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适
|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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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月16日
蒋公约我晚饭,七点见他,八点开饭。谈了共两点钟,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
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我说,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
“总统”必须有诤臣一百人,最好有一千人。开放言论自由,即是自己树立诤臣千百人也。
最奇怪的,是他问我,召开国民大会1有什么事可做?我说:当然是选举“总统”与“副总统”。
他说,这一届国大可以两次选“总统”吗?我说,当然可以。此届国大2,召集是民卅七年三月廿九日。“总统”任期到明年(民四三年)五月廿日为满任,二月廿日必须选出“总统”与“副总统”,故正在此第一届国大任期之中。
他说,请你早点回来,我是最怕开会的!
这最后一段话颇使我惊异。难道他们真估计可以不要宪法了吗?
1953年1月17日
昨夜料理行装,今早继续理完。
午后一点到飞机场,送行者有百人左右。王亮畴、陈辞修、张道藩、王雪艇、蒋经国……都来送。
杨秘书日旭竟至大哭。我也很有惜别之感。
我十一月十九到台北,共住了六十日。
两点起飞。
晚上到东京。董显光大使1来接。接的朋友很多,有张伯谨公使2等。
在台北送胡适
夏简
有一个播种的,出去播种,播的时候,种子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到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路加福音:第八章)
一
一月十七日,台北微雨,松山机场上从早到午,陆续挤满了一群人,他们是不期而遇地来,送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书生。这个书生,便是为民主自由奋斗了四十年,到处散播着“自由”种子的胡适之先生。
送行的场面,没有乐队、没有敬礼、没有铺张的场面,有的仅有亲切的握手,轻松的笑声,真诚的眼泪和无限依依之情。这种情形,不是一架摄影机和一支秃笔所能描绘它,须要一只名画家的笔来描摹当时的神情;或是借一支诗人的笔,来吐出送行者与被送者间的纯挚感情,因为这场面太生动,太耐人寻味。
机场上树起了两面大红条幅,“欢送适之先生赴美”的白字,激荡着每一个送行者的心,因为再过五十分、四十分、三十分、十分、五分,这一代学人,飞向遥遥的远方。
二
这位两鬓斑白的老人,在七八百人包围的人丛中挤来挤去,碰到一个不识姓名的大学生,亲密地握手;和教授们做同样的招呼,遇到钱校长公馆守门的工友,也同样地招呼;那种恢弘的风度和平易近人的举止,适足以表现他的光明磊落。
他在机场的人丛中,大约往复地挤了十多次,当他看到挂有大红条幅的欢迎他的文句时,连连地喊道:“真是多余!真是多余!”傅斯年的太太俞大彩,在机场的一角上偷偷地掏出手绢擦眼泪。陪伴他整整两个月的秘书杨日旭,在他踏上机梯时,竟泣不成声。
“啊,两个月来您跟我太辛苦了,是的,您快结婚了,我告诉他们替我送一份礼物给您。”胡适告诉杨日旭。
“先生……”杨日旭只答出了两个字,接下去便没有声音,而是泪像泉水般的涌出来。(注:杨日旭系省教育厅督学,陈雪屏厅长特派赴钱公馆,任胡之临时秘书)
三
十多名新闻记者,挤在老人的身边,请他发表返国后的感想。他拱拱手后开始发言了:
“我因为行色匆匆,未能向每一个人辞行,感到十分抱歉。
……
“好了,让我借大家的笔,向祖国的友人告别。”
四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蒋经国先生从人丛中挤了出来,和适之先生亲切地握手。“我代表父亲给你送行。”蒋说。“我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胡答。
经国先生垂手立在胡先生身边,以父执辈礼敬胡。
“昨晚上在官邸谈得很痛快,我看到了你的孩子蛮聪明的。”
一群摄影记者围了上来,将这一段情趣摄入镜头。陈诚院长和张道藩院长,重又挤入人丛中,和胡握手。胡连连地喊道:“两位院长,不敢当,不敢当。”白了头的王世杰博士和王宠惠博士,还有民社党的主席徐传霖,这三位老人也在人群里打转转。
1953年1月18日
与张伯谨、王信忠去走书店,仅走了“汤岛圣堂”(孔庙)的一处,买了一些书。
董大使中午约吃中国饭。
