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范围内，我针对仆人和主人所作的论述，也适用于地主和佃户。然而，关于这个题目，我认为应在这里作单独的讨论。

严格说来，在美国是没有佃户的，每个人都是自己所耕土地的持有者。

应当承认，民主的法制有着这样一种强大倾向，它会促使地主的人数增加，佃户的人数减少。但是在美国，当前发生的一切变化，主要还应当归因于它自身的国土环境，而很少来因于它的制度。在美国，土地价格比较便宜，人人都能轻松地成为地主。土地的收益并不大，其产品仅仅能勉强地抵偿地主和佃户的投资。

因此，美国的情况在这方面与在其他方面一样，都比较特殊，如果拿土地上的制度作为美国的典型制度，那将是不正确的。

我认为，无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在贵族制国家，将来都还会存在地主和佃户。但是，民主国家的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将会是另外一种样子。

在贵族制国家里，租种土地不仅要支付一笔不菲的租金，而且要对地主表示起码的尊重和关怀，还要为地主服劳役。但在民主国家，佃户只需支付租金就可以了。当一个家庭的地产被分给数个子女或者出卖后，这个家庭与土地的永恒关系也就随之消失；我们看到，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只是根据契约而建立的暂时关系。为了商定这个契约的条款，他们会定期相会，定了契约之后就各奔东西。他们本来是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只是利害关系才使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做着交易，在那儿讨价还价，唯一的目的就是赚钱。

随着地产日益向小块划分，财富日益向全国各地分散开来，国内到处都出现了家道颓败的破落户和欲壑难填的暴发户。对于所有的这些人来说，任何一点收入都是一件大事，谁也不想让自己放弃一点点好处或者使自己的收入受到些微的损失。

由于不同等级不断地交融，于是巨富和赤贫越来越少，地主和佃户在社会条件上的差距也一天比一天缩小，地主不再天生就比佃户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在两个地位平等和都想摆脱困难的人之间，除了金钱之外，还有什么可以成为他们签订租赁契约的基础呢？一个拥有万顷良田和成百农场的人深深明白，他还要同时赢得成千上万人的心。

在他看来，为此好好下一番工夫是很值得的。为了达到这个重大目的，他情愿作出某些牺牲。

但仅有几顷土地的人就不会考虑这些，他没有必要设法去争取佃户的好感。

然而贵族制度却不能像一个人那样在一天之内便死掉，只有它的原则逐渐地不受人们欢迎之后，才能从法律上予以打击。因此，早在向贵族制度宣战以前，使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得以联结起来的那条锁链就已经开始断裂了。在这个过程中，前者对后者漠不关心甚至表示轻视，而后者对前者又心怀忌妒和仇恨。随着穷人与富人的接触愈来愈少，双方的关系变得愈来愈坏。地租不断提高。所有的这一切并非民主革命的终结，而只是它将要来临的确切的预告。自行走向堕落并最终丧失民心的贵族制度，就像一株根部已经枯死的大树，它长得越高，就越容易被风吹折。

在最近50年里，地租的猛涨现象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普遍出现。在我看来，工农业在这段时间里取得的惊人进展，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个现象。

为了说明它，必须求助于另一个更有说服力且比较隐秘的原因。我认为，应当到一些欧洲国家已经采用的民主制度中和正以或大或小的力量激发各国民心的民主热情中去寻找这个原因。

我常常能听到英国的一些大地主庆幸地说，他们现在所收的地租比他们的父辈要多得多。

也许他们的自鸣得意有些道理，但实际上，他们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们自以为得到了一笔纯收入，其实这只不过是一项交易罢了。他们得到的现金是以让出权势为代价的，他们在金钱上获得了好处，可是不久就要在权利上遭受损失。

还有一个迹象可以让人们很容易感到，那就是一场民主大革命正在进行或即将来临。

在中世纪，所有的土地几乎永世出租，至少也是长期出租。我们在研究中世纪的家庭经济时可以发现，那时为期99年的租期比我们现在为期12年的租期还要普遍。

在那个时代里，人们普遍认为家庭是永存不灭的，人们的身份似乎是永世不变的，整个社会好像也是固若磐石，以致人们认为绝不会发生任何动乱。

然而进入平等的时代，人们的思想悄然发生了变化。他们不难形成这样一种观念：认为没有什么事是永远不变的。事物无常的观念掌控了人们的思想。

在这种思想和情绪的支配下，地主以及佃户本人就对如此长期的义务产生一种本能的厌恶感。他们双方都担心自己被眼前对他们有利的租约长期束缚下去。他们的内心忐忑不安，不知道在未来什么时候自己的处境就将发生骤变。他们感到自身难保，唯恐一旦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变，就可能因放弃往日习以为常的东西而心伤不已。他们的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因为在民主的时代，在一切变化的事物里最容易变化的就是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