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面的重要的理由之外，我还可以给出另一项更加直接和有力的理由。这就是：在美国，每个人的私人利益都与他是否服从法律有关，因为今天属于少数的人明天可能进入多数的行列，而现在声称要尊重立法者意志的人不久可能会要求别人服从他的意志。不管一项法律怎么让人恼火，美国的居民都很容易服从它，这不仅因为这项立法是大多数人的决定，更重要的是，这项立法也是他们本人的决定——他们把它看成一份契约，并且认为自己也是契约的参与者。

因此，在美国没有太多的人视法律为天敌，对法律感到害怕和怀疑，因而也很少有集聚起来闹事的现象。相反，你却很容易发现所有的阶级都对国家的现行法律极其信任，甚至可以说以一种爱父母的情感对待现行法律。

我似乎不该说是所有的阶级。在美国，人们正好把欧洲人的权力阶梯颠倒过来，以至于富人的地位与欧洲穷人的地位一样，所以经常抗拒法律的反而是富人。在本章的前面我曾经说过，民主政府的好处并不像人们有时断言的那样是保护所有人的利益，而只是维持大多数人的利益。在美国，穷人处于统治地位，而富人总是战战兢兢，害怕穷人滥用手中的权利。

富人的这种精神状态，也许会让其内心产生不满，但社会却不会因此发生大的动荡，因为不让富人信任立法者的理由，同时会使他们不抗拒立法者的命令。富人不敢违法以免使自己失去财产，所以他们不能立法。在文明国家，只有那些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人才会起来造反。可见，民主的法律虽然并不总是值得尊重，却几乎总是受到尊重，因为打算违法的人一般必须遵守他自己制定的并对他有利的法律，而且即使公民可能从违法当中获利，他们也会考虑到自己的人格和地位，从而不得不服从立法者的任一决定。还有，美国人之所以服从法律，不仅仅是因为法律是他们自己制定的，而且因为，当法律偶尔损害他们时，他们也可以修订法律。也就是说，他们首先把法律当做加于自己身上的灾难来接受，然后又把法律当做随时可以解除的灾难来对待。

美国各党派在政界的活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叙述流行于美国的政治活动比叙述美国的自由或平等还难——立法机构不断进行的重大活动，其实是遍及全国的政治活动的插曲和延续——很难发现美国人只在干自己的私事——市民社会中的政治鼓动——美国人的实业活动部分地来源于这种鼓动——民主政府对社会的间接好处当你从一个自由的国家来到一个非自由的国家后，你会为巨大的差异而吃惊：在前者，人们热火朝天地忙于各种活动；而在后者，人们则是办事四平八稳，到处安安静静，好像一切都停滞了。在自由国家中，改革和进步往往是人们谈论的问题；而在另一个中，除了继承原有的财富以外，人们不想再创造，只是坐吃山空，沉湎于享乐。但是，鼓励人们去创造幸福的国家，往往要比满足于自己命运的国家更富有和繁荣。在拿这两种国家作比较时，人们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前者每天认为都需要创新，而后者却好像对新的事物不怎么感兴趣。

如果说这种说法可以适用于那些仍然保存君主政体的自由国家，或者仍在采用贵族制度的自由国家，那么，它将更适用于民主共和国。在民主共和国里，不再只由一部分人民去从事改善社会状况的工作，而是全体人民都以关切的心情来承担这项任务。这时，社会不只向一个阶级，而是同时向所有阶级提供生活的必需品和应有的舒适。

我们可以想象出美国人享有的广泛自由。由此，人们也能对美国人的极端平等有一个初步的概念。但是，对遍及美国上下的政治鼓动，除非亲眼看到，否则是无法理解的。

刚一踏上美国的土地，你就会立刻感觉到置身于一片喧闹之中。纷乱的喊叫声此起彼伏，无数的呼声同时传到你的耳里，而每个呼声都在表达某一社会要求。这时你举目四望，就会看到人们都在活动着：这儿，有一伙人在开会，讨论建立一座教堂的事宜；那儿，人们在忙着选举一名议员；再远一点，一个选区的代表们正匆匆赶赴乡镇，去研究地方的一些改革事项；在另一处，是一群放下了田间工作的乡下人，聚在一起讨论在本乡修路或建校的计划。公民们集合起来，有的是专门为了宣布他们不赞成政府的施政措施，有的是为了宣告某官员为本地之父。在美国，还有人认为酗酒为国家的主要祸根，他们集合开会，并庄严宣布以身作则，为禁酒行动做表率1。

唯一可供外界观察的运动，是美国立法机构不断进行的巨大政治活动。这个运动，其实只是开始于人民的底层，随后又逐渐扩大到所有阶层的全国运动的一个插曲，或者说是它的一种延续。为了追求幸福，再也没有比这项活动更吃力的了。

很难说哪些职位是美国成年人在政治生活中关心的。参与并讨论社会管理的问题，是美国人最大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所知道的唯一的乐趣。你从这里可以看到美国人生活习惯中的细节。甚至女人们也经常参加集会，用倾听政治辩论来消除琐碎家务的烦恼。对妇女们来说，辩论俱乐部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娱乐场所了。一个美国人，即使不善于交谈，他也肯定会辩论；也许不善于高谈阔论，却能说到点子上。他对你谈话的样子，就像在大会上发言；当他讲得兴致正浓的时候，还会来上一句：先生们！

