素。第三世界国家在历史上都有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奴役和压迫的共同命运，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有广泛的共同利益。邓小平说过，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政治分量越来越重，作用越来越大。近年来，欧洲一些发达国家注意改善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就是这种认可的一个证明。邓小平又说，第三世界的独立、发展每增加一分，制约战争的力量就增加一分。总之，“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霸权主义为所欲为的愿望就受到了扼制，保持较长时期的和平就有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