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夏天，我在地方农场插队刚满三年。大学恢复招生考试的消息是我从队里的广播喇叭里听到的。在此之前，知青和知青家长中有过一些传言，只是大家都没有完全地放在心上。传言总是很多，而大学已经十多年没有考试招生，在我那个年纪的人的心里，“大学”基本上是一个很陌生很遥远的概念。

做中学老师的父亲给我寄来一些复习课本，嘱咐我不能放弃机会。我自然也明白此一搏对我的重要。我的出身不好，家里无权无势，插队表现又不够突出，如果不是高考，一辈子的前途可以看得清楚。

我的优势在于读书成绩好。我中学就读的那个城镇中学，历史悠久，学习风气很好，受文革冲击也小，因此初中高中我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的。高中三年，我的考试成绩差不多都是全校第一。毕业考试，六门功课我均分98我父母对我能考上大学信心十足，我自己也觉得前途有望。在这样的期盼下，复习的动力很足，可以说拼上了全部力量。

因为是“文革”之后的第一次考试，报名时采用了推荐和自报相结合的办法。但是人们已经普遍明白，这一回的推荐只是过程而已。记得那天队长召集全队职工开会举手通过我的推荐表，我一个人提心吊胆徘徊在会场门外，担忧着推荐会被否决，秋阳下竟是冷一阵热一阵哆嗦不止。

通过了推荐关，接着是预考。十多年积存的考生实在太多，需要有这一次淘汰。各个公社都开了考场，熙熙攘攘如同赶集。我去赶考的那天是初冬的一个凄风苦雨的天气，我穿着一双破旧的高筒胶靴，怀揣两支钢笔，两张做草稿用的破纸头，在又黏又滑的长江堤岸上跋涉好几里路，赶到了公社中心小学的考场。一屋子的大龄考生，被长年艰苦的体力活儿撑得膀粗腰圆，此刻只能缩肩驼背趴在窄矮的小学生课桌上，边答题，边哈手。凛冽的江风从破败的芦苇屋顶和残缺不齐的窗洞里尖叫着挤进来，给考场增添了悲壮而肃穆的气氛，那样的一幕我至今难忘。

预考好像是淘汰了一半人吧，正式考试的考场就放到了县城里，便于管理。也还是人多，城里几所中学安置不下，一部分人还是要坐到小学教室。做我考场的那所小学，几年前我曾在那里代过短时间的课，想起来也应该是一种缘分。

我父母都在外地教书，父亲那年被抽调到扬州地区参加语文阅卷。走前他写信嘱咐我，每日考试完毕，可将所答内容详尽记下，寄往扬州他的住处，他可请各科阅卷老师帮我估分。

在报考文科还是理科的问题上，父亲和我也有过斟酌。经历过文革运动的人，对于学文心有余悸，觉得理科更为稳妥。可是我那年已经二十二岁，学理科年龄似乎偏大，况且我在文学创作上已经小有成绩，录取文科更有优势。这样，我最终报考了文科。

考试进行了两天。文科一共考了这样四门：语文、数学、政治、史地。数学不分文理卷，题目有相当难度，考出来后很多人唉声叹气。后来才知道，得十几二十分的人占大多数。

考试的两天中，我的精神高度亢奋，完全不知道疲劳是什么滋味。早晨起床，与我相依为命的老外婆还睡着，我捅开炉火给自己热一碗稀粥，就着咸菜吃了，揣着钢笔和准考证匆匆赶往考场。两小时后交了卷子，几乎是飞奔着回家，不忙吃外婆做好的饭，先关进房中把刚才的答题回忆出来。人到关健时刻，潜能总能得到超常发挥。当我回忆考卷时，我的脑子便成了一台高清晰的复印机，连当天考卷上每一个标点符号、每一处小心的涂抹都精确重现了。我依照回忆把答案复写一遍之后，塞进信封，贴好邮票，三两口扒下一碗饭，又匆匆出门，先去邮局投了信，再赶考场。下午和第二天，重复这一套程序。

考试过后第三天还是第四天，我接到父亲的来信。他综合各科阅卷老师给我的估分，告诉我说，总分不低，录取是决无问题了。

必须说明，我当时填报的志愿相当保守，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录取南京师范学院，最不济，能进我们当地的师范学校也算差强人意，虽然我心中最向往的是北大中文系和复旦新闻系。当知青的人要求不高，能有学上，将来毕业了有一份工作，有一个城市户口，已经是最大的幸福。

我心情愉快地跟老外婆告别，回农场等录取通知。我对老外婆说：放心，不出一个月我就会回来。到了农场我决定不再下地干活。我随身带了父亲的一件旧毛衣，利用这段时间把毛衣拆洗了，加一股新线，给父亲织新毛衣。我想我必须在这一个月内将毛衣织完，因为我要离家上学了，我很快就是一个大学生了，再没有空闲帮父母做这些杂事了。我的知青同伴对此表示了惊讶和不屑，也许还有暗地里的嘲笑。他们肯定认为我这人太狂，甚至脑子有一些问题，我怎么可能保证自己能被录取？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附近生产队里已经传闻有知青接到通知了。我依旧端坐在宿舍里织毛衣，虽然心里多少有一点打鼓。有一天傍晚，我独自关门干活儿的时候，门外忽然喧哗起来，闹哄哄的人声脚步声自远而近，然后门被一群人冲开，他们满脸通红地举着一个牛皮纸的信封，高声喊叫：“北大！嘿，北大哎！”我一惊，站起来。毛衣针扎了我的手，很疼。我伸手去接我们会计手里的那个信封，手哆嗦得厉害，半天都撕不开结实的封口。此后我的一生中，再没有经历过那样的激动。

三天之后，我把铺盖卷好，办好户口和粮油计划迁移的一应手续，离开农场，回到县城。那时候还没有什么高考状元之类的说法，但是省报记者闻风而来，对我作了采访。我的高考作文也被神通广大的记者调了出来，全文刊登在省报上。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北大在录取我之前还特地打电话到县文教局，调查我的家庭成分之类。文革中极左的一套在当时仍然统治着人们的灵魂。好在当年的文教局长是个心地坦荡的君子，非但没有坏我的事，还尽量地为我美言了几句。

无巧不巧的是，我母亲同事的儿子朱晓进从另外一个县里也录取了北大，而且跟我同系同班。起程进京前，母亲的同事把朱晓进领到我家里，谆谆托咐说，晓进从未出过远门，此行要靠我一路照顾。如今的朱晓进已经是南师大的系主任，博导，学术成果累累，全国“百位名师”中的一个。我们说起当年的事情，总是乐不可支。

还有一件小事不可不提：我的高考作文，第一次在省报发表时，国家还没有恢复稿费制度，我分文未得。等我到北大报到之后，该作文又在《山西青年》第二次发表。那时候稿费制度已经恢复，我收到生平第一笔七块钱的稿费。我当即用这钱买了一个塑料文具盒，一本《新华字典》。如今文具盒早已不知去向，《新华字典》还珍藏在我的书橱中，成为我的个人历史见证。