晚上大使为我约了一大桌客,有日本人。其中有最高法院长田中耕太郎、前田、松方、盐谷温诸人。
1953年1月19日
与王信忠走书店,仅到山东一家,买了一些书。
下午东方文化学会等三个团体欢迎的茶会。前田主席,仓石说话,我也说了半点钟的话,松方翻译。
1953年1月20日
上午见客。
中午到乡间赴马延喜先生的午餐。
席上有大陆问题研究所所长土居明夫(东京都新宿区,若松町102番)谈话很有见解。他这研究所里有许多旧军人,多系对中俄问题有研究的。
饭后,马家小姐与少奶奶,同一位客人蒋(?)小姐奏乐唱歌。唱的是赵元任谱的我的《上山》与《也是微明》。
下午去看国会图书馆,馆长金森先生带我去参观。馆中有五十万册书。
又去看东洋文库,即是以莫里森图书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东亚书库。没有受损失。
又去玉川,看静嘉堂文库,即是以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作基础,建立起来的中国珍本书的书库。也没有受损失。馆长诸桥辙次,已老了,双目近于失明,还殷勤招待。
晚上赴改造社晚餐谈话,社长名原,发问者为上原博士,谈的是世界文化问题。
1953年1月21日
上午与董大使去拜客,拜了副相绪方竹虎与外相冈崎胜男。
中午在日本放送会社广播。题为《我们共同的敌人》,为时十分钟,昨夜费了我四点钟写成。
“中央”社1李嘉先生约我午饭,吃日本的“锄烧”,很好。
下午参观东京大学,见校长先生。看了他们的图书馆。大学没有损失。校长说,学校南边的一条街,街以南被轰炸了,而街以北的学校毫无损坏。
我对他说,这都是丁斯摩尔历史文物保护委员会的工作的效果。
到文学部,见部长辻先生、仓石武四郎、驹井和爱(考古学研究室)、长井真琴(佛教理事会会长)。吃了茶才告辞。
晚上外相冈崎胜男家宴,有女客。日本女权最近颇发达。外相夫人此次为其夫竞选甚努力。
见着旧友谷正之。
1953年1月22日
上午见客。
中午董大使约了一些新闻记者午餐。
下午写了几张字,收拾行李。
晚上张子良与司徒德约了美国心理作战处处长c·汉森与处中主要人员,凡廿六人,及其眷属,在张家吃饭。他们要我说话,我说了半点钟的话,又答复问话,约半点钟。
上飞机,十点半起飞,有董大使夫妇及友人多人来送别。
1953年1月24日
在西雅图。上午见杨君、李方桂夫妇、胡敦复先生夫妇。
华盛顿的中华俱乐部午餐。到的有五六十人,我有演说。与乔治·泰勒,f·麦可诸人,稍谈救济香港的流亡知识分子事。
下午到方桂家中,吃茶。
晚上华侨领袖在香港酒家晚餐,我有演说。
晚十点到飞机场,始知飞机改晚二小时。一点多才起飞。
1953年1月25日
下午三点到纽约埃德怀特机场降落,冬秀与刘锴大使、游建文夫妇、缪云台夫妇、刘驭万、严文郁、童世纲、汪振寰一家……都在场接我。
此行共七十日(nov·16,1952jan·25,1953),走了17486英里。其路程如下:
纽约到明尼阿波利斯1028m·(英里)
明尼阿波利斯西雅图1399m·
西雅图安克雷奇1448m·
安克雷奇谢亚米岛1461m·
谢亚米岛东京2052m·
东京台北
x 2
17486m
1953年3月23日
瑞士学者王克私来谈。他在燕京大学多年,与在君和我都很熟。
他最近想写一部书,专论基督教在中国,写三百多年的历史。
他的本来语言是法文,又通德文与意文,又通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拉丁语,故他曾研究这三百多年的各国教会保存的中国传教文件。他的书若写成,一定大有可观。
他的瑞士地址如下:
王克私,瑞士,洛桑,乾民楼28号。
1953年4月15日
这几天为缩照在台湾各地的善本的事,写了一个较详细的说帖。
这说帖是预备先送给国会图书馆的a·w·休默先生看过,再寄给福特基金会的雷蒙德··莫耶先生。
1953年4月17日
乘火车到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晚六点半到。约翰·a·莫温克先生来接,住他家。
1953年4月21日
早九点半从夏洛茨维尔起程。午后到华盛顿。宗武夫妇、萧信如夫妇都来接,同去吃饭。
饭后我去看休默博士,他对于我的说帖,没有改动。我就寄出给雷蒙德··莫耶先生了。与吴光清兄谈。
下午七点,我搭火车回来。七点是慢车,共停十三处!
1953年4月25日
李抱忱先生来接我同冬秀到纽黑文去玩。
1953年5月3日
我同此君1在迪金森学院同受博士学位(1941?),他的夫人开车,我们同回到纽约。以后我们偶通信,他们常送新种的荔枝给我。此君由会计师转成为税法专家,又曾为国家效力,晚年成为植物学者,可谓兴趣广博!
1953年5月6日
今天费了六七个钟头,把国会图书馆寄来的一大卷复印照片“北平图书馆善本书胶片目(书名)”剪开来,每三目为一页,依笔画分装十五册。居然可用了!