在某些国家，居民们总是抱着厌恶的态度来对待法律赋予他们的政治权利。他们认为参与公共利益活动是浪费自己的时间。他们乐于把自己关在狭小的自私的圈子里，四周筑起高墙挖上深壕，好与外界完全隔离开来。

美国人恰恰相反。如果叫他们只忙于个人的事，他们的生存就将失去一半的乐趣。他们将会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极大的空虚，甚至觉得有无法忍受的痛苦2。

我深信，倘若将来有一天在美国竟然建立起专制制度来，它在消除自由所形成的习惯上，将要比在压制人们对自由的爱好上遇到更大的困难。

由民主政府引入政界的这种此起彼伏的狂热鼓动，随后便扩展到了整个市民社会。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民主政府的最大优点，但我衷心祝愿民主政府的成就在将来会更好。

毫无疑问，人民涉足公共事务时，往往会把事情弄得很糟糕。但是如果不提高人民的思想境界，不让人民摆脱陈旧的思维，他们就无法参与公共事务。被委任管理社会的人，都能对自己的地位有一定的认识。这样，由于他手中有权力，便能让有知识的人为他服务。在人们纷纷向他求援却又企图以各种方法欺骗他的时候，他也从中吸取了教训。在政治上，他所从事的活动虽然不是他的本行，却能使他对此项活动产生强烈的兴趣。人们每天都向他提出关于增进公共财产的建议。于是，他自己也产生了要增加自己的私人财产的愿望。他也许并不如他的前任德高望重和幸福，却要比前任见识广博和积极进取。我深信，美国的民主制度与物质条件相结合，虽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国内巨大的实业活动的直接动因，却是间接的动因。这种实业活动并不是法律的创造，而是人民通过立法得以学会创办的。

当专制的支持者声称，一个人单独去做他所承担的工作会胜过由多人管理的政

1各地的禁酒协会是一些表示保证戒酒的人成立的团体。我在美国考察时，禁酒协会总计已拥有27万多名会员。但它在宾夕法尼亚州还收效不大，该州的全年酒类消费量为5万加仑。

2这种现象，在古罗马就已被最初几位皇帝所察觉。

孟德斯鸠曾说过，让一些罗马公民最痛苦的，是使他们在从事一项政治鼓动之后便立即回到平静的私人生活中去。府去做同样的工作时，我认为他们说得比较正确。假如双方的才力相等，那么一个人主持的政府会比多人主持的政府更具有连贯性，更坚定不移，更能准确甄选官员，思想更统一，工作更细致。否认它的人，不是从来没有见过民主共和国，就是只根据少数例证作判断。即使当时的地方环境和人民倾向允许民主制度存在，民主制度也不能立即拿出一套关于行政管理和政府建制的好方案，也的确如此。由民主自由举办的事业，不能各个都像开明专制所做的那样完善，它往往在一项事业成功以前就半途而废，或是拿事业去冒风险。但是时间可以证明，它举办的事业将会比专制举办的越来越多。虽然它办好的事业较少，但数量上却很多。在民主制度下，浩大的壮举并不是由公家完成的，而是由私人力量完成的。民主并不能给予人民以最精干的政府，但能提供最精干的政府往往不能给予的东西：使整个社会充满长久的积极性，具有充沛的活力，充满离开它就不能存在的，不论环境如何不利都能创造出奇迹来的精力。这才是民主的真正好处。

在基督教世界的命运还难以预料的今天，有些人便急于在民主尚在成长的时候攻击民主，污蔑它是一种敌对的力量；还有一些人，却在把它作为无中生有的新神加以崇拜。但是，双方对他们所仇恨或膜拜的对象的认识都很片面。他们在黑暗中互相攻击，但只能偶尔击中对方一下。

你要求社会和政府做些什么呢？对此，我们需要加以说明。

你想使人们的头脑达到一定的高度，从而能够以宽宏大量的眼光去观察这个世界上的各种事物吗？你想让人们鄙视物质财富吗？

你希望养成和保持坚强的信念吗？

你想使风尚高雅、举止文明和艺术绽放异彩吗？你向往音乐、诗歌和荣誉吗？

你试图发动一个民族对其他一切民族采取强力行动吗？你打算开创伟大的功业，而且不管成败如何，只要名留青史吗？

如果你认为人生在世的主要目的就是这些，你就别指望民主政府，因为民主政府肯定不会把你带到这个目的地的。

但是，假如你认为把人的智力和道德用于满足物质的需要并创造福利是有益的；假如你觉得理性的判断比天才更能对人们有利；假如你的目的不是造就勇敢的美德，而是建立起温良的习俗；假如你喜欢看到弊病少造成一些祸患，而且只要没有重大的犯罪，你宁肯少见到一些高尚行为；再假如你以在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里生活而知足，却不以在一个富丽堂皇的社会里活动而得意；最后假如在你看来政府的作用不在于使整个国家拥有尽可能大的力量或尽量高的荣誉，而在于使每一个公民享有更多的福利和免遭祸害；那么，你就得使人们的身份平等和建立民主政府。

假如已经没有了选择的时机，而且最高权力在不征求你的意见的情况下就已经把你推进这两种政府中的一种时，你至少应从你被推进的那个政府中吸取它可能提供的全部好处，并在你认清那个政府的善的一面和恶的倾向以后竭力抑制后者而发扬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