1953年5月10日
方以智《通雅》(三二,7):
……王古心笔录:有老僧永光言,藏经接缝用楮汁,飞面白及糊,则坚如胶漆。造澄心纸,亦用及糊。
《辞源》:
白及,多年生草,多植于园圃,高一二尺,叶长,阔寸许,有平行脉。夏月开花,色红紫或白。根入药,并可为糊。
《字典》:楮,丑吕切,音褚。《说文》,谷也。陆玑《诗疏》:
幽州人谓之谷桑,或曰楮桑。荆杨交广谓之谷,中州人谓之楮。江南人绩其皮以为布,又梼以为纸。
我看见的敦煌古卷子,纸接缝处,两纸相粘不过一二分,而千余年不脱落。其所用糨糊必有特效药力,大概即是白及糊。
粘叶谓之蝴蝶装。王原叔云,书册粘叶为上,缝绩岁久断绝。张子贤言宋宣献,令家录作粘法。予旧见三馆书,黄本白本皆粘叶,上下栏界,出于纸叶。孙莘老钱穆父,亦如此。孟奇言秘阁宋版书,如试录谓之蝴蝶装。王古心笔录,有老僧永光,言藏经接缝用楮汁飞面白及糊,则坚如胶漆,造澄心纸亦用及糊。
录自方以智《通雅》(康熙二年本)卷三十二,页7
1953年5月19日
谢谢您指示《朱文公集》中的史料,“度牒”本想在讲交引铺时顺便提一下,后来不知怎么给忘了。
《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七卷一、二两期有袁震《两宋度牒考》一文,很详细(从唐讲起),主要根据《宋会要》,《朱文公集》他虽亦提到,未多引。(日本人亦有关于度牒文字。)《文集》十九按唐仲友第六状雕造会子一节,极重要,看来会子实与交子相似。(参考曹学佺《蜀中广记》)
我引的日本人推测恐不可靠,若宋无用铜板印纸币之事,则可能始于金了1。
敬请双安
学生联陞敬上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八日
1953年5月28日
请罗伯特·l·利维医生检查身体。血压134/80,体重141磅,他说我的健康很好。
1953年5月30日
德马丁先生邀铃木大拙先生与我同午饭。
铃木先生自碾绿茶,煮了请我喝。这是中国喝茶古法。秦少游诗:
月团新碾瀹花瓷,饮罢呼儿课《楚词》。
即是一例。
德马丁新得今关天彭译我的《支那禅学之变迁》,其中收我的《禅学史纲领》、《禅学古史考》、《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菩提达摩考》、《楞伽宗考》、《神会和尚传》诸篇。昭和十一年九月一日发行(1936?)。末页有我给今关的一封信,许他翻译。
杨联陞抄写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五。
《出卖僧道度牒》(学津讨原本,页9下至11下)
僧道度牒,每岁试补,刊印板,用纸摹印。新法既行,献议者立价出卖,每牒一纸,为价百三十千。然犹岁立为定额,不得过数。熙宁元年,始出卖于民间。初岁不过十人,至元丰六年,限以万数。而夔州转运司增价至三百千,以次减为百九十千。建中靖国元年,增至二百二十千。大观四年,岁卖三万余纸。新旧积压,民间折价至九十千。朝廷病其滥,住卖三年,仍追在京民间者毁抹,诸路民间闻之,一时争折价急售,至二十千一纸,而富家停搨,渐增至百余贯。有司以闻,遂诏已降度牒,量增价直,别给公据,以俟书填。六年,又诏改用绫纸,依将仕郎校尉例。宣和七年,以天下僧道,逾百万数,遂诏住给五年。继更兵火,废格不行。南渡以后,再立新法,度牒自六十千增至百千。淳熙初,增至三百千,又增为五百千,又增为七百千,然朝廷谨重爱惜,不轻出卖,往往持钱入行都,多方经营而后得之。后又着为停搨之令,许客人增百千兴贩,又增作八百千。近岁给降转多,州郡至减价以求售矣。
联陞按:此记大体正确,惟陕西卖僧牒,在治平四年(1067),此云熙宁元年(1068),当是推广之年。
又南渡初为价六十千,建炎三年(1129)已增为百二千(皆连绫纸价),绍兴三十一年二月增为五百贯(连绫纸钱五百一十贯),是年十一月减为三百贯,以后复有增减。八百千之价始于光宗绍熙三年(1192),停搨盖屯积居奇之意。
1953年6月2日
度牒之成为政府筹款方法起于杨国忠,裴冕继续试行。详见我的《神会传》。
王栐此条记得很翔实,最可见两宋时度牒竟成了一种巨额的通货了。
《朱子文集》十六有《乞借拨官会,给降度牒……状》,十七有《乞给降官会等事……状》、《救荒画一事件状》、《救荒事宜画一状》、《明州乞降官会及本司乞再给官会度牒状》,十八有《再乞给降钱物状》,等等,均可见当时的度牒的作用与价格。
朱《状》说:
度牒换米,……米数太多,度牒一道计当钱千五百缗,以此至今未闻有有应募者。